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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熟悉的地方。往北仅二十海里是江田岛海军学校，我的海军生涯就是在这里开始的。在这二十年的海军生涯中，我从海上和空中曾观察过风景如画的濑户内海的每一个角落，我对这个地区了如指掌。现在，当这些熟悉的地方从我面前掠过时，我不禁缅怀往事。突然，信号长通过话筒大声传达口令，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的飞行指挥所是在左舷中部，紧挨着它前面的是由舰桥和中央指挥所组成的舰楼，这是全舰的神经中枢。这时，机动部队（指第一航空舰队。——译者）司令部的全体高级军官，以及“赤城号”舰长及其幕僚，都集中在舰桥上，因为条令规定，通过狭水道时，舰上人员都须各就各位。
信号长的传令声刚落，飞行指挥所后面的小信号桅上就升起了四面信号旗。第一面信号旗是变换队形的命令。由于我们现在已经通过管子水道，我不用看其他三面信号旗就可以断定，下达的命令是让各舰摆成正常的航行队形。
在信号桅顶上，飘扬着机动部队司令长官的将旗（日本旗舰上的将旗，分为大将旗、中将旗。少将旗和代将旗，大佐衔任司令官的挂代将旗。——译者）。海军人员对于这类旗帜之重视，令我惊异。每个海军军官都盼望和梦想有朝一日升起自己的将旗来。此时，在日本海军中差不多有一百面这种旗帜，而其中的四面就在这个部队里飘扬。
突然，舰上扩音器宣布：“水道通过完毕（这里指久田子水道。——译者）。收起工具！恢复正常部署！（这个口令是指按正常部署表规定的内容执行。——译者）”为了最后欣赏一下逐渐远离的海岸，穿着白色军便装和绿色工作服的人们，开始涌向飞行甲板。大约二十来个刚刚交更（海军和商船用语，意为交班，在军舰和商船上，为了保证人员从事正常训练和作息，规定四小时为一更（即一班）。下了更的人员，可按规定进行有关的操练或休息。——译者）的无线电兵，来到飞行甲板上，脱掉衬衣，光着膀子，开始做体操。
第一航空舰队作战参谋源田实海军中佐从舰桥上走下来，朝我这边过来。他也是航空军官，是我在海军学校的同期同学。我俩是老朋友了。他在我身边的一把折椅上坐下，随手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
“听说，你在鹿儿岛病了，现在完全好了吗？”
“还没完全好。有时胃还痛。”我回答说。
“是什么病？”
“回到基地后，他们送我到陆军医院检查。医生好象认为是溃疡。他们叫我在一个时期内戒酒。可不好受！”
“哈，哈，怪不得你回基地后变得那么规规矩矩呢！”源田笑着说。
“是这样。”我承认他的说法，“我还没有完全康复。不过，我的飞行员身体都挺好。他们没有受到很多的洲练，但都跃跃欲试，信心很足。你们搞舰队小发准备，挺忙吧。”
“够呛！要求我们在结束南线作战的同时，就准备好这次行动。我们实在没有时间仔细研究这次作战计划。可不是吗，我们的参谋长还在为珍珠港阵亡的飞行员晋级的事而奔走呢！”
源田的最后这句话触及了一个令人不快的问题。袭击珍珠港后，立即给阵亡的九名袖珍潜艇艇员晋升两级，而且追赠了军神称号（原编者按：有五艘袖珍潜艇参加了攻击，每艇二人。有一个叫酒卷胜夫的少尉艇员；艇沉后被俘（因此未晋级和授称号），战后遣返回国。后来，他写了《我攻击珍珠港》这本书，谈了战时他在潜艇上的短暂经历和在美国的战俘生活。）。第一航空舰队曾力求给这次袭击中阵亡的五十五名飞行人员得到同样的晋级，但当局不批准，理由是人数太多。
我对源田说：“对这个问题，飞行员确实是很不满意的。可是，现在当局甚至还把击沉‘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归功于小小的潜艇。这真是笑话，因为那天在‘亚利桑那号’的外侧还停靠一艘油船，潜艇发射的鱼雷是不可能击中这艘战列舰的。再说，‘亚利桑那号’是‘加贺号’水平轰炸机第二中队投中两颗炸弹后，立即发生大爆炸的。
“我们并不想贬低这些袖珍潜艇和它们的艇员。他们当然有他们的贡献。但也应该考虑飞行队的士气。飞行队到底是舰队的骨干。如果在这次出发前给阵亡的飞行队员晋级的话，飞行员现在的土气会高得多。‘苍龙号’飞行队长楠木海军中佐一直在埋怨东京的上司存心向我们泼冷水。”
“我知道，”源田点头说：“军令部现在办事不够积极，联合舰队司令部似乎也没有象战前的那股劲头了。看来，只有我们的参谋长是唯一真正支持我们的。不过，他本该专心致志地研究这次作战计划，而不是搞这种事。”
“算了，我们现在至少是按计划出发了。”我说。
“是的，是按时出发了。”源田带点讥讽地冷笑说：“我们简直是把联合舰队的计划囫囵吞下去就匆匆忙忙出发了。问题是这个作战计划并不周全。不过我想，南云部队能够独当一面，把这一仗打好。至于别的部队怎么搞，那就随他们的便了。”
“你想得对。”我表示同意。“但有件事使我很担心，那就是这次出发的消息泄漏的情况。好象谁都知道。我认识的一位军官前几天去刮胡子，吃惊地听到理发师问他，‘这回你们要出去打一个大仗，是吗？’”
“理发师的消息总是灵通的。既然有那么多军舰停在吴港修理、装载补给等等，城里的居民总不免会知道我们正在准备出发。再说，我们有些部队显然在作御寒准备，这里还是夏天，就连傻瓜也能猜出我们快要到北方去打仗了。”
我把这次出征跟珍珠港作战在保密措施方面作了比较，指出前次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其严格。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源田回答说：“我们整个舰队必须在接到通知后这么短的时间出发。如果舰队先到一个地方，比如说，到马绍尔群岛停一个时候，等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后，再从那里出发。这样，我们就可能使敌人花更多的工夫去揣测我们的攻击时间和攻击地点，岂不更好些？”
