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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后来被冀中百姓称为“拉大网”的做法，是不适用于山地的。据称，这是日军为此次“扫荡”专门研究的战术，并为此进行了训练。
在这次会议的最后，完全可以想象有这样一幅画面：几十颗留着平头或是光头的脑袋，几十双戴着眼镜或不戴眼镜的眼睛，都在望着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的手指在军用地图上滑动着，最终指定冀中。这时，他或许要对他的部下们简洁地说道：“如能全部控制冀中，则华北心脏之患基本已去，‘剿共’工作可谓初步完成。”
石家庄会议后，驻华北日军频繁调动，活动积极。
箭在弓上，已是不得不发。
头狼已经下定了决心，整个狼群跃跃欲试。
3月28日，日军人事局长富永专程来到北京，送交一级军功金到鸟勋章和授勋证书。并对冈村宁次说，此军功章本只能授予大将，这是鉴于攻占武汉前后的功绩，特予颁发。3月30日，是冈村宁次很得意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新闻公布我荣膺一级军功，并特别提到作为中将受此荣誉乃是首次。于是贺电、贺信频频而来，甚至有人赠送了贺礼。”同日，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这次“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在东亚总动员之参战体制下，首先完成其‘兵站’任务，以剿灭‘共匪’，确保‘治安’。”
参考文献：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1期、第50期、第2期、第12期、第22期、第9期、第23期、第39期、第24期、第30期、第10期、第44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1985年铅印本。②《从作战日志看中国事变》，（日）井本熊南著，日本芙蓉书房，1978年版。③《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卷。
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⑥《星火燎原》选编之五、选编之六、选编之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⑦《冀中抗战简史》，河北省军区编写，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⑨《反战士兵手记》，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⑩《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炎黄春秋》，1989年第5期。
《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连天烽火》，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冀中一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七项五年总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帅容回忆录》，1990年油印本。
《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我在之光县坚持抗战的岁月》，窦森瑜，石家庄1989年油印本。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昭和十七、十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
从冀中开刀（10）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第四章 等待狼群
“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1）
“形势是非常清楚的……”
日本人要“扫荡”什么地方，是会有种种迹象的。
从大的形势来说，日本人要“扫荡”某个根据地，一定要先千方百计地进行“蚕食”，压缩我们的活动地盘。冀中“五一”大“扫荡”自然也不例外。聂荣臻指出：“日本侵略军从1941年开始，就加紧了对冀中区的‘蚕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使冀中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和人口减少了约2/3。
形势是非常清楚的，敌人‘蚕食’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发动大规模的‘扫荡’。”
日方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载有《冀中地区敌情要图（1942年3月中旬）》一图。据老人们说，这张图反映的情况，大体上还比较客观。从这张图看，在当时冀中的形势已是非常严重。大块的根据地只有那么五六块，其中最大的一块，即习称为“深武饶安”（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的地区，东西不过百里，南北也不足百里。
