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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义和团围攻北京使馆区时，是澳大利亚人、《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里森发出独家新闻，让欧洲人知道了在中国发生的危机；
还是这位莫里森，在担任袁世凯顾问期间，想办法将日本试图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密约内容透露给同行、也是澳大利亚人的端纳，使端纳发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
1927年，在广州、上海、武汉，一个个重要历史场景中，总是少不了外国记者的身影，斯特朗、希恩、瑞娜……他们亲眼目睹了大革命的悲剧，目睹了蒋介石、汪精卫、宋庆龄、鲍罗廷、陈独秀等一个个风云人物政治命运的大起大落；
三十年代初，在宋庆龄、鲁迅周围，汇聚着史沫特莱、斯诺、海伦、伊罗生等外国记者，是他们把蒋介石独裁专制的白色恐怖，向全世界揭露；
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从酝酿到爆发，居住在北京的斯诺、海伦夫妇都积极投身其中，直接发挥外国记者的特殊影响，斯诺亲自拍摄的游行场面，成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还是斯诺，冒险家一般走进陕北，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了工农红军依然存在的真相，拍摄了一大批不为人知的中共领导人的照片；
史沫特莱经历了西安事变全过程，她，还有贝特兰，把发生在西安的一切，通过广播，通过电讯，向全中国、向全世界报道；
抗战期间在重庆最有名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了河南饥荒和国民党政府腐败的真相，使访问美国一时风光十足的宋美龄，顿时失去了头上的光环；
一批批住在雾重庆的外国记者，纷纷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走进他们认为将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延安……
正是一次次爆炸性新闻的发表，这些外国记者不同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历史时钟的摇摆。他们走进了中国，他们的中国故事，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舞台上，他们是不可缺少的角色。
本书，将叙述他们的中国故事。通过再现他们的足迹，再现他们眼里的中国风云，再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使那些早已逝去历史事件、历史场面，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1900年第1节 紫禁城内外（1）
1
在北京东城的西裱褙胡同，一座明代建筑至今保存完好。这是明代兵部左侍郎于谦的故居。当明朝面临北方强敌的入侵威胁时，于谦竭力反对明廷南迁，并在北京组织团练，率兵出战，保卫北京。
从明到清，朝代更迭，岁月流逝，这座院落目睹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院落的主人不知换过多少次。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进进出出。他们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变化了的是人事，是历史。不变的是屋檐下的砖雕，是院中的石阶。
平静了许多年的这个院落，突然间在一百年前的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又成了北京的一个焦点。
1900年4月，义和团在北京的第一个坛口在这里成立，团员有一百多人。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于谦的千古绝句《石灰吟》，这些发誓“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团员们，也许正是因为于谦当年的业绩和这首诗，才特地来到这里集会，宣布北京义和团第一个坛口的正式成立。于谦写得好，“粉身碎骨浑不怕”，这些被强烈的“灭洋”情绪燃烧起来的人们，真的什么也不怕。
铺开晚清的北京城地图，可以发现，被北京的义和团选择作为第一个坛口成立处的于谦故居，处在一个颇有意味的位置。它与观象台和使馆区，正好处在同一条胡同延伸线上。观象台在东，使馆区在西，它位于中间。此时，观象台上传教士汤若望观天象的房子还在，而使馆区的平静、不可一世则很快就将被蜂拥而至的义和团彻底打破。
中国世纪之交最为动荡的时刻，彻底改变中华帝国历史走向的时刻，已经不可逆转地来临。
于谦故居里的这次聚会具体在哪一天，史书上没有记载，而是笼统地把北京城里首次出现义和团的日子定在1900年4月。
4月15日，一百多名义和团员在京郊的卢沟桥集会，散发了反对列强和反对外国教会的揭帖。4月29日，类似的揭帖也在北京城里出现了。在此期间，义和团假托在西郊温泉山煤洞中掘出了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著名军师刘伯温写的谶语：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怨不伸。石碑上还有这样的句子：义和明教，不约同心。迷信的义和团民众，更加确信自己是在奉天行命了。
这个月，北京城外国使馆里的西方人，第一次直接感受到了滚滚而来的义和团热潮的波及。从1898年在山东开始的“义和拳”，到1899年底才引起北京城的这些外交官们的焦虑和关切。在此之前的1月27日，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公使，曾联合照会中国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部门——总理衙门，要求清廷发布上谕，明令在山东和直隶立即采取措施镇压义和拳。
