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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评）
上海会议（1959．3．2—4．1日）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的批注中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赈“一般不算”的规定。指出“不对，应改为旧赈—般要算。算赈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纠正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毛泽东从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到具体政策的安排，到工作风、工作方法、无一不深邃，无一不详尽，无一不严格。有时苦口婆心，要求实事求是，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有时疾言厉色，说，我代表1000万队干部、5亿农民呐喊……。有时和风细语，要求爱惜农民一草一木，一鸡一羊。有时大发雷霆，说，“共产风”是偷、是抢、是贼、是剥夺劳动者。有时发怨言、发牢骚，说，你们不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去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有时耐心细致不厌其烦，亲自给刘少奇一些读书。
这些事实告诉人们，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顽症，必须下猛药，猛下药。毛泽东这样做，一则是要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引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同时也是为培养接班人煞费苦心。毛泽东既然选定了刘少奇、邓小平作接班人，就要手把手地教，给他们读书、讲道理，教他们工作方法、领导艺术……。毛泽东对属下的关爱、淳厚、善良、公正、无私，将如日月江河永远留给历史，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毛泽东的诽谤、中伤，说毛泽东“独裁”，是“暴君”……可以欺骗一些天真无邪的青年、蒙哄头脑昏庸的无知者，但在历史事实面前，必然是烟消云散，留下来的则是别有用心者自己的丑恶灵魂，而遗臭万年！
七、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1959年4月29日）
1959年4月2日一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81人，后补中央委员80人。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会议除讨论其他问题外，重点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文件。文件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规定要清理账目，“结清旧账”，进行退赔。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文件还规定供给制必须坚持下去。
毛泽东在会上就工作方法问题讲了话，他号召学习海瑞精神，提倡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讲话，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要言者无罪，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到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经过13个月的努力，人民公社运动终于纳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经过毛泽东的艰苦努力，迄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的发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基本上走向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受到了遏制。人民公社运动中所发生的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否认按劳分配、取消商品交换，大搞平均主义、大刮“共产风”和穷过渡的错误，在开始改正。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全党、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开始冷静下来。全党工作逐步走向正常化。
应该看到，中国共产的不少高层领导马列主义水平是比较低的。刘少奇不就是拿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去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吗？！搞社会主义革命不懂马列主义，岂能不把事情搞乱。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两本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8年一年间，毛泽东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他为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操透了心。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65岁高龄的毛泽东向与会者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感人至深，许多与会者至今念念不忘。毛泽东的不懈努力，稳住了当时全国出现的混乱局面。而更深远的意义则是全党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步骤！是一次在全党范围普及马列主义的伟大群众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初始，刘少奇是拿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徐水县去搞共产主义试典的。那时，许多人、许多高级干部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一时不能分辨是非，人民公社运动就是这样被搞乱的，经过这次群众性的马列主义普及运动，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清醒多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决对不应盲从，决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总之，人民的盲从性减少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增大了，上当受骗的机会随之而减少了。直到今天，这种作风还再发挥着作用。许多不愿盲从的人，都在努力地探求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
八、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的传统看法必须打破
对庐山会议一般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错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容不得彭德怀，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大肆渲染毛泽东独裁，打击彭德怀，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这些看法有失史实，有失公正。
评述庐山会议必须弄清两个前提：
其一，彭德怀的“意见书”所涉及的内容及其矛头所指。其二，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什么？离开这两个前提去评述庐山会议必然失去客观标准，而发生主观随意性，这就难免陷于偏见！事实上这种偏见竟成了一种习惯势力。
本书前七章以极其广泛的、大量的、确凿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左”倾错误的是刘少奇等人。既然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