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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武汉，还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在许多外国人眼中，这是中国人民抗战热情最为高涨的时期，也是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最好的时期。
贝特兰后来在他的中国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1938年初春，国民政府连同它的中央各部和政界要员已西迁重庆，但蒋介石委员长的总部仍在汉口。许多部门的首脑人物也在这里。周恩来不仅是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而且是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严阵以待的汉口每天都遭到重轰炸机的轮番轰炸，蒋介石夫人的空军残存的飞机和由美国、意大利和俄国驾驶员组成的混合机队时断时续地起来保护这个城市，它变得越来越像马德里了—— 一座真正得人心的前线都城，它不像被放弃、遭蹂躏和摧残的可怜的南京那样，而是放射着一股傲然屹立坚持抗战的光辉。
史沫特莱、路易•；艾黎、卡尔逊与周恩来在武汉留下下面这张合影。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一位记者去访问蒋介石。“几天以前，蒋介石告诉我，他与八路军的指挥官朱德将军的关系极好。他认为朱德是一位最有才干的指挥官。”在这样的时刻，几乎所有外国记者都对领导抗战的中国政府和他的委员长蒋介石充满信任和热望，就连曾经批评过他、鞭挞过他的一些人也不例外。
曾经是英国共产党员的阿特丽这样形容他：
不出几年以前，我们都把蒋介石看做无情的权力攮夺者，而在今日却不但是一个民族英雄，而且显然是一个伟大人物，或者可以说是只有他才能够统一外受列强压迫、内遭封建势力阻挠的庞大中国。共产党曾经想要由他们自己解放中国，脱离地主、高利贷者、资本主义的剥削者，以及一切帝国主义列强，现在却希望在和他们苦战了十年的那人的领导之下得到民族解放。
这种好感在不少人心中，延续了好几年。
史沫特莱三十年代在上海曾经是宋庆龄的亲密朋友和助手，1941年当她见到宋美龄时，印象也极佳：
我们见了面，我发现她非常聪明，有教养，有魅力，有高雅的趣味。……站在她身边，我觉得有点像瑟伯笔下忧郁的小狗。她善于词令，思路清晰，满怀信心。流逝的岁月使她另一个姐姐孙逸仙夫人变得苍老而忧郁，却在不断增强蒋夫人的自信和权力。
1940年7月，在一篇有关日本侵华三周年的电文中，白修德描述蒋是中国“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并称赞了宋美龄，说蒋那“柔弱的神采飞扬的贤妻，她的新生活运动给中国人注入了无尽的勇气”。
前方也有好消息传来。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颇让报道中国抗战的这些外国记者们欢欣鼓舞。伊文思他们高兴地爬上缴获的日军坦克。
史沫特莱写下了她和美国军官们的感慨：
直到那时为止，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被打得抬不起头来。这一仗虽小，却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我遇到几名曾经亲临战场的美国军事观察员，他们说，中国的北方军队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而落后的队伍，却打得惊天地、泣鬼神。一名年老的北方将军，他身体极胖，以至他的卫士不得不把他推上一个战略高地。他气喘吁吁地登上山头之后，就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移动一步。他像一尊勃然大怒的弥勒佛一样站在那里，直到中国军队开始撤退，他才又在卫士的帮助下离开那座山头，再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头。
远在美国的赛珍珠，1938年1月在美国一家电台评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她曾经生活过的南京，刚刚发生日本军队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痛苦和悲伤。这年年底，她因创作《大地》等以中国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显然与中国抗战爆发、世界关注中国有一定关系。在后来的岁月里，她一直活跃在援助中国的活动中。
一部《中国需要我们的援助》的纪录片，在美国广为放映，呼吁美国人为中国的抗战捐献。
1937…1943年第36节 雾重庆（3）
3
武汉最终沦陷了。民国政府沿长江向西撤退。
山城重庆成了中国民国的临时首都，人们习惯上称它作“陪都”。
在战时的重庆，江心的这个小岛，一时间在世界上出了名。它是珊瑚坝，是长江枯水季节重庆的机场。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天气十分恶劣按惯例不能飞行时，飞机才在夜间从香港起飞，这样可以躲过日本飞机的袭击。洪水季节，飞机再改到城郊的白市驿空军基地降落。那些年里，多少位影响时局的中外人士， 多少个来到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在这里走出飞机，登上山顶，然后，又走下山坡，走进飞机，在夜空中消失。
沿江边蜿蜒而上的陡峭石板路，令初次来到重庆的外国人感到既好奇又惧怕。不少人不能接受的是坐在滑竿上让人抬了上山。
过去做过记者如今被罗斯福委派来到重庆担任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拉铁摩尔，下飞机后，曾因不忍心坐滑竿，而让来接他的中国官员下不了台。
