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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
我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自己的书本，离开了图书馆。
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根本就没有那个官员的影子，尽管我见到好几个穿类似西装的人拎着手提箱行色匆忙地经过我身边。
我回到旅馆房间，发现因为客房的一些实际问题，我的行李被人挪动了。我自己临摹的那几张旧地图和上午我不需要用而没有带走的笔记都不见了。我的手提箱被人动过，又重新弄得整整齐齐的。
旅馆方面说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我一整夜没睡着，聆听着外面的一切动静。
第二天早上，我收拾还没来得及洗的衣服和几本字典，搭船返回希腊。”
罗西教授又叉起两手，看着我，仿佛在耐心等待我对他的话表示怀疑。然而，是我的信仰，而不是我的怀疑突然受到了打击。“您回到了希腊？”
“是的，剩下来的整个夏天我都在努力忘记在伊斯坦布尔的历险，尽管我没法忘记它隐含的意义。”
“您离开是因为您———感到害怕了？”
“何止害怕，我感到恐惧。”
“可是您后来还是研究了那本怪书———或者叫别人研究了？”
“是的，主要是在史密森学会做了那个化学分析。但仅有那个分析也决定不了什么———加上其他事情的影响———我就放下了整个研究，最终将书束之高阁了。就摆在那儿。”他指了指书架的最顶层。“很奇怪———我偶尔想起这些事，有时觉得自己记得非常清楚，有时只记得些片断。我想熟悉可以让最恐怖的记忆褪色。有时———好几年里———我压根儿就不愿想起整件事。”
“但您真的相信吗——”
“如果他站在你面前，你又觉得自己还神志清楚的话，你会怎么想呢？”他倚靠书架，语气顿时相当激烈。
我喝完最后一口已经凉了的咖啡。很苦，沉淀物的缘故。接着问：“您后来就没再试过要搞清楚那幅地图是什么意思？或者它是哪里来的？”
“没有。”他停顿了一会。“没有。有几项研究我永远也不会完成，我确信它是其中之一。不过，我的看法是，这种有恐怖色彩的研究，像很多其他不那么恐怖的研究一样，一个人穷其一生才会小有进展，下一个人再接再厉，每个人在其有生之年做出一点贡献。也许数世纪前的三个人就是这样画出了那些地图，每个人都在前人的地图上加上一点儿东西。尽管我不得不承认，所有那些来自《可兰经》的驱邪警句都没能帮助我进一步了解弗拉德·特彼斯墓地的确切位置。当然，这件事可能毫无意义。他完全可能像罗马尼亚人传说的那样，葬在那个小岛的修道院里，并且像个好人似的一直在那里安睡———当然，他实在不是个好人。”
“但您并不这样认为吧。”
他又犹豫起来。“研究总要继续。不管在哪个领域里，不管研究的结果是好是坏，这是不可避免的。”
“您亲自去过斯纳戈夫湖吗？”
他摇头。“没有。我放弃了那项研究。”
我放下手中早已凉了的杯子，注视着他的脸。“但您还是隐藏了些什么，”我迟疑了一下，猜测说。
他又从顶层书架上取下一个封了口的黄色文件袋。“当然。谁会完全毁掉自己的研究呢？我根据记忆复制了那三幅地图，还保存了我自己其他一些笔记，那天我带去档案馆的。”
他把那个没有打开的文件袋放在我们中间的桌上，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在我看来，那轻柔和里面恐怖的内容不太相称。也许正是那种不相称，也许是外面仲春夜的降临，我变得更加紧张，问道，“难道您不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传承吗？”
“我祈祷上帝但愿可以说不。但也许这危险只是心理上的。如果我们不必思考恐惧，生活会更加美好，更加健康。你知道，人类的历史充满着邪恶的行为，也许我们应该带着眼泪而不是迷恋去思考它们。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对伊斯坦布尔已经记不太清了，我也不会再想去那里。此外，我感觉我带走了所有我需要进一步了解的东西。”
“需要进一步了解的东西？”
“是的。”
“但您还是不知道是谁绘制出那幅标明墓地现在或过去所在位置的地图啊？”
“是不知道。”
我把手放在黄色文件袋上。“研究这个我需要念珠，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辟邪物一类的东西吗？”
“我相信你有自己的良知，道德感，或者任何其他的东西，不管你叫它做什么———我愿意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能那样。我不会口袋里装着大蒜才出门，不会。”
“但是要有某种精神上的降邪物。”
“是的，我是这样做的。”他显得非常悲怆，几乎有些严酷了，“也许我错了，没有利用那些古老的迷信，但我想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而且我会坚持理性。”
我抓住文件袋。
“这是你的书。很有趣的一本书，我希望你能证实它的来源，祝你好运。”他把我自己那本犊皮纸封面的书递给我。我想他虽话语轻松，却没能掩饰脸上的忧愁。“两周后再来，我们再回头来谈乌得勒支的贸易。”
我一定是眨了一下眼睛：连我的论文听起来也不真实了。“好的，没问题。”
罗西收拾好咖啡杯，我把东西放进书包，手指发僵，不听使唤。
“最后一件事，”当我转身面对他时，他严肃地说。
“什么？”
“我们以后不再谈这件事。”
“您不想知道我有什么进展吗？”我骇然，孤独感油然而生。
