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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评论就像一盆一盆冷水从他头上浇下来，不但浇到他的头上，也溅到同学们的身上，有些人便对他摇起头来，甚至从前佩服他的人也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了。
本来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供人评论的，从抱在母亲怀里就有人说：真俊哪，看这大眼睛！到会坐着，会走路，会说话，每长一寸都会产生新的评论。所以人本应该习惯于被人评论。不但应该习惯，还应该锻炼得能和那不公正的评论作斗争，有的应该顶回去，反驳，战斗，像鲁迅先生那样。；
但是塞上萧可不行，他又开始做噩梦了，在他眼前灿烂的前途没有了，闪光的未来不见了，一切又都开始灰暗下去。他在苦闷中开始研究自己的作品，越研究越感觉评论说得有道理，自己写的那些玩艺确实粗糙，确实艺术性很低，确实应该提高。他把自己的书摔到一旁去，看着那书皮生气：为什么画个破镜子呢？简直是不祥之兆。
他给他的叔叔写了封信，向他请教。叔叔回信也要他提高，刻苦地提高！于是他就猛读起外国名著。他专挑那些文字写得美的，技巧高的来读，读着读着，他对英国十九世纪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读他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为他那俏皮而洗练的台词所倾倒；他又读他的童话集《快乐的王子》，又被那宝石一样的光彩照射得叹为观止。当时王尔德虽然已经轰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还不多，他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位作家，加紧学英语。他的英语在中学时就开始学，进大学后又接着学，拿着字典可以看英文书。这时再一抓紧，勤奋加上他的聪慧，很快就能读懂原文。他直接给英国书店去信、汇款，把所有王尔德的作品，连同宣扬他那“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的论文，以及关于对王尔德的评论，都买来了。他完全沉醉在对王尔德的研究之中。
一九二八年的中国正是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战斗的时刻。一方面是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中国人民举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各派军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对革命人民进行着血腥的屠杀。
在这种形势下，北平的学生运动也正如火如茶地开展着。而塞上萧却真的“两耳不闻天下事”了。他一方面陶醉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里，一方面又沉沦在北平学生公寓的放荡生活中。放荡生活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本是一个母体里的双胞胎。王尔德认为在生活中已经看不到出路与希望，只有艺术是最真实的，最美的。为了追求这个美，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王尔德的主张和塞上萧那早有的灰暗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所以现在是一拍即合。
北平学生公寓住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塞上萧住的这个公寓就更多一些，因为都是朝阳大学的学生。对他们当中一些人来说，念书就是混张文凭，闹个大学毕业的资格。所以念书倒成了次要的，吃喝玩乐才是真格的。熟悉那时北平学生公寓生活的人都知道，旧社会享乐的一些玩意儿在那里面几乎都可以找到。赌、酒、女人，甚至抽大烟，在公寓都方便。没有一家公寓不是明文禁赌的，又没有一家不是公开聚赌的。如果你想打麻将，只要告诉伙计一声，马上就可以送上一副好骨牌来，只要头钱多打一些就可以了。女人呢，反正有钱就好办，伙计是善察人心的，他甚至会给你领个女学生打扮的姑娘来。半夜十二点过后，肚子发空了，要吃什么几乎是一呼就到。钱多的，伙计给你用提盒到饭店去提；钱少的门外就有馄饨、硬面饽饽；你又没钱又要喝酒怎么办？先赊着，四十枚花生豆，二两腊肠，一壶烧酒，就可以让你有半仙之体，甚至还可以腾云驾雾。公寓周围有不少靠着这帮学生少爷吃饭的，坐在屋子里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可以办到。这不是念书的学生，是书本里的蛀鱼，是书桌里的蛀虫，它们很小，很不显眼，但是天天在那里啮食，天长日久，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蛀空了。这是腐朽的旧中国的产物，你到这样的公寓里转一圈，真会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塞上萧和这帮“蛀虫”样的学生少爷还不一样，他还要研究他的王尔德，他还要思考问题，他还想写东西。但他和他们有时就闹到一块去了，甚至还闹得很凶。
