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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⑥《火线剧社在冀中》，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⑦《冀中区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史料》，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3年铅印本。
⑧《年轻的时候》，韩启民著，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⑨《老骥忆烽烟》，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⑩《战时回忆三题》，杜敬著，手稿复印件。
《定县党史资料》，1984年第一期。
《人民子弟兵第十七团》，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七分区组编，1985年铅印本。
《连天烽火》，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革命回忆录》第8期、第10期、第17期、中共定县县委党史办铅印本。
《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林治波、赵国章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保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河北省保定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铅印本。
第六章 那个年月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1）
◇在历史专业书中，是这样叙述“五一”大“扫荡”的结局的：“五一”大“扫荡”，我方“伤亡减员达16000多人，群众被杀害、抓走达5万余人。至6月底，敌基本上控制了冀中平原地区，我军主力被压缩在中心区以外，一时不能返回。冀中根据地基本上变成了游击区及敌占区。”
游击区，那就至多只是“半个天下”了——白天是日本人的，晚上是咱们的；敌占区，则连半个天下恐怕都没有，只能是偶尔一往吧。
日军在大“扫荡”结束后，不像以往那样撤回沿交通线城市或大据点，而是留下重兵，驻扎在冀中乡村。日方文献声称：“在进行冀中作战时担负着‘军事上猛烈攻击’任务的各兵团，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各联队、大队在反复进行清扫作战后，逐渐转为中队、小队分驻形式，并设法加紧完成警备据点的自卫设备、交通通讯网的完善及隔断壕的构筑等等。与此同时，要一面开展对民众的工作及加强侦谍组织网，一面要逐渐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努力扩大治安地区。”
从山西调来参加“五一”大“扫荡”的日军41师团，“扫荡”结束后，就留在了冀中，并附属独立混成第9旅团等部，担任冀中地区的防务。直至1942年12月23日接到命令，41师团才调至太平洋战场，冀中地区的防务，则“大部分由独立混成第9旅团担任（司令部移驻德县）。”
用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日军驻扎在冀中，这本钱花得不小。一方面，用日本人的话说，这是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怕花了这么大力气，死伤这么多人才占据的冀中又丢了，一方面，据说日本人还考虑到中共方面有可能反击。日华北派遣军在1942年10月20日的《战时月报》中讲道：“中共失去了平原根据地，现秋收季节迫近，深感困难。因此，不难想象，为了打开局面，今后将会进行顽强的策动，企图发动第二次百团大战，力求重建中共北方局的平原根据地，以牵制阻止日苏开战。由于存在着不少迫使共军采取行动的因素，因而对其今后的动向仍然需要加以警戒。”又说：“中共失去冀中根据地后，又值秋收季节临近，局势更加困难。这时中共北方局发表了彭德怀建议的‘关于坚持平原根据地问题’的讨论事项，力图重建平原根据地。”
一方要力图夺回或恢复冀中平原根据地，一方则全力保住已占领的冀中平原。如此不难理解，为何在“五一”大“扫荡”后，日军仍在冀中地区保持着相当大的兵力，并采取“高度分散部署”，到处设据点，修岗楼，以肃宁县为例，“五一”大“扫荡”以来，日伪在县内新设据点几十个：5月2日，敌在石连城建岗楼，驻日军一小队，伪军一小队；6月：敌在景口据点增兵，驻日军一中队，伪军一中队；6月，敌人在大史堤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泥洞建岗楼，驻日军一小队，伪军一小队，伪警一小队；6月，敌人在何庄建岗楼，驻伪军一班；6月，敌人在曲吕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豆阎庄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吕庄建岗楼，驻伪军一班；6月，敌人在龙堂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西辛庄建岗楼，驻伪军一中队；6月，敌人在宋庄建岗楼，驻日军一班，伪军一小队；7月，敌人在后堤建据点，驻日军一中队，伪军一中队；7月：敌人在大阎庄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7月，敌人在窝北建据点，驻日军一小队，伪军一中队，伪警一班；……
日军在冀中修筑的炮楼、碉堡据《深县志》所载“深县境内伪据点碉堡一览表”统计，在冀中腹心区的深县，有敌伪据点、碉堡102个，其中41个，是“五一”大“扫荡”后新建的。这么多新建据点、岗楼，加上原有据点，几乎遍布全县角角落落。以前，日本人只是在县城及大城镇待着，许多偏僻点的村庄的村民，抗了几年日，和日本人都没打过照面。现在可好，日本人就在村里住着，一天到晚低头不见抬头见。
