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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来，林久治郎竟然指手划脚，以命令的口吻说：“我们日本就是不
准你们东北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张学良勃然变色，怒声喝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此时，林权助出来打圆场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
特殊权益，也是为张将军您自已着想。听说国民政府这帮人都有外国背景，
手腕非常毒狠，和他们打交道，找不出什么好处来。况且，张将军在东北是
唯我独尊，和他们合流后，你还能有比现在更好的地位吗？当然，你不必害
怕他们，只要你肯同我们合作，我们便会绝对支持你。”
说着说着，林权助就露出了“狐狸的尾巴”，以教训的口气说：“你的
父亲曾是我的挚友。因此，我对你有亲如爱子的感倩。愿向你进一言： ‘你
的想法十分危险！’”
十足的侮辱人格！张学良愤然而起，高声还击：“我和贵国的天皇是同
岁，我想要对阁下说的，只此而已。”
这次会谈共4个多小时。回来后，张学良立即召开了东三省保安委员会
会议，传达了谈判的经过，商讨了对策。
事后，他对白崇禧的代表何千里说：“这不是人受的，我，他妈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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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司令了。”他对王家桢说：“日本人太欺侮我们了！”并告诉门启官没有
王家桢的批准，不准日本人见张学良！这次交锋之后，日本帝国主义霸道野
蛮的嘴脸暴露无遗，张学良更加认清了日本的嘴脸，同时，更加坚定了服从
国民政府的决心。
日本的野心没能得到满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在这次交锋不久，林久
治郎回国述职，临行前又施展了引诱、骗人的伎俩。他对张学良说：“我们
日满关系这样的密切，可是现在还有些人为的障碍阻挠我们的亲善关系，那
就是：一方面是不合理的治外法权损害中国的主权；另一方面是中国政府不
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有居住权。日本政府为率先表示对张将军的好意，愿意
比各国提前放弃在满洲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只要张将军也允许日本人在满洲
内地有居住权的话。”
对此，张学良未加思索地就答应了。其实，这是日本的又一骗局，日本
当时在东北内地和非商埠地并无商租权，不可能租到房子。张作霖在去世前
的13年间共发了40多号训令，严禁日本人租用中国土地经商和中国人出租
土地给外国人。所以在东北地区根本不存在治外法权问题。而张学良答应了
日本的内地居住权，这正是日本多次要求张作霖未成而梦寐以求的。张学良
明白了日本的圈套后非常着急。王家桢建议张学良写一封亲笔信给林久治
郎，就说由于这次谈话很重要，担心翻译有差错，所以将谈话内容再扼要地
复述一遍，免生误会，此场风波才算平息。
在东北问题上，日本人真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然而，它却没有如愿以
偿。
蒋介石“二次北伐”开始时，在津浦线上遇到的主要敌人是张宗昌、诸
玉璞的直鲁联军。
直鲁联军是1928年初形成的。当时张宗昌任山东督军，李景林任直隶督
军 （后来褚玉璞接任了李景林）。为了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张宗昌和李景
林结成了直鲁联军。
张宗昌是山东人，矿工出身，后与土匪为伍。他有个外号叫“狗肉将军”；
又有人称他为“长腿将军”，因为他个子大，腿长。山东人民中流传着二句
民谣：“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
的张宗昌”。他是出了名的“三无数”，即兵无数，他不知手下有多少兵，
一时心血来潮，就随便封人为旅长、师长，有没有兵他不管；钱无数，他滥
发军用票，强迫人民接收，高兴时，给别人钱一下就是几十万；女人无数，
有多少姨太太他不知道，姨太太跑了他也从不追问，而且还可以随便和副官
调情打闹。当然，这难免是夸张之词，但由此亦可对他的品性窥见一斑。
褚玉璞原来也为土匪，追随张宗昌多年。二人互相利用，形影不离，狼
狈为奸。
张、褚二人从津浦线上败退下来以后，暂时驻扎在唐山一带。这时，张
宗昌声言要率10万大军开出关外整训。他向张学良提出要开到辽东半岛一带
整训，并将此地划为他的永久驻防区。其实，张宗昌是另有所图，他是企图
依靠日本的力量而图谋不轨。
对张宗昌的企图，张学良非常清楚。张学良当机立断，同国民革命军白
崇禧部南北夹击，消灭了直鲁联军，进一步取得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信任。
直鲁联军被消灭后，张学良纯化了东北军内部，减轻了内部的压力，对
早日实现易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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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和奉军撤往关外后，蒋介石和平接收了京、津地区。接着，在6
月20日，新疆督办杨增新宣布服从国民政府。这样，除了东北地区外，整个
关内都飘扬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来。
当时，蒋、冯、阎、李的四个集团军共有67个军又9个师，号称 100
万，而东北军只有40万人。但是，一方面由于蒋介石的内部并不统一，各人
有各人的算盘；另一方面又担心日本干涉，所以，蒋介石极力主张免用武力，
和平统一。蒋介石很清楚，他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矛盾重重，他
们之间的战争迟早要爆发。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同时更是为了取得处于举
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的支持，他竭力取得张学良的“好感”。同时他清楚地