“你可以那样说。我是不想知道。当然，除非你发现自己有危险。”他像平常那样慈爱地握了握的手，脸上流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悲伤，他自己努力笑起来。
“好的，”我说。
“两周后见！”我离开时他几乎是愉快地对我喊道。“给我带来写完的一章，或者别的什么。”
父亲停住了。我非常尴尬地看见他眼里有泪光。即使他不开口，我也不会再问他什么问题。
“你要知道，写论文实在是件很可怕的事，”他轻松地说，“再说，我们或许根本不该讲到这些。这是一个复杂的老掉牙的故事了，显然后来一切都还好，因为我现在好好地在这里，甚至不再是一个鬼魂教授，你也在这里。”
他眨了眨眼，镇定下来了：“最后是一个好的结局，像所有故事的结尾一样。”
“但是中间肯定有很多事情发生。”我勉强开口说。
我们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四处转了转，看看眼下的城市。在那些游客后面，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从未见过的男人在缓缓前行，有意和别人保持距离。他身材高大，阔肩，身穿黑色羊毛西服。我们在那个城市见过穿黑西装的高个子男人，但不知为什么，我忍不住死死盯住眼前的这一位。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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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因为觉得父亲对我约束太多，我决定自己去探索一下。
学校里的英文藏书相当丰富。管理员很客气，我和他们怯怯地说了几句，就拿到了想要的资料———父亲提到的关于德拉库拉的纽伦堡小册子。
原件图书馆没有———太珍贵了，在中世纪书库里工作的老管理员对我解释说。但他在中世纪德国文献目录里找到了小册子的全文，译成了英文。“这就是你要的吧，亲爱的？”他笑着说。“我是约翰·宾纳茨，”他接着告诉我，“你需要什么，随时叫我好了。”
我说这就是我想要找的资料，德拉库拉。谢谢。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悄悄走开了。
我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重读小册子的第一部分：公元1465年，德拉库拉做了很多可怕的怪事。他在统治瓦拉几亚（罗马尼亚南部一地区———译者注）期间，烧死了所有来他国家学习语言的男孩子，总计有四百人。他还把一个大家庭穿刺灭族，他的很多子民被剥光衣服，活埋到肚脐，然后射死。另有一些被活活烤死，然后剥皮。
第一页还有一个脚注，字很小，我几乎错过了。后来仔细一看，发现那是对“穿刺”一词的解释。注释说，弗拉德·特彼斯是从奥斯曼人那里学会了这种酷刑的。他施行的这种刺死是用一个尖木棍刺插入人的身体，从肛门或者阴部朝上插，直到木棍从人的口里或者从头部穿出来。
我合上书，穿了大衣回家。然而那一整天我都被折磨着，无法释怀，不是因为德拉库拉在我心中的恐怖模样，也不是那段对穿刺酷刑的毛骨悚然的描述，而是想到这些事情在历史上真真切切地———明明白白地———发生过。要是我注意听的话，我想我可以听见那些男孩的尖叫，那个被集体处死的“大家族”临终前的呐喊。尽管父亲对我的历史教育一直都很重视，但他还是疏忽了一点，没有告诉我这个：历史上的恐怖时刻是活生生的。
那晚回家时，我觉得自己陡然有了一股魔鬼般的力量，我和父亲作对了。
我进了书房，随手关了门，站在他椅子对面。
“喂，”他笑着对我说，一边找他的书签，“代数作业有问题了？”他的眼神已经流露出焦急。
“我要您讲完那个故事，”我说。
他没有回答，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打着。
“为什么您不给我多讲？”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对父亲是一个威胁。他看着自己刚才合上的书。我知道那样对父亲很残酷，我自己都无法理喻，但既然开了该死的头，就得讲完。“您就是不想让我了解真相。”
他终于抬头看我了，满脸都写着悲伤，深深的皱纹在台灯下一览无余。“是的，我是不想。”
“可是我知道的比您想象的要多，”我说，尽管我知道那话难免小孩子气。即使他问我，我也不会想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东西。
他双手交叉撑着下巴，说，“我知道。就因为你开始知道一点了，我只好把全部故事都告诉你。”
我满怀诧异地盯着他。“那就快讲吧。”我热烈地说，他又低上头。“我会讲的，只要我准备好了，我就会讲给你听的。但不是一次讲完全部。”突然，他冲口而出：“我没办法一次讲完所有的故事！你要有耐心。”
但他看我的眼神是恳求，而不是指责。我走过去，搂住他低下的头。
三月的托斯卡尼还冷风嗖嗖，寒气袭人，但父亲觉得在他结束米兰的四天演讲后，去那里的乡下做一次短暂旅行不错———我觉得他的职业就是演讲。这一次，我不用求他一同前往了。“弗罗伦萨非常美，特别是在旅游淡季。”
在步步迫近的夜色中，山庄显得很小，不过是大卵石垒起的一座低檐农舍，杉树和橄榄树环绕红房顶，两根倾斜的石柱表明这是进大门的走道。一楼的窗户里灯光闪闪。我突然觉得自己饿了，但又有一种幼稚的古怪念头，要在主人面前显得不饿。父亲从车厢里拿了我们的行李，我跟着他上了台阶。
“哈，这门铃还是老样子，”他满意地说，拉了拉门口的一根短绳子，一边在黑暗中把自己的头发往后抚平。
出来开门的人犹如龙卷风一样，紧紧抱住了父亲，在他背后狠狠地拍了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