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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帅容这个愿望，在“五一”大“扫荡”以前就已实现，只是因为十分区斗争残酷，未能如愿罢了。
原星说：“整个军区的情报网，在‘五一’反‘扫荡’前，除第十军分区由于1941年区内敌我斗争形势已发生了严重变化，仅建立了局部情报站外，已经基本形成全区网络，就是说冀中全区城市、乡镇和大村落敌已设点者均建立了情报站，各个情报站都在隐蔽地积极地有效地工作着，有些情报站的工作相当出色。”从仅重视邻近据点敌军的动向，到注意交通线上及更远处敌军的动态，这是思想认识上的进步，也是客观形势的要求。有的地区，没有冀中那么多“扫荡”，这一步走的就更迟一些，像冀南，是在1942年“四二九”、“六一一”两次大“扫荡”后，才提出注重战役情报。原星说，根据1941年晋察冀军区侦察工作会议的要求，冀中军区本应建立情报总站，底下各军分区建立总分站，每个总分站下又有若干个情报站。形成情报总站——总分站——情报站三级情报组织。考虑到冀中地处平原，敌情变化快，部队游动性大，又被敌点线分割的实际情况，冀中军区未建情报总站，只是成立了情报处，主管情报业务，底下各军分区则都成立了情报分站（十分区除外），形成情报分站——情报站这样的二级情报组织，与别的地区略有不同。当时，各部队都指派专人每天去军分区的情报分站去领取当日敌情动态情报。原星又说，根据1941年晋察冀军区侦察工作会议的要求，军区和各情报分站都十分注重搞日军的战略、战役情报。他说：“战略战役和重要战术据点，如当时的北平、天津、保定、石门、德州、沧县等是情报站的主突目标，但又容许两个以上军分区各自进行重复性的情报工作，如石家庄（当时叫石门）我之六、七军分区和太行一军分区、冀西三、四军分区都有自己的内外线工作活动。”
像石门、保定这些城市，都是敌伪的统治中心，要想打进去并站住脚，是十分困难的。说到冀中的情报工作，不少人可能会想起冀中作家李英儒创作的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及据其改编的同名电影。这部小说，就是李英儒根据他在保定情报站工作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而李英儒去保定，已是“五一”大“扫荡”以后的事情。1942年底始任冀中区党委敌伪军工作部部长的史立德同志，回忆起派遣李英儒去保定的情况，说：英儒同志接受任务后，很快带爱人张淑文同志进入保定，在他姐姐家落户，办好一切居住证明后，即迁入极为隐蔽的民房。于1943年春，在淑文同志协助下开始了保定站的工作。地下工作生活条件极艰苦，在此期间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不敢请接生员和进医院助产，不得已英儒把老母亲从农村接来照顾他爱人，孩子出生后衣、被都是英儒从他家拿来的。在“五一”大“扫荡”以后的1943年，到保定去从事情报工作，且如此艰难，“五一”大“扫荡”以前，就更为困难了。因而原星说，在1941年以后，虽开始重视派遣、情报工作，但“冀中军事谍报工作，建立时间较短，虽为当时对日斗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总是根底较浅，还未形成显著力量。”
在抗战期间，冀中谍报工作取得的最大成绩之一，是在1943年成功地获取了日军即将大规模“扫荡”路西根据地的情报。
除了保定工作站获取了日军即将“扫荡”路西根据地的情报外，据说石门情报站也获取了类似的情报，原星回忆说，当年有一位名叫王格非的同志，受冀中军区情报处长张存实的派遣，潜入石门。据说该同志先由一般职业掩蔽站住脚后，经过努力，最后打入敌宪兵特务系统，曾在1943年日寇对冀西山区（北岳区）要进行秋季“大扫荡”
时的重要情报，提前一周作了报告。
可见，在1943年时，冀中的谍报工作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已经能够准确地提供日军战役性行动的情报了。如此人们不禁会想，如果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的情报部门能够像1943年时一样，提前获取敌人即将发动大“扫荡”的情报，历史，或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然而，在1942年，冀中的谍报工作的水平比1943年要差一大截子，打入日伪核心机密部门的人几乎没有，最多也就是打入日伪的外围组织，像七分区情报人员孟鱼，打入正定伪警察局当了特务队长，另一名情报人员谷再兴，打入无极的特务队。李英，打入伪治安军六团。等等。而在1942年要判断敌伪增兵的动向，比1943年更难。因为在1942年，如果敌人增兵平汉路沿线据点，那么敌人是要“扫荡”路西呢？还是要“扫荡”路东呢？而在1943年，路东冀中基本在敌人控制之下，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扫荡”路西。