这时李汉超已经参加党了。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于，斗争非常紧张，但他并没忘了这位颇有才华的老同学。他有时来看他，每来一次总劝他从这里搬出去，和他住在一块。塞上萧当然不肯。他们俩经常辩论，李汉超让他走出公寓，走出课堂，到斗争中去看一看。他则紧摇着头说：“我是搞艺术的，不是搞政治的。一个艺术家如果一沾政治的边，就会把艺术上的美破坏得体无完肤。；”李汉超一听这话，立刻就激动起来，两人就会争得面红耳赤。虽然如此，关系可从未中断，一逢节假日或星期天，塞上萧就去找李汉超，死活也要把他拉到馆子里去，吃上一顿好饭。不是塞上萧一个人不能吃，也不是非得李汉超陪他吃才有意思，而是心里惦念老同学的身体。他猜不准李汉超参没参加共产党，但他知道他是信奉共产主义的，而且正为之献身。他见老同学没早没晚地搞学生运动，有时顾不上吃顾不上喝，身体明显消瘦下来。一个人的信仰是不能劝阻的，主义认定就不好改变。塞上萧觉得，这正像他父亲信奉封建礼法、崇拜孔老夫子，他信奉唯美主义、崇拜王尔德一样，各有自己的理想。所以他根本不想去劝告李汉超，两人你搞你的政治，我搞我的艺术。但是对朋友的身体他却要尽一点责任，大责任尽不上，每隔几天帮他改善顿生活是完全能做到的。这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必尽的义务，如果遇上哪个星期天没找到李汉超，他就星期一再去，一直到找着为止。李汉超也明白他这份心思，所以就不推辞了，推辞也没用。本来李汉超自己也不是下不起馆子，他那地主家庭总给他汇钱来，但他一个钱也不肯乱花，他要买书，要救济困难同学，要尽可能地多交一些党费。而且他也真顾不上去讲究吃喝呀。
他们的关系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的枪声响后不久，李汉超就抛下妻女，赶到抗日第一线，参加东〕比义勇军去了。
塞上萧还原地没动。他大学本已念完，但他不愿离开那学生公寓，不愿离开已经过惯的北平生活，而且北平的图书馆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愿回吉林那个家。他的媳妇对他就像一块永远不散的黑云一样，随着他的心清在他头顶上飘来飘去，有时离得远些，有时离得近些，有时就顺着头顶压下来，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曾给母亲和两位执掌家业的叔叔写过好多次信，要求离婚，结束他和他媳妇那痛苦的生活，还给他们婚姻上的自由。可是每封信都遭到严词拒绝。他母亲甚至告诉他：这是他父亲为他办的亲事，要把媳妇“休”回娘家，除非让他父亲点头。唉！这真是从何谈起，父亲已经进入九泉之下，难道要到阎罗殿前去找他？而最后一封信更加厉害，竞附上上他媳妇的一段誓言：我幼读《女儿经》，长读《闺中训》，我明白德容言功与三从四德，我也知道好马不配双鞍，烈女不嫁二夫郎。我进了萧家的门，活着是萧家人，死了是萧家鬼，今生今世不和你“打霸刀”。
接到这封信后，塞上萧就再也不向家中提这件事了。也只有这时他才真正感受到中国这套封建礼法把人束缚到什么程度！有些人就像最虔诚的宗教徒那样，一生就以身殉道。
寒上萧不愿回吉林老家不等于他不惦念东北家乡。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对家乡的沦陷，人民遭受的涂炭，还是思念不已的。他送李汉超上火车的时候，曾泣不成声，泪洒胸怀。
九月二十一日，他从报上看到了日本大兵开进吉林省城的消息。他痛苦得连王尔德都研究不下去了。过不几天，王一民给他来了信，信上说：他准备马上就离开吉林，投笔从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去。信中愤慨地述说了吉林被汉奸熙洽出卖的情况。当时吉林省长张作相正在锦州老巢里给他母亲办丧事，军政大权完全操纵在满清皇族、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省督军署参谋长熙洽手里。九月十九日日寇刚一占领沈阳城，熙洽马上就和他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现在指挥一个师团侵略军的多门二郎联系上了。二十日熙洽下令将吉林驻军全部撤出吉林城。二十一日熙洽亲往土门岭迎接日寇司令官多门二郎，于是日本侵略者就非常迅速地，不费一枪一弹地开进了吉林城。
塞上萧看完了信气得咬牙切齿，他恨熙洽这个民族的败类，祖国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几乎想拿起笔来写一篇声讨熙洽的檄文。但是他没有，他不能这样做，他可以在心里恨，在嘴里骂，但不能诉之于笔墨，他的笔墨是他献身于艺术的工具，不能为任何政治目的去乱用。他从来就反对“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他认为国防和文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为什么要硬拉到一块去呢？用文学去干国防，不但国防干不成，连文学也干没有了。
塞上萧在心里筑起一道长城，把文艺和政治完全隔离开了。这道长城的地基，还是王尔德那“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
塞上萧思念东北，又不愿回吉林老家，怎么办呢？北平学生公寓终久不是长居久安之地。这时他想起了哈尔滨，那里是他的发迹之地，他的处女作《人生啊！》就是在那出版的。他觉得这个塞外的都市是可亲的，而且自己名字正叫塞上萧，命里注定要过塞上的生活了。于是他给在哈尔滨《北方日报》当主笔的叔叔写了一封信。叔叔回信要他立刻前往，一切都不成问题，工作也已安排好，就在《日报》编文艺副刊。叔叔说他已是有名望的青年作家，又在文科大学里深造了数年，《日报》能得到这样人才真要以手加额，高呼天助我也！
塞上萧非常高兴地来到了哈尔滨。以他叔叔为首的《日报》全体同仁热烈地欢迎了他。叔叔特意领他去拜见了《日报》董事长，社会名流卢运启。第二天《日报》就在显著位置上发了一条消息，大标题是“著名小说《人生啊！》作者，青年作家塞上萧前日抵哈，并将于本报任职。”副标题是：“本报董事长卢运启老先生会见塞上萧，给以非常之勉励云云。”
拥有大量读者的哈尔滨《五日画报》上也刊登了塞上萧的大幅照片。照片上的塞上萧叼着一个很大的烟斗，斜靠在一株枯树上，头发蓬散着，穿西服不系领带，衣襟敞着，眼睛微微眯缝着，作沉思状。如果研究过王尔德的人一看这照片，就知道他模仿的是谁了，照片也打上了王尔德的烙印。
几天热闹过去，塞上萧到《日报》去上班，没到一个星期，他就受不了啦。每天按时上下班，趴在桌子上一天到晚看别人的稿子，去为他人作嫁衣裳。刻板的生活，劳累的工作，坐在那里表就像定住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