认识到日本决不会坐视他挥师出关，担心“济南惨案”重演。在当时的日记
中，蒋介石写道：“东三省为我国重要国防疆地，乃日本势力侵入久矣，吾
措置办法，非慎重周详不可，否则，东西战略之导火线一旦爆发，不可收拾
矣！”
张学良回到沈阳的第二天，即发布公告，宣布了张作霖的所谓“遗命”：
“本上将军现在病中，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着派张学良代理。”
张学良就任奉天军务督办之后，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会上，张作霖
的结拜兄弟张作相被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相封建正统思想极为浓
厚，且讲究义气，视张学良为“先帝遗子”，因此坚辞不就，并竭力推荐“老
把侄”张学良担任总司令。于是，省议会联合会才改推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
总司令，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
7月4日，张学良发表通电，正式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在通电中，
他“敬以至诚之意”，向全国“父老”“倾吐素抱”，表示“国家大事，民
意所归，即国是所在。自今以后，以全体民意为准则，循序渐进，其一切制
度规章，悉采取众意，归于公决。……志愿所在，生死以之。”
在发表通电正式就职之前，张学良曾经发出一个和平通电，宣布与南京
国民政府停止一切军事对抗；蒋介石立即作出反映，在北京向日本东方社记
者发表了谈话，声明要用和平的办法解决东北问题。
为了表达诚意，加快“易帜”的进程，张学良派出了邢士廉、王树翰、
米春霖、徐祖诒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进关与国民政府磋商有关“易帜”的具体
事宜。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接见了他们。
双方均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东北提出的条件有：东北政治委员会主任由张学
良担任；国民革命军不得进入关外；南京政府不得干涉东北的军政；南京不
得在东北设立宣传分支机构；热河省划归东北管辖。南京政府的条件则是：
奉军必须出关；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服从三民主义；东北政治分会主委
由国民政府派人担任；东三省划归第六军区，军区长官由国民政府派任。然
而，蒋介石私下又表示，只要东北“易帜”和实行三民主义，其他一切问题
均好商量。接着，南京政府又派出代表刘光、张同礼等人到沈阳，商讨东北
的易帜问题。双方的接触越来越频繁。
当东北地区的“易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在一旁密切注视的日本也
在紧张地寻求对策。内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东北的局势，确立了只要张
学良承认日本与张作霖所订的条约，日本政府就承认张学良在东北的地位的
方针。然而，日本的如意算盘又一次地打错了。张学良巧妙地与日本周旋，
答复他们：“东三省政治，一依民意而定。东三省父老子弟如主改制，则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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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殊无权可以违抗。”
经过半年多的曲折经历，1928年12月29日7时，在奉天省府礼堂，东
北正式举行了“易帜”典礼。国民党政府派方本仁为代表监誓，各国驻奉天
的领事除日本外均参加了典礼。张学良发表了演讲，指出：“我们为什么易
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指日本）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纵，妨碍
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举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
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
典礼后，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人领衔发出通电，向全世界宣布：
“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
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此后，东北大地到处飘起了几万青天白
日满地红旗。中华民国至此宇廓一清，正式统一。12月21日，南京国民政
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
张学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明察时势，善辨是非，正如他所说的“南
北统一，人心所向”，冲破了重重阻力，毅然决然地“贯彻和平”、“改旗
易帜”，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着实可敬可贺，值得大书特书！
东北“易帜”后不到二周，即在1929年的1月10日，张学良在大帅府
老虎厅处死了杨宇霆、常荫槐，这就是名噪一时的“杨常事件”。
杨宇霆是清朝的末科秀才，后被选送派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他聪明好
学，比较有韬略，深得张作霖的赏识，先后曾担任27师参谋长，东三省兵工
厂督办，奉军总参谋长，江苏省督办，安国军总参议，奉军第三、四方面军
团联合军团长等重要职务，成为张作霖的“左右手”。张作霖甚至将个人的
私章都交给了杨宇霆。杨宇霆本人也自命不凡，以奉军的“诸葛亮”自居，
并把原来的字“邻阁”改为“邻葛”。
常荫槐和张学良同岁。此人亦非常干练多才，敢做敢当，自负不凡。他
曾担任“剿匪”司令部参谋长、军警执法处长、清乡督办、京奉铁路局长、
交通部代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