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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回本衙办公。政事堂是宰相议事之所，初设于门下省。凡是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均需经由政事堂会议议决，奏请皇上批准。可以说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
房杜二人作为宰相，当然参与政事堂会议，商量各类军国大事。他们协助太宗完成了许多重大的工作。
贞观初年，正是国家事务最纷繁复杂的阶段。不仅大政方针需要确定，许多具体的政策也要不断完善。魏徵虽然为太宗提出了治国的基本方针，但在国家政务的处理上，房、杜还是最重要的人物。太宗也把很多具体的工作交给他们去完成。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一日下朝之后，他将房玄龄召到便殿。
“玄龄，你最会识人，原来在府中就为朕选出不少人才。现在朕要差你去做一事。”
“请陛下吩咐。”
“朕近日读书，多见古人遗训，谓官在得人，不在员多。此言甚有道理。朝廷官员关键在于量才授职，而不在于人多。如果用的人合适，人员少也能办理各项事务；如果用的人不合适，再多也像在地上画饼，能看不能吃。目前国家机构臃肿，人员编制太多。应当并省官员，随才授任。这样国家方能治理好啊。”
房玄龄答道：“陛下说的很对啊。国家草创时，制度还不完善，不仅大量任命官员，而且授官手续还十分简单。这样势必会造成官员良莠不齐。臣觉得不仅要并省官员，还要通过具体规定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管理才是。”
太宗赞赏说：“卿言之有理。这事就交给你去办吧。”
“臣一定尽力。”房玄龄知道这件事情并不容易。
回到府第，杜如晦已经等候多时了。
“有大任务了吧？”杜如晦一见房玄龄的神情，就猜到几分。
“并省官员，唉！人事调整，最是难办。你也知道目前的情况。裁汰冗官已经是很棘手的问题了，还一定会涉及到太原功臣和秦府旧人，阻力可想而知啊。”
“陛下决心很大，只要于国家有利，定会获得支持的。我看你可以大胆放手去干。”杜如晦也明白其中的困难，但他还是充满了希望。
“为人臣子，自当尽力。”房玄龄轻轻但是坚定地说。
事情的进行并不顺利，如房玄龄所料，各种力量在阻碍着他。不过太宗的意见最为重要，房玄龄想明确地知道这位初登皇位的天子到底有什么意见。他去面见太宗。
为国家选贤才（2）
“玄龄，朕吩咐卿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回陛下，臣正在进行。原来秦府中许多旧人，因为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所以有很多怨言。他们纷纷议论，说那些前东宫和齐府的人都任官了，自己怎么反被排斥在外。”
太宗听了，便问房玄龄：“卿看此事如何处理？”
房玄龄心有所想，却答：“但听陛下吩咐。”
“人君当以天下为公，而不能为己之私产。古者治国，皆明此理。如今朕与卿等衣食皆出于百姓，怎能不为百姓着想？选贤才正是为了安百姓，为百姓谋福利。所以应当问的只有才能是否胜任，而不是新人旧人。并非朕不念旧情，可是如果单以私情为标准衡量，不问才学，岂是至公之道？”
一席话铿锵有力，字字珠玑。
言罢太宗看着房玄龄。房玄龄也看着太宗，心中无限欣慰。他原来担心玄武门的阴影会影响这位自信的少年，会令李世民缺少包容和公正，不能走上治国的正常轨道。现在来看，这已不成问题。
想及此处，房玄龄拜倒，长长说了一句：“臣明白陛下的意思了。”很久未起。
太宗上前拉起房玄龄，“任务很重，卿要多多费心。”
君臣二人都微微一笑。
最后房玄龄等人定京官文武共643人，裁汰了一批官员，大大精简了中央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
同时，房玄龄还编写了《唐律·职制》，对各种官员的违法乱纪现象作出了法律上的制约。比如，规定指出：诸官都有法定的员数。如果主管人置员过限或者不应置而置，多置一人杖一百，多三人罪再加一等，多十人徒二年。这样就有效防止了人员超编。同时，律文中还对官员贻误公事、办公出错等现象规定了惩罚的条款。而正是因为这些制度和法律的严格实施，贞观初年才出现了政治清明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太宗与魏徵同样也讨论过选任官员的问题。
当太宗提出要为官择人，不可滥进之后，魏徵则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想得到英才，必须认真察访他的言行。如果知道此人品行端正，那即使他办事能力不足，也不会有什么大害。但如果误用品行不好的恶人，危害可就大了。在乱世，用人只求他有才，可以不管品行；但是现在太平之世，就一定要才德兼备才行。”
魏徵提出的是一个用人原则的问题，但他并没有说具体怎么操作。而房玄龄则是制度的具体制定者和落实人。魏徵与房、杜的不同由此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确定了官员的人数，规定了每个职务的责任，还只是第一步。如果要真正做到“官在得人”这一原则，还要选择合适的人来担任不同的官职。
贞观三年（629），太宗对分别担任左、右仆射的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由此可知，为国选才，也是房杜二人宰相工作的一部分。
唐朝官员的选授，五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六品以下中低级官员在方法和程序上是不同的。五品以上官的选授不经过考试，是由宰相提名后，皇帝批准的。六品以下官的选授要通过考试，由尚书省吏部和兵部主持铨选。