走下飞机后，我们穿过一条隧道，然后乘轿子沿着一段崎岖陡峭的小道登上重庆江堤的坝顶。由于事先未被告知，我本能地不愿让由人充当的役畜抬着，而是坚持要步行。这是我的失策之处，这不仅因为礼节上那些前来迎接我的来自蒋介石左右的贵人们，必须与我一道步行，而且在那时的重庆，任何“上流社会”人士，尤其是学者或官员，自己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是有失尊严的。
来到重庆的外国记者，一般都住由中国政府的国际宣传处提供的记者公寓。它位于长江南岸。后来几年里，这里成了他们的家。
1985年，这批四十多年后重访中国的美国记者，曾在此寻觅旧时的住所。但岁月变迁，这里已变得让他们辨认不出了。
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过这座公寓的情景：
重庆的记者公寓离南岸的开放港口区有两三里之遥。它位于这座毁掉了的城市的另一端，是在一座山上。那里有流亡政府的办公室、营房等，都延伸到战前这座城镇的垃圾场和公墓之上。记者公寓位于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大院里，自己就是个半官方的所在。我于1940年初秋去那里居住时，它原是一片用竹桩围起来，并饰以香蕉树的田地。其中有用木材和柳条搭成的两幢宿舍。
写这段话的记者叫格拉姆•；佩克，在所有外国记者中，他是一位特殊的人物，因为他不仅擅长文字，还是一个画家，所以，大家提到他时，常常要在记者身份后面再加上“艺术家”的称号。他第一次到中国是在抗战之前的1933年，他喜欢北京，喜欢到西部旅行，第一次中国之行，他创作了第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穿过中国长城》，书中还画了许多都市景物和风土人情。
第二次中国之行，佩克来到重庆，成了美国新闻处的官员，他创作了大量反映重庆生活的漫画和素描，这些作品后来成了他在1950年出版的著作《时代的两种类型》中的插图。佩克的朋友、另外一位美国记者爱泼斯坦非常推崇佩克的这本著作，他认为：“在许多外国人所写的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和战后中国的书里，这一本可称为经典著作之一。”他还这样评价佩克：“佩克是位画家。他的文笔一如图画，富有诗情画意。他有一颗善良美好的心，在作品中为了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而跳动。他有强烈的正义感，文章的表面虽显得平静和态度超然，颇有幽默感；但在文章的骨子里却燃烧着对于被践踏被剥削的中国人民的同情，以及对压迫者的愤怒。”
佩克的画描绘出了战时重庆的众生相，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画面。
在上面这幅插图上，他便画出了记者公寓所在的位置。
佩克和另外一位美国记者克利斯多弗•；兰德是好朋友，他将自己画的两幅中国人的肖像素描送给了兰德。兰德又将它们送给了儿子彼得。如今，它们挂在彼得客厅的墙上。彼得说，正是佩克和父亲他们在中国的故事和对中国的感情，促使他写作了《走进中国》。
彼得说这些话时，佩克的画就在他的身后，画中人物仿佛正在注视他，倾听他的谈话，两者之间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历史的连接。
4
无论记者或者其他外国人，重庆给他们最深的印象是连续几个月的雾。从初冬一直到第二年的初春，雾在长江、嘉陵江河谷漂浮蔓延，笼罩着整座山城。在这样的季节，阳光是人们的奢望。
抗战时期，外国记者成了雾都重庆生活的组成部分。
当史蒂芬来到重庆担任美国新闻处的秘书时，这位二十一岁的美丽姑娘迷住了这里的不少人。《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杰克•；威尔克斯由她产生了灵感，创作了一组摄影照片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这组照片题目叫做“《生活》在重庆的约会中”。史蒂芬被安排成一位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帕尔默•；霍伊特约会的姑娘。这是《生活》杂志的虚构：一对地道的美国人正好在重庆相遇，有了一段浪漫的接触。
史蒂芬和在重庆的共产党人也有交往。她认识了周恩来，她与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龚澎成了朋友。在外国记者眼里，龚澎是一位美丽、能干的女性。当战后史蒂芬有机会到上海去的时候，龚澎拜托她将出生不久的孩子带到上海，送到龚澎父母家中。这个孩子是龚澎和乔冠华的第一个孩子。龚澎把这张照片送给了史蒂芬，照片上的婴孩此时当然不会知道，后来他也会像父母一样，成了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外交官。他叫乔宗淮。
与共产党人的接触，颇让这位年轻的美国姑娘感到兴奋。她在写给朋友兰德的信中说：“我有不少机会见到许多共产党人，和他们交谈。”“我在他们那里吃过几次晚餐，他们到我们的地方来参加过两次聚会。我对周（恩来）将军个人有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很有魅力。有好几个晚上，我和他，和叶（剑英）将军及其他人一起谈话，他们的声音不是太大，因为他们的英语不太流利。他们总是把我看做‘把龚澎的孩子带到上海去的姑娘’来热情欢迎我。”
战后史蒂芬作为自由撰稿人，前往新疆调查国民党军队对当地少数民族的镇压，在返回南京时，死于一次原因不明的飞机事故。她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虚构的重庆时的浪漫，对于她，成了她短暂生命的美丽记录，她不再有可能叙述她在中国的见闻。
1948年12月22日，史蒂芬的葬礼在南京正式举行。参加葬礼的有重庆时期史蒂芬的美国记者朋友克利斯多弗•；兰德、格拉姆•；佩克等。史蒂芬的中国朋友叶笃庄也参加了葬礼。 墓碑是一块长方形大理石。碑上用汉字竖排刻着一段话：“一个好酒量的、年轻而勇敢的、声音干哑而谈笑风生的史蒂芬女士长眠于此。”
碑文是一首诗：
你走了，
回到你来自的地方；
但我们仍然活在
这血腥的、疯狂的、不幸的世界。
你知道，
我们将坚决地战斗到底，
永不罢休。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