我问源田，联合舰队在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考虑这个因素。
源田解柞说：“他们还以为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的计划早就制订好了，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想象为依据的。其结果是把他们给限制得死死的。”
我们的注意力这时转到头顶上的飞机。丰后水道是由吴镇守府佐伯守备队和吴海军航空队负责守备的。为了保障我们这支巨大的机动部队安全通过水道，佐伯守备队和吴海军航空队用全部力量清扫航道和搜索故潜艇。但舰艇飞机都没有发出警报。
到中午时，我们已经通过丰后水道的东段，进入蔚蓝色的太平洋水域。在舰队排成环形队形之前，各驱逐舰迅速疏开，进行反潜搜索。
在队形的中心，四艘航空母舰排成两路纵队，“赤城号”和“加贺号”在右，“飞龙号”和“苍龙号”在左，它们周围是由警戒舰组成的双层警戒圈。在内警戒圈，“筑摩号”和“利根号”重巡洋舰在航空母舰的左右斜角前方，“雾岛号”和“榛名号”战列舰在左右斜角后方。“长良号”轻巡洋舰和十二艘驱逐舰组成外警戒圈，以“长良号”为前导舰。
每艘舰上的气氛是紧张的。各反潜战位有全员部署，全体舰员都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战斗，甚至连留恋地回头一瞥越离越远的祖国海岸的工夫都没有。
为了避开可能跟踪我方的敌人潜艇，我部队以二十多节的高速驶往南东。不久，夜幕笼罩了整个海洋，我们趁天黑安全地继续前进。没有发现敌人潜艇，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艇已发现我们并向它们的基地报告情况。我们已经安全通过危险区，向作战目的地中途岛前进！
第二章 日本海军战略的演变一、战前的发展
要充分理解1942年5月下旬日本联合舰队灾难性出击的背景，既有必要回顾一下指导战前日本海军的战略思想，而且还得考查这种战略思想在太平洋战争我军第一阶段作战中的演变过程。
早在珍珠港事件多年以前，一般日本国民都知道，日本海军是以美国海军为假想敌进行建设和制订战略的，而日本陆军则是以俄国陆军作为假想敌进行筹划的。
可是，以两个国家为标准的这一方针并不是向来就有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日本陆海军还一直保持统一的一国标准：约在十九世纪结束之前，其假想敌是中国；之后约二十年间，沙俄填补了这个角色，这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根本改变了国际形势时为止。
日本因为参加了胜利的协约国一方作战，战后成为一等强国，这样，便成为从前的盟友美国在太平洋上争霸的对手。同时，俄国共产主义革命减轻了俄国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威胁，并使新建立的苏维埃国家在日本军事计划里退居次要地位了。
于是，1918年通过的帝国国防方针，相应地把美国定为头号潜在敌人，苏联为二号潜在敌人。从这时起，日本海军便按照这个方针来搞计划了。但没有多久，日本陆军便把苏联的崛起看做是它的大陆扩张政策的障碍，因此又把俄国当作头号潜在敌人了。这样一来，两国标准的备战方针一直实行到太平洋战争的前夕。
到1921年我进海军学校时，海军已经对它的未来的军官灌输“潜在敌人是美国”这样的思想了。这时，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是，海军主张南进，也就是说要同美国发生冲突，这和陆军要同俄国发生摩擦的北进扩张政策正好相反。
于是，海军便把最有前途的军官派往华盛顿充任海军武官，陆军则总是把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派到莫斯科任职。这种选拔已经成为惯例了。太平洋战争之初，
日本海军的中心人物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海军大将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都曾在美国首都工作过。还有不少其他的人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因此，我相信可以这样说，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约二十年间在日本海军中居领导地位的几乎所有高级军官，都具有准确判断美国海军能力的条件。根据他们这种判断，海军战略的防御思想形成了，并且终于成为帝国海军的实际传统。这种思想树立和保持得如此牢固，以致使海军的战略思想几乎僵化了。
这种防御思想最具体地表现在日本海军的独特舰型上。海军战略家们估计，一旦发生战争，优势的美国舰队非常可能到西太平洋发动进攻，帝国海军的任务则是在日本近海阻截和攻击敌人。因此，军舰的设计必须保证仿到在这种形式的作战小占上风。
为了使军舰获得最大的攻击能力和航速，决定了最大限度地削减舰上的生活设施、防御武器和作战半径（作战半径在这里指舰艇按贮油量扣除作战消耗和规定的备份油量，能够往返航行的最大距离，一般为续航力的三分之一。——译者），其目的是要使日本军舰比同类敌舰那怕多一门火炮或者多一个鱼雷发射管或者多一节航速也好。
船体设计也反映了日本海军的防御思想。从第一艘轻巡洋舰“夕张号”起，日本海军就开始建造从舰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