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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他蒙的……”你紧忙解释道，“他确实没开过拖拉机。”
“不说这个了，他的刑期都快完了，”管教说，“大概还有半年多吧，他就可以出去了，不管怎么说，离家在外的，他还是个孩子。”
“这包东西您留下检查一下，看着能给他的就给他点，都不能给您就收下。”你边说也将一大包从北京带回来的东西放在管教的桌上，“这么大老远的能碰上个老乡不容易，您也就别跟我提什么纪律不纪律的，反正这东西我是绝不拿回去了，不行您就都给扔了。”
会客室里，你和黄方隔着一道铁栏对视着，然后不约而同地冲到铁栏前，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你瘦多了。”
“你也瘦多了。”
会客时间规定在半小时以内。你不停地说着，黄圆的情况、连里的情况，你把外面的所有变化都告诉了他。黄方始终专注地听着，清瘦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
“太好了！”他说，“这么说，咱们的好日子快来了。”
“你一定要好好服刑，”你叮嘱黄方，“半年多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
“你放心吧，我这里挺好的。”黄方说，“这几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想了不少事，想得最多的就是出去后该怎么活……”他说这话时，脸上带着一种令你难以读懂的神情。
再次见到吴歌是在一个周末的傍晚，约会的地点是在过去你教她游泳的伏尔基河边。
乳白色的浓云遮盖了大半个云空，风呼啸着，卷动着厚厚的云层。你沿着长满了牵裳的羊草、牛蒡草和斑黑的野草麻的堤岸走来走去，心中忐忑地不时向远处张望着。忽然，你看见吴歌正低着头越过田野，踏着湿草，急匆匆地向你这里奔来。快到跟前时她才抬起头，一眼看到了你。“迪克！”她高声喊着，风一样扑进了你的怀里。
她浑身上下洋溢着的青春气息令人晕眩，她的头伏在你的肩膀上，发梢蹭在你的面颊上，嘴里不停地呢喃着，“想死你了……想死你了……”许久，她才稍稍平复下来。你拉着她坐在堤岸上，望着脚下湍急的河水，述说着各自一年多来的经历。
“我去师里打比赛了，今天才回来。”吴歌说，“你猜我拿了什么名次？”
“冠军，”你说，“送给别人了。”
“才不会呢，我就是得了冠军，你猜对了。”吴歌说，“我前几天就听我爸告诉了我你回来的消息，我就想得到冠军，把它献给我的老师，献给我日夜思念的人。”
“太棒了！”你高兴地恨不得照着她那红扑扑的脸蛋亲上一口。“你进步真快，在体育比赛中，冠军总是最好的。”
“比赛中我总在想着你，想着你的坚强，想着你说过的话。”吴歌认真地说，“真的，我现在懂得了一点什么是体育精神，就是永不认输。”
沉默的钟楼 50（2）
风住了，月亮早早地挂在云团掠过后湛兰色的天际边。吴歌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像是要把存在心里的话一古脑地全说出来。你边听边感到自己的思绪越飘越远，耳旁的话音也变得遥远起来，似神女轻柔的絮语，令人置身于一种幸福的宁静中。你想，和这样一颗水晶般纯洁透明、年青热情的心发生如此真挚的接触，并得到她的无比信任，任何人都会激动起来，都会产生一种甜蜜的怅惘和一种油然而生的责任。
“你在听我说吗？”吴歌问。
“我在听。”你边说边轻轻地拿开吴歌伸向你面颊的手。
“我爸爸说，他要被落实政策了。”吴歌又问，“什么叫落实政策，是好事吗？”
“当然是好事。”你说，“真要是落实了政策，你可能还会跟着你爸爸回北京呢。”你说这话时，心中立刻想起了你在农村的父母。他们是否也有被落实政策的一天？
“那太好了！”吴歌高兴地一下子蹦了起来。“我要是也能成为北京人，那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现在连里不少知青都在办什么病退、困退，我一直就担心你也会走，会看不到你了。”
“不会的，一时半会儿我可走不了，”你说，“办理那些手续是很麻烦的，需要很多关系和门路。再说，你还没有高中毕业，我这个当哥哥的怎么也不能撒手不管呀，等你上了大学，我才会放心。”
“我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吴歌骄傲地一扬头，“但是我有你这样一个好哥哥，一个无人能比的好哥哥，这是班上的同学们谁都没有的。”
看着吴歌那口无遮拦，清纯可爱的模样，你觉得她真是可爱极了。
沉默的钟楼 51（1）
你是在1975年夏天当上了排长的。在异常艰苦的劳动中，你以双倍以至几倍的付出赢得了连长的赏识和战友们的尊重。那时，你并没有一个明晰的目标，脑子里空空如也，你用不停顿的、苦行僧式的、近乎体罚的劳动来填充、麻痹着空虚的自己，你看不到前途，不知道今后会怎样？每天晚上，当你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爬上土炕，都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睡眠里，像个动物一样，毫无思想地、日复一日地、机械地活着。
你不是没有思想，而是你不敢思想。面对危险，驼鸟将脑袋藏进沙堆里，而将对手们喜欢的它的身体留在外面任其吞剥。你也一样，面对自己无力改善的生存处境，你只好不去思想。那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几乎所有知青都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事件给自己的一生带来的是什么。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兵团长期实行的禁欲主义，露出了土崩瓦解的势头。另一方面，面对如此艰苦劳累的生活，知青们开始动用起了各种手段，泡病假、办假病历，私下里交换着对付各式检查和医疗设备的经验与心得，甚至自残，以达到能够办理病退回城的目的。有条件、有门路的知青家长们也纷纷开始活动起来，拉关系、走后门、力所能及地请客送礼，以达到将自己的子女办理困退回城的目的，一时间鱼找鱼路，虾找虾路，用各种贿赂手段消蚀着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给各自家庭和子女本人带来的磨难，开创着中国现代社会屡禁不绝、愈演愈烈、风靡全国的腐败先河。所有人都使出浑身解数，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一行列中，由此而汇聚成的巨大能量，从根本上撼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文革式的、空前绝后的就业体制。