如此一来，汉奸、坏人还了阳，觉得腰杆硬了，落后分子更加消极，甚至投向日伪。中间态度的群众，也都顾忌重重。原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工作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岁月，说到一位抗属老人对他们说：“大侄女，侄子们，你们的家，都距这里不远，我给你们点钱，你们回家吧，在哪儿也不如守着自己的爹娘保险，平时抗日还行，这年头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再抗就危险了，听大伯的话，以后，日本人走了，你们愿意抗再出来，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这年头是日本人的天下了”，这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五一”大“扫荡”后的实际情况。不要说主力部队了，就是县大队、区小队等地方武装也不太好找。有的老人回忆说：“五一”大“扫荡”后的大城县“全县仅剩三十六七个县区干部坚持斗争，到处碉堡林立，公路如网，伪大乡、伪保甲和伪情报网在各村建立起来，鬼子以抓去的叛徒做眼线，驱使着以叛徒组成的宪兵工作队到各村抓干部、党员，杀人放火，横征暴敛，全县处于一片恐怖状态。”大城县是如此，其他各县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如当年任之光县县委书记的曹洪涛老人也说，县里在“扫荡”后只剩下几十个干部，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采访曹洪涛记录。
冀中作家徐光耀创作的小说《平原烈火》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鬼子、“皇协”到处跑，到处发横，爱杀就杀几刀，爱打就打几枪。抗日的政权都不见了，穿军装的八路一个也没有了，妇救会，青抗先，还有哪个胆大的敢提一提？各村都成立了“维持会”，都给敌人“挂上勾”了。看吧，满眼尽是敌人的势力：白天，满天都是膏药旗；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时间好像几天之间就倒退了二十年！在“倒退了二十年”这样的客观环境下，百姓们见不着我们的队伍，见不着我们的干部，只瞧见村口岗楼的太阳旗，只听见这个叛变那个投敌，也不由有些悲观感叹地说：“难道五年抗战就这样结束了吗？”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2）
■沙皇和列宁分家1942年秋天的一天，六地委地委书记张逢时来到44地区队驻地，并给大家带来一份“五一”大“扫荡”后第一次出版的《团结报》，大伙很久没看上报纸了，都争着抢着看。报上印着一行大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并登了一篇寓言故事，题目叫《沙皇和列宁分家》，内容是这样的：沙皇提出要和列宁分家，沙皇说：我给你一半庄园和土地怎么样，你要什么？列宁回答说：庄园我不要，土地我也不要，我就要老百姓，没有老百姓，我的革命就成不了功。冀中的老人们为什么对这么一则寓言故事记忆犹新，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呢？或许是因为，这虽是一则故事，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五一”大“扫荡”过后冀中的实情：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老百姓了……
那么，大“扫荡”后，百姓们又过的是什么日子呢？老人们说，都说“五一”大“扫荡”苦，其实，“五一”大“扫荡”过后的1942年秋、冬至1943年青纱帐起来之前这段日子更苦。说起那个年月的苦事、惨事，真是说不完。
先说物质生活的贫穷。日本人占了冀中，死命地搜刮，恨不能一根树枝也榨出油来。什么都要，什么都抢。鬼子一进村，后头跟着什么“砸锅队”、“敛铁队”、“倒油队”，砸锅队负责把各家各户的锅都给砸了，敛铁队负责搜集能找到的所有铁器，连铲子、小刀都拿走，倒油队是专管搜倒各家的煤油灯瓶的。至于粮食、牲口、木料、柴草，更是不在话下，统统拉走。鬼子从任丘县梁沟这么个普通村庄，一次就拉走80大车东西。从安新县端村，抢来的东西装满载重两万斤的大船三艘。
抢不走的就糟踏。5月16日，深泽县日军“扫荡”贾村，等鬼子走后村民们回家一看，村子四周及村内到处是火堆，烧的是各家的柴草、衣服、门扇、柜盖……院子里乱堆着烧焦的猪头，一团团鸡毛，大便、粮食，每家的锅和缸，都有两个以上窟窿。收拾收拾，几乎没一件完整可用的东西。
鬼子抢来的羊糟蹋完了还要勒索。百姓养的牲口，不管是牛、驴、骡，一个季度要纳税大洋5元，一年就是20元。不纳税，就得不到一个写着“保险版”的小木片（挂在牲口头上），可以随意被日伪拉走。养只鸡一季要交税5角，养条狗也要交税。牲口都要交税，人就更不用说了，良民像要交5角，户口册子7角，伪“自卫团”袖章7角。除了牲口、人，土地也得交税，每季每亩27元，还有什么“地摊”，每季每亩40元，结果地越多税越多，再贱的价钱，也没人愿买地。
除了这些死税，还时常有“活税”，即日伪找种种借口敲诈百姓。如宁晋县伪军向一个村要500个一样的老头去出工，村里派了500人去，但却遭了一顿打。后来才想明白他要的不是真的老头，而是印有“老头像”的十元一张伪钞500张。保定东郊的伪军跑到白庙庄，张口就让每家做100个人的饭，做少了，做慢了，马上拉出去枪毙。小家小户谁一下子能做出100个人的饭来，还不也是借故诈财。
日本人抢、汉奸们诈，真是弄得百姓们一贫如洗，无以为生。任丘县长村，百八十户人家，在“五一”大“扫荡”后，有粮能支持到过秋的有二三十家，能支持到过年的仅有三五家，其余的已断了粮，靠挖地梨吃维生。富户的生活水平都降到贫农的生活水平了。冀中的百姓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在美丽富饶的冀中大平原上，出现了讨饭、饿死、年青妇女断经、抛弃孩子等种种以往大灾年都没有过的事情。在束鹿县的旧城等地，甚至出现了买卖人口的人市。
如果仅仅是贫穷还好说，更要命的是在日伪统治下，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日本人惨无人道的奸淫妇女，变着花样的残杀百姓。
说起日本人奸淫妇女，一位老人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件事：1942年冬天，我正在任丘一带坚持斗争。一天，日本人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