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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国的莫里森也许能理解此时中国人的心情。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签订和约的最后期限，年轻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等人在没有接到政府拒签令前，拒绝出席签字仪式。此时，远在英伦的莫里森，立即给北京写信，表达了他的心情和看法：
和平条约全文，对中国来说，比她原先预料到的还要坏得多，简直是灾难性的。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活着的有地位的中国人，有足够厚的脸皮，敢于签署这个条约，除非，美国能够提供某种可为中国人接受的确实保证。然而，美国从前曾经在危难中把中国人甩在一边。中国人对此记忆犹新，可能对美国比从前怀有更大的戒心，不愿轻易接受美国的指导了。
……
在山东的中国人，因为有了这个和平条约，处境确实要比他们在德国人手下时坏得多。很难使他们相信事情不是这样。他们深信和平条约给他们造成损害。我再说一遍，我不相信有哪个中国人敢在条约上签字，除非准许他们在提出抗议，或者作出某些保留的情况下。
（以上信件均引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此时，莫里森已经重病缠身。不到一年后，1920年5月30日，莫里森在英国因病去世。去世前几天他对身边的人说：“此刻，我的一个希望就是回到中国。我不想死，但如果不得不死去，那就死在北京，死在多年来对我充满爱戴的那些中国人中间。”然而内外交困的中国北洋政府已经无暇他顾。他终于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人世。
1911…1919年第8节 民国，风雨飘摇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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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十一年。
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端纳、张学良夫妇、赵四小姐，应邀前往北京的英国公使馆赴晚宴。宴会后，张学良一行前往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端纳则回家休息。
凌晨两点，已经入睡的端纳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
打电话来的是张学良：“不好了！日本人打到了沈阳。快来。”
几个小时后，美国合众社驻北京记者德雷马•；贝斯和多萝西•；贝斯夫妇也被电话铃声吵醒：“日本人正攻打沈阳！”
打电话来的是端纳。
几年后。1937年8月8日，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目睹了北京的再一次沦陷：
一群被挑选出来的当地浪人和受麻醉的小贩，挥舞着旗子从日本使馆出来，川边将军就在他们面前沿着东长安街检阅他的坦克车队和军队。武力占领中国的古都，终于成为事实了。
同一天，美国作家、后来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工作的格拉姆•；佩克也在现场。他描述了这样的场面：
整个上午，一长排军队、卡车、坦克通过永定门（南门）开进城，他们先是耀武扬威走在中心大道上，然后分别占领中国军队撤离后的兵营。
我和红十字会那天在城外，没有看到这一进军的大部分过程。但我回来时，赶上看到了队伍的尾巴。哈德门大街上轰隆隆开着一队卡车，上面装载着食品和军火。车上都罩着用玉米秆、叶子编织的伪装网，风尘仆仆的驾驶员的钢盔上也伪装得像一个蒿茴袋子，里面撒满树叶和青草，还有花朵，造成意想不到的调情的样子。
1915年起日本就开始策划的阴谋，最终成了残酷的现实。
端纳还在继续他的路。“九一八”事变后，他陪同张学良访问欧洲，帮助张少帅进行戒毒治疗，以恢复健康。之后，端纳又成了蒋介石、宋美龄的私人顾问，在西安事变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再后来端纳为宋美龄所不容，愤而离开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日本军队设在马尼拉的一个俘虏营里隐姓埋名度过了四年，由此染上重病，战后被送到檀香山一家美国海军医院治疗。
1946年11月，端纳回到上海，立即被送进宏恩医院，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端纳知道自己的病情后重返中国，就是来寻找最后的归宿。
端纳死后，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他惟一的遗物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奖给他的一枚金质奖章。今天，在万国公墓里，我们已经无法找到端纳的墓碑。不过，人们可以找到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的墓地。当年，正是从宋耀如那里，端纳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从此开始了他与中国的密切联系。能与自己的老朋友长眠在一起，对端纳来说也是最后的安慰和温暖。
1911…1919年第9节 看莫里森档案
没有想到，2000年1月，离开悉尼那天，我在图书馆看到了莫里森的档案。
莫里森生于澳大利亚，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1894年首次来华，著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译本改名为《中国风情》）。1897年他以《泰晤士报》特派记者身份再次来华，在北京一住就是二十年。他曾是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后来虽离开中国，但在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那段风风雨雨的日子里，他又从伦敦前往巴黎，出任中国代表团的政治顾问。有这种特殊经历的人，他留下来的一切，岂能不让人感到好奇！