“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3）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说是冀中七分区情报站，在“五一”大“扫荡”前即已获取了敌人即将“扫荡”冀中的情报，当年任七分区情报总站站长的牛臻回忆说：“1940年6月，冀中七分区司令部侦察科（股）派张文盛到新乐县苏仙庄建立了藁无中心情报站，”“石家庄一直是藁无中心情报站的主要目标。1941年以后，建立了石家庄情报小组，由鲍俊德负责……冀中七分区要求藁无中心情报站，严密监视敌人动态，随时上报敌情，军分区首长还明确提出，要努力争取从石家庄获得敌人的战略、战役的重要情报。1942年春，敌人‘五一’大‘扫荡’前夕，藁无中心情报站石家庄小组负责人鲍俊德，通过内线人员，利用关系搜集到石家庄日军第八混成旅团要与一一〇师团换防，并在近期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即‘五一’大‘扫荡’）的重要情报。情报指出：敌人准备采取‘声西击东’的办法，打着窜扰冀西的幌子，实际要对冀中进行拉网式的大‘扫荡’，并要在这一地区建立大量炮楼、据点……情报站搜集到的这些敌人情报，虽然是零零碎碎的，但对部队反‘扫荡’和安全转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这段回忆看，冀中军区七分区的情报部门，早在“五一”大“扫荡”前即已知晓日伪军在平汉线一带大量增兵，频繁调动，表面上宣称是要“扫荡”路西，实际上是冲着冀中来的。而且，情报部门还指出，这次“扫荡”，不是采取以往“分进合击”的形式，而是“拉网式的”，也不同于以往的是，“扫荡”过后，日伪军要大量安据点，而不是返回原出发地。尽管这些情报是“零零碎碎的”，但敌人阴谋的要点，应该说是抓住了。
还有人说，在“五一”大“扫荡”前，不仅军队系统的情报部门获取了敌人即将“扫荡”冀中的情报，政府系统的情报部门也获取了类似的情报，不仅七分区首长获悉了这个情报，冀中区最高领导，也同样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五一”大“扫荡”前在八地委工作的罗玉川回忆说：“‘五一’大‘扫荡’后张国坚同志（时任冀中区公安部长）对我说：‘扫荡’前两天就给黄敬说了，敌人要‘扫荡’了，要做准备。他从内部掌握了情况，反映了两次。但黄敬同志没及时研究，注意不够。”
从上面两段回忆看，“五一”大“扫荡”前我方已知悉敌人的阴谋，似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在采访过程中，一些冀中的老人，包括一些当年在情报部门工作的老人，对此却坦率地表示怀疑。他们说：“搞伪军的情报容易，毕竟都是中国人，有些还套着亲戚，搞日本人的情报可不容易。”
“搞驻在什么乡镇据点的日本人的情报，总还有些办法，要想摸石家庄这样的城市里日军的情报，难度就大了。”
“就像天气预报，短期的好说，今天说明天有没有雨，好讲。中期的、长期的就不好讲，一个月以后下不下雨？谁知道？要是还要求讲清一个月以后什么地方下不下雨，这不就更难了。”
“时间一定要准确。情报搞到手了，是不是及时送出去了。送出去了，我们这边是不是及时收到了。收到了，首长是不是及时看到了。关节多了。”
“这个事情，我怎么没听说过？”
……
可以设想，有许多种可能性。比如说，或许当时许多情报人员被敌人制造的种种假想迷惑了，送上来许多份日伪军即将“扫荡”路西的情报。那份敌人即将“扫荡”冀中的真实的情报，反被这数量上占优势的内容不真实的情报淹没了。又比如说，也许送上来的那份真实的情报，证据还不是那么确凿，结论也只是情报人员的一种猜测，不是十分肯定，因而难以引起领导的注意。历史的真实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当年情报工作都是单线联系，黄敬、张国坚、罗玉川、鲍俊德等当事人又均已作古，故而在目前的确难以讲清，这也算是一件历史悬案吧。
情报工作多为单线联系，许多无名英雄的事迹直至今日，或许还不为人所知，也许当年有极少数优秀的谍报人员确曾打入日伪机密部门，获取过不少有价值的情报，报告给八路军总部或中共北方局以至延安。不过，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我方当时并不了解日本人“五一”大“扫荡”
的具体步骤和总体设想。不清楚敌人是要长期占领而非短期“扫荡”，不仅要消灭我有生力量，还要变冀中为“大东亚圣战”的基地。如果说我方在“扫荡”前就了解到这些情报，那么此后许多事情无法解释，李健说，“对敌人的计划和阴谋，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而是在斗争过程中逐渐明了的。”这恐怕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日军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在“五一”大“扫荡”
后曾感叹：“根据盘问俘虏的口供：中共方面早在3月间就觉察到我方此次作战的企图，并在4月20日发出了反‘扫荡’的指令。因此，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今天我们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应该说，这种“优越性”
主要来自百姓们无数双眼睛的监视，敌人各个据点，有什么动向，我们很快就知道了。我们的优越性就在于人民，而不是在于事先就获取了日本人“五一”大“扫荡”
的具体计划和真实意图。日本人作为异民族在中国作战，有许多困难。同样，我们要想获取异民族军队日军的情报，也不那么容易。
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1）
◇今天，每一位被称为军事家的人，大概都读过一百多年前一位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写的书：《战争论》。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胜利通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他认为，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较量。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值得指出的是，克劳塞维茨非常重视战争中的精神因素。他认为：“不能忽视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