你无奈地远离着这一切，因为你的黑五类出身、因为你的家境，使你无法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在连里，知青们人心思动，人心思变，都想在活动和变化中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达到各自梦寐以求的回城梦想。而你却只能用劳动来逃避着。
所以，当连长问你是否愿意带些人去鹤岗市为团里拉煤的车辆装车时，你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
鹤岗市在当时与其说是一个市，倒不如叫鹤岗矿区更为贴切。在那里除了煤矿之外，少有其他企业，一切都是围绕着矿区生产生活设置的。你记得在当时的鹤岗给你留下很深印象的有两多，一是在没进城时看到的坟头多，几乎所有的山包都被坟头占满了；二是进城后看到的小饭馆多，而且所有的饭馆都卖酒，像北京文革前星罗棋布在胡同口的小酒铺。
你们当时住在位于城市边缘的一个矿区内，矿井离生活区很近，矿工宿舍占据着很大的一片，基本上都是那种低矮破旧的、工棚式的房子。这个矿井是日本侵略东北时开采的，煤层丰厚，煤质优良。矿井很深，下面巷道纵横，最远的掌子面要乘电瓶车开出几十里地。
在你的带领下，你们一共十个人分为两个班次不分昼夜地为团里前来拉煤的车辆装车。尽管这活儿在外人看来又脏又累，但你们觉得比大田里的农活要轻省多了，毕竟这活儿还有个喘气的功夫。一来二去，你们同矿上的一些矿工们也开始熟悉起来，主要是些年青的矿工。趁着没有车来的时候，你曾数次下到矿井里，同那些矿工们一道干活。当时采煤的主要工具是风镐，端起几十斤重的风镐刺向坚硬的煤层，那种剧烈的震动会使你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跟着颤抖不停，一天八个小时下来，生手会感到上井后自己身体的颤抖都停不下来，内裤都是湿的，因为尿液、甚至精液都会在你根本不知晓的情况下，从你那被震得除了麻酥而再没有其它感觉的身体里流出来。
矿工里和你最要好的是大白、二白和三白这哥儿仨，他们是亲哥儿们，都是在初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来到矿上干活儿的。三白告诉你，他死去的父亲是因为忌讳别人管他叫煤黑子，才给他们哥儿仨起了这名，小名大号全叫白。大白早已有了家，还有两个孩子；二白正在谈对像，光棍就是三白了，所以他同你们交往最多。三白告诉你，这鹤岗城里还有一多，就是寡妇多，造成的原因是矿区里几乎每个月都发生的工伤事故。在矿区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虽说不成文，但却被所有下井工作的矿工们遵守着，那就是每天下班上井后，必须先回家一趟，让你的亲人知道你活着上来了，才能够再去办别的事，任你喝得烂醉半夜回来都行，但绝不能让家里到了该上井时不见人影。
那时的鹤岗没有什么玩儿的，矿工们上井后最感惬意的便是喝酒，经常是上井后邀上几个哥儿们喝上一顿，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醒。不用养家糊口、兜里又有俩钱的，还可能去干另外一件事情，那就你是闻所未闻的嫖娼。你曾听说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曾在一夜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娼妓，但万万想不到在文革期间、在到处都是红色恐怖的高压之下，这里竟然会发生此等事情。然而，当你亲耳听到、亲眼见到了这些之后，你相信了这样的事实。
起初，你是在三白酒后听他讲起这种事的，你当时不信，他拍着胸脯说道，他马上出去，用不了十分钟就能给你找一个回来。你后来才知道，操这种行当的人都是暗娼，并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寡妇、矿工的妻子。在男人死了之后，家中断绝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在改嫁不成又得养家糊口的情况下，完全是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同时也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搭帮套”。这种情况是男人虽没有死，但因工伤致残，无法再继续下井挖煤，失去了劳动能力，虽说能从矿上领到一些工伤补助，但数目少得可怜，根本无法维持生计，这种人家里的媳妇如果被哪个光棍看上，自愿前来帮助，并成为家中的一员，就形成了“搭帮套”，也就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同时吃在一锅里，睡在一铺炕上。
沉默的钟楼 51（2）
时间长了，你了解到三白也有一个相好，是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二十四岁，比三白还小两岁。三白以自己的收入暗中接济着她家的日子，已经有一年多了。三白对你说，自打这个小娘们嫁到矿上的那天起，他就看上了她，所以在她丈夫在井下被砸死后没多久，他就爬上了她的炕头。他知道她是暗娼，除了他之外她还有别人，但他却从不去管她，因为他知道仅凭自己有限的接济，根本无法维持她那个家。有时，他还会买上些酒肉拿到她家去喝，喝完便睡在那里。一次，三白和你在一家饭馆里喝了一顿之后，走到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