离开悉尼前往墨尔本的航班是在夜间，这样白天正好有时间到图书馆泡上大半天。陪同我的是旅澳画家沈嘉蔚。沈嘉蔚擅长描绘人物肖像，前几年他画的黄苗子郁风夫妇的肖像画，曾在澳洲全国油画比赛中获奖，此次黄苗子郁风在澳洲举办书画展，宣传册封面便选用这幅作品。
与嘉蔚一见如故。交谈中，他说他一直想画一幅莫里森的画像，并曾到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查阅过莫里森档案中的照片部分。巧得很，我正开始写题为“在历史现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故事”的系列文章，澳大利亚记者莫里森和端纳也在视野之内。嘉蔚对莫里森档案的描述，颇让我喜出望外。我当即决定放弃第二天的游玩，舍美景而直奔图书馆。
莫里森1920年在去世前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他所收集的资料诸物，捐给悉尼的图书馆。根据这个遗嘱，莫里森的遗孀宣布，当物色到整理和编选的合适人选后，这批档案即捐给图书馆，二十五年后公开。到1925年J。B。Capper共整理出两卷，但未出版。1946年，莫里森的长子同意将全部档案移交图书馆。后来Cyril Pearl 因撰写莫里森的传记，曾利用了这批档案。旅澳的中国学者骆惠敏博士整理编辑的《莫里森通信选（1897—1920）》，于197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八十年代上海出版了中文版。这些整理出版的通信，仅仅是莫里森档案中的一小部分，更有历史价值的大量日记，却因字迹难辨，整理难度很大，加之无专人编辑注释，公开出版尚待时日，它们只得静静躺在书架上。
莫里森档案已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编号，查阅十分方便。这批档案数量不少，约有几十卷之多，计有日记、信件、地址本、请柬、拜帖、菜单、票据、邮票、纸币、剪报、地图、艺术品等，应有尽有，由此可见莫里森此人颇有收藏的雅兴。这倒为后人了解他的经历和已成往事的历史提供了方便。翻阅他的档案，除了可以感受历史风云的变幻之外，更可以让你从那些不起眼的物件里，浏览一个世纪前的诸般景象。
查阅莫里森档案，手续并不复杂，办有借阅证的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填上有关卷宗的号码，管理员从档案库里拿出即是。我们先调出莫里森档案中的照片类卷宗。这类卷宗有十多卷，分为家庭、交往等专题，大约有上千张照片。
这些照片，生动凸现出莫里森在中国政坛活跃的身影。他珍藏的照片中，不乏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从政治家、革命家、军阀一直到各界名流，孙中山、袁世凯、李鸿章、辜鸿铭、张作霖、陈宝琛等，都有照片赠他。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冯国璋，在自己的照片上面用毛笔写道：送莫老夫人。这是他在北京廊房头条荣光照相馆拍摄的。1918年，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徵祥，送给莫里森的有照片和名片，名片上仅印有中法文两种文字的“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陆徵祥”的字样。这名片应该是他在巴黎和会期间使用的。看到这张小小的旧而发黄的名片，油然而生一种沧桑感。
在莫里森的照片中，最让我感到震惊的莫过于1910年的两张照片，这是一组关于海盗被砍头的照片，档案整理者为它们起的题目是：海盗等待处决。第一张照片上，五个中国人被五花大绑，在海滩上跪成一排，旁边是负责行刑的刽子手；第二张照片上，处决后的海盗倒在地上，几个头颅则滚在一旁。目睹此惨状，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在一个卷宗中，我意外发现了一封中文信，这是一位中国官员为即将到美国访问的莫里森写的引荐信，信封上的收信人是中国驻美参赞周大人。信中写道：“芝仁兄大人阁下：久不通信，念甚。今有伦敦泰晤士访员毛利生君因日俄和事特来美都。此君于此次战事最称有功于中日交涉，持论公允。弟与之甚好，特为介绍。将来和议开后，如有请其相助之处，不妨开诚布公尽情相告，彼必能竭力助我。毛君此行实我国之福也。附呈近来小照一纸，惠存有幸。五月卅日，黄中惠。乙巳五月三十日。”
不清楚黄中惠为何人，在几种不同的民国辞典中均未查到他的条目。不过，从他信中的语气可以看出他并非无名鼠辈。从他的信可看出莫里森当年在中国外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国官员心目中有着非同小可的位置。这封引荐信为何留在了莫里森手中，是他最终没有到美国去，还是在美国采访时没有找到周参赞，待查。但它毕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重要的史料。另外，大概因为它附有一张黄中惠照片的缘故，故在整理时未被归入通信部分而归入了照片类。
虽来不及查阅照片之外的其他更为重要的档案，但我还是借出1919年5、6两月的卷宗，我特别想知道，当五四运动发生时，出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莫里森，到底在巴黎如何活动，他的档案中会留下哪些有意思的材料。
这两个月的卷宗不包括日记，只有一些剪报和来往信件。奇怪的是，这些剪报和信件中，并无直接反映北京发生的事件的内容。失望之余，我随手抄录下来的几个细节，仍可作为时代大场面中的几片花絮。
5月1日这天，莫里森接到中国代表团的Chengting Wang的明信片，上面说取消原定于5月4日举行的晚宴，时间另行安排，希望予以谅解。“Chengting Wang ”即王正廷，他和陆徵祥、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等是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信中没说为何取消5月4日的晚宴，随后几天的史料中，也无另行举行宴会的记载，是否与北京5月4日发生了学生游行有关，待查。
5月4日这天，莫里森收到华英普兴银公司总裁的来信。该公司希望约定时间与莫里森见面，商谈他们即将进行的对北京的访问，以及该公司新的对华投资计划。
6月7日， 英国的Brighton Standard 报刊登一幅莫里森生病期间的照片，图片说明写道：担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