然而，一切已为时太晚。慈禧太后这位统治中国几十年的女人，一直在镇压还是利用义和团问题上摇摆不定。两次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实在已是软弱无力，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哪里找得出一个像样的强国方略，来与虎视眈眈的列强们抗衡？
失去控制的义和团，终于要在北京城这个过去令许多天朝臣民战栗、仰望的地方，无所顾忌地挥舞火把挥舞大刀挥舞红缨枪了。
于是，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们，亲眼目睹了发生在东方帝国的这场令后人评说不一的风暴。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代表各自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拥有不同的职业素质，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闻，也就成了中国世纪之交历史场面中重要的内容。
2
最早看到义和团挥舞大刀挥舞红缨枪身影的外国记者是意大利《晚邮报》的巴尔齐尼，地点是在天津火车站，时间是6月2日。
到5月底，义和团风暴已席卷北京郊区和天津、保定等地。由卢沟桥到保定的铁路路轨被扒，车站被烧，桥梁被毁，电报线被割断。5月28日，北京郊区的丰台车站也被烧毁了。5月31日，外国驻京使团紧急调遣数百名官兵来保卫使馆，5月31日，第一批军队乘火车从天津大沽抵达北京。列强们的二十多艘军舰集结大沽口外。一场战争迫在眉睫。
不少研究义和团历史的史学家认为，召卫队入京保护使馆，是造成战争危机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就在5月29日，清廷曾发布谕旨，命令官兵“剿灭”拒不解散的义和团，这是年初以来的第一次下达的明确指令。但外国使馆调兵遣将的举措，使清廷立即撤销了命令。6月3日，清廷明令停止清剿义和团。
官方与民间，在这一时刻，并非情愿地却无法避免地走到了一起。
天津周围外国军队与义和团的战斗已经打响。
巴尔齐尼是意大利军队的随军记者。在天津火车站附近，他目睹了俄国军队的一个哥萨克骑兵连迎战两千名义和团民的场景：
我们离他们大约三百码。他们的头上裹着红布条，让人联想起一个行进中的法国士兵团。他们的红腰带在阳光下闪耀。大刀在头上挥舞，红缨枪在飞动。突然，那些打头的，接下来是其他人，再接下来是所有的人，一齐跪下来作祈祷……
巴尔齐尼看到了一位义和团成员的死：
他挥舞着两把马刀，一只手一把，就像一个玩杂耍的人。接着，一枪打得他脸朝地倒下了，但是，他马上用膝盖支撑着身体，挥舞着马刀。又是一枪打来，他再次倒下，然而他用肘顶起自己，还在挥动那件武器，直到最后一枪使他永远倒在尘土中。
（转引自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
1900年第2节 紫禁城内外（2）
3
北京的外交使团被清兵和义和团围攻，是在6月20日。
这是1900年6月18日英国的《泰晤士报》，上面发表了该社驻北京的特派记者的电讯，这是外交使馆被围前来自北京的最后消息。
这位没有署名的《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是莫里森。这位获得过医学博士学位的澳大利亚人，在1894年仅花费十八英镑便完成了从上海到仰光的徒步旅行，第二年他出版了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由此而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报纸《泰晤士报》的驻华特派记者。当年，当莫里森身着中国服装，带着中国脚夫，开始他的横穿中国的行程时，绝不会想到，几年后，他会在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动荡中成为全球闻名的记者；更不会想到，他会爱上中国，并在中国旅居了二十多年，有一天还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顾问，深深卷入了中国事务，被世人称做“北京的莫里森”，而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一度曾被命名为“莫里森大街”。
当然，后来的一切，在1900年6月的这个时候，莫里森不会去预想。他和所有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外国人一样，被眼前的危机困扰着。
《泰晤士报》刊载的莫里森的这条电讯写于6月14日。
据莫里森的传记作者所写，6月13日，连接北面俄国的电报线路被切断了，这是北京与国外的最后一条通讯线路，连通天津的线路，已在三天前被切断。于是，莫里森决定找一个信差把电讯稿送到天津，他在日记中特地写明，为雇人送这条电讯，他花了二十两银子。他在电讯中写道：
一次严重的反对外国人的骚乱昨晚在这里爆发。城里东部一些最好的建筑被焚烧，数以千计的当地基督徒，以及由外国人聘用的佣人，就在距皇宫两里范围内遭到屠杀。对所有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夜晚。他们汇集在一起，由外国卫队保护。拳民焚烧天主教堂的东堂，这是所有教堂中最大的。如果外国卫队的援军今天仍不能到达，可以预料骚乱将进一步恶化。据可信消息尚无英国人受伤。
在18日《泰晤士报》发表莫里森的电讯两天后，20日，使馆区被团团围住，这里与外界的联系彻底被切断。被困的有外交官、卫队以及上千名中国教民。他们中间有两位记者，一个是美国记者克里尔曼，另一个便是莫里森。
莫里森仍在想办法把消息送到天津。
7月6日，莫里森在一张很薄的、只有五英寸大小的纸片两面写了一篇电讯稿，纸用油泡了泡可以防水，然后，把它藏在一个装有稀粥的碗里，交给一个年轻的中国教民。这个教民从墙上翻过去，假装成一个乞丐，试图混出包围圈。但他最终未能成功，天亮时又退了回来。莫里森取回了纸条，把它贴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保存了下来。这样，才使后来的史学家有机会见到它。
尽管莫里森被公认具有冷静的性格，但后来莫里森的研究者注意到，在写这张小纸条时，他还是流露出了紧张。开头一句，他写道：“自1月20日被中国军队包围以来……”他明显写错了围攻开始的日子。
4
北京的记者没有了音讯。为西方媒体提供消息的任务落在了驻上海的特约记者身上。
19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