冀中根据地南北两侧，被敌人“蚕食”得尤其严重。北边大清河北十分区所辖地区，1941年6月大“扫荡”后，已基本沦为敌占区，成建制的部队已难已立足。南边石德路两侧的六分区所辖地区，也被“蚕食”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东部不大的一块地方。西边“宁晋、赵元宁、栾城、藁正获等地区则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除有少数游击队从事隐藏活动外”只能不定期的派小部队（一、二个连）深入“赵元宁”地区进行短期的隐藏活动，大半也变为日本人的天下。靠近平汉线的九分区，潴龙河以西沿铁路线的高阳、蠡县、清苑一带，已是岗楼林立，公路深沟如网。日本人且已越过潴龙河，向肃宁北部一带“蚕食”。靠近津浦路的八分区，据老人们讲，当年在几个分区中，是顶敌人的“蚕食”顶得比较硬的，子牙河以东地区也仍遭敌“蚕食”。位于冀中腹心的七分区，也被“‘蚕食’了450个村庄，”连同安有据点的村子，占全分区村庄的1/3。只剩下约千把个村子（有的人甚至说最多只剩几百个村子）那么一块地盘，还算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我们在深武饶
日方资料载“五一”大“扫荡”前冀中地区形势要图安一带采访时，当地的老人们说，“五一”大“扫荡”前，这一带像点样的村子，不是住着队伍，就是住着机关。可见，当时我们的回旋余地已是相当狭小了。
说到地图，电影《小兵张嘎》的剧作者，当年在6分区锄奸科工作的徐光耀老人讲，1942年春，有一天他闯进分区作战室，猛然看见墙上挂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我们的地盘只剩下那么一点，十分震惊。心想这张图可得保密，除了首长和相关人员，任谁也别让看见，因为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真的会动摇军心的……“狼群”正在从四周逼近、压缩。
除了从大的形势判断敌人的下一步行动外，敌人要“扫荡”，还一定会有许多具体的征兆，如修路、抓伕、屯粮、调兵，等等。正如聂荣臻指出的：“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不足这个致命弱点，它要对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并不那么容易，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准备。要增加兵力，要囤积粮食，要部署军队，还要抓许多的民伕，为它承担给养运输。”
敌人各个据点抓夫、屯粮、调兵的情况，是不可能完全瞒过中国人的。这分散的情况层层汇报上来，冀中军区的领导人自然就会得到一个总的印象：某某地区的敌人是否增兵了，某某地区的敌人又要了多少民伕。等等。或许就在这个意义上，吕正操指出：“‘五一’大‘扫荡’前，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对敌情是比较清楚的，对当时周围日军的部署、调动，了如指掌。”
不过，从大的形势分析也好，从具体的征兆推测也好，都只能是我方的一种判断。要想知道敌方的具体部署、计划，则必须靠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
■石门情报站，一段历史悬案
日军是有重视谍报工作的传统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日本军队却是兵马未动，间谍先行。要进攻了，先派遣许多特务潜入进行侦察、配合。
土肥源、本庄繁、川岛芳子等谍报之“星”，与指挥作战的日军将领一样有名。而八路军缺少谍报工作的经验，尤其是缺乏在城市开展针对异民族军队的谍报工作的经验。
据当年任冀中军区侦察科长的原星回忆，冀中真正有了称得上是谍报的工作，那已是1941年的事，他说：“面对新的形势，给军事侦察斗争提出了新的要求，提高了军事侦察工作的效率，确保军事情报的质量，引起军事侦察工作组织上、方式上、手段上的一系列变化。”
愈来愈残酷的敌我斗争，使得八路军将领们懂得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懂得了情报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防备敌特打入我军内部，或是仅仅停留在优待俘虏的工作水平上，这些工作，严格地说，应当属保卫工作、敌军工作，而不是谍报工作。1941年初，晋察冀军区召开军事侦察工作会议，会上专门提出冀中要成立情报委员会，以加强军事侦察工作的统一领导。并要求冀中迅速建立各级情报站，以获悉日军战略性的战役情报为根本任务。随后，冀中军区又新成立了情报处，开展谍报工作。
在此之前，冀中没有一个情报工作的主管部门。
“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2）
各地区、各系统各自为战，同一处据点里，可能有这个军分区的“关系”，又有那个军分区的“关系”。同一个军分区或地区，又有党、政、军各个不同系统各自为战，同一个县城里，可能有城工部系统的活动，又可能有政府的公安系统的活动，还可能有军队的情报部门的活动，十分混乱。有的“关系”，既为军队系统工作，又和别的什么系统打进去的人拉上了线。如此一旦这个“关系”被捕，就很可能暴露、破坏我方几个系统的工作。当年在情报部门工作的老人们说，各自为战还带来这样的弊病：一个重要的“关系”，好几个部门、好几个系统都去争，结果我们自己人倒先争起来了。这些，都表明一直到1941年，冀中的情报工作，还比较简单，未走上正轨。
在此之前，冀中主要还是针对附近的敌伪据点开展工作，通过敌人调动、屯粮等迹象来判断敌人的行动。还少有针对敌人的战略、战役企图而进行的工作。帅容在谈到1941年春十分区遭受从远处用大车拉来的日伪军的突然“扫荡”时，曾很有感触地提到：“现在想来，我们当时的侦察工作有点近视，战略侦察不够，只知道周围敌人的情况，不知道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