房、杜作为宰相，自然要承担高级官吏的选授工作。并且杜如晦还兼任吏部尚书，负责中下级文官的任免。可见，房玄龄与杜如晦一直都在做着荐举人才选任官员的工作。
房玄龄本来就很善于发现人才，这在早年就表现了出来。所以太宗一贯很重视他在这方面的意见。
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到翠微宫暂住，玄龄当时在京城留守，没有同去。太宗任命了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不过又想听听房玄龄的意见。正好有人从京师来，太宗就问他：“房玄龄听说李纬拜尚书有什么意见吗？”
来人回答说：“房大人只是说李纬的胡须长得很好看，就没说别的了。”
太宗听后，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知道玄龄并不是很赞同，马上改授李纬为洛州刺史，不让他当户部尚书了。可见房玄龄的意见对太宗是多么重要。
为国家选贤才（3）
所以《资治通鉴》称赞他“明达吏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
为子孙立法度（2）
结合制度背景仔细分析太宗的人事安排，就能够发现太宗对房杜二人是多么了解，他用人是多么高明。如上所述，中书省主要职责是出谋划策，正可以发挥房玄龄善谋的特点；而门下省负责国家大政的决定审核，与杜如晦能断的性格吻合，“房谋杜断”在这种体制下可以充分展现出来。太宗的这种布局，使贞观初年许多政策的制定及完善可以最大程度地顺利实现，为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贞观三年（629），房杜分任左右仆射，太宗对他们说：“两位爱卿担任仆射，要多为朕访求贤才。听说你们每日要处理各种公文上百件，这样哪有时间去选拔人才呢？自今以后啊，小的工作都交给下面的人去干，大事你们再过问，多抽时间为朕挑选国家栋梁才是。”一番话点出了房杜的关键任务和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指导了他们的工作方向。
另外，太宗还对房杜给予了充分的信任。
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了一篇《拔士论》，文中指出一个人不可以担任数个职务，暗中其实是讽喻杜如晦等任职太多。太宗看了说：“玄龄、如晦不是因为有功才受到重用的，而是他们的才干确实可以助朕治理天下，师合难道想以此文来离间我们君臣吗？”下令将陈师合发配到岭南去。
贞观十八年（644），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留守京城，处理日常政务。并准许玄龄不用奏请批准，就可以直接拿主意，处理各种军国大事。在这期间，正好有人上访，声称要秘密告发一个人。
玄龄接见了他，问：“你声称要告发一人，那人是谁？”
回答说：“就是你房大人。”
房玄龄看着此人，想了一会儿，径直走出屋去，吩咐侍从：“派人将他送到皇上那里。”言罢便拂袖而去。
却说太宗听说留守房玄龄送来一个告密人，眉头一皱，很不高兴。一边命人持长刀站在旁边，一边叫那人进来。
“你想告发的人是谁？”太宗盯着他，问道。
“回皇上，是房玄龄。”
“果然是这样。”太宗自言自语，然后回头对持刀的侍卫：“拉出去腰斩。”
“陛下，还没有听草民要告什么啊，陛下饶命啊！”告密者脸色大变，连声求饶。
太宗也不理他，挥一挥手，让人将他拖了出去。
几日之后，玄龄收到太宗的来信，责怪他如此不自信，称“再有这样的人，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要因为与自己有关就有所顾忌。”
太宗对房杜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也是太宗自信的一种表现。君臣都如此优秀，也难怪后世常称贞观时期是君明臣贤了。
而更难得的是房杜二人同为英才，但都没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能够精诚合作，互补长短，共助圣君。房玄龄知道杜如晦能够决断大事，而杜如晦则明白房玄龄善于提出好计谋，双方都明白只有两人相辅相成，方能建立奇功。
贞观三年（629），太宗与群臣谋事。大家意见不一致，事情怎么办，迟迟没有决定。太宗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看看下面的人，说：“怎么杜如晦不在啊？他这个人最会拍板。快去召他来见朕。”
旁边的侍从得令，马上去请杜大人。一会儿工夫，人来了。
“参见陛下。”杜如晦一进来就拜。
“不用多礼了，杜卿家。正有一事不决，朕想听听你的意见。”
于是众人又将各自的意见说了一遍。杜如晦听罢，沉思片刻，说：“臣以为采用房大人的意见最为合适。其他办法都有不周全之处。”
太宗表示赞同，立即差人按房玄龄的意见去处理。
隔了几日，事情圆满解决了，太宗很是高兴。对着房、杜还有群臣说：“人言房谋杜断，果然不虚啊。”
的确，在国家政务的决策过程中，需要善于献策的谋略者，也需要当机立断的拍板人，房杜二人正是各当其任。两人这种相知基础上的合作，发挥了各自的才能，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气氛和人事环境，保证了政务处理的准确与高效。他们的合作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对方，既是贞观之治得以形成的条件，也是贞观之治成就的一种表现。
为子孙立法度（3）
可惜的是，贞观四年（630）三月，杜如晦就逝世了，离开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