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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突破，主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体现出来。
秦汉时期宦官
宦官的身份、地位性质在秦汉时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秦代由于时间短，亦曾出现宦官干政现象，但是宦官势力没有得到太多的发展空间。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之时，由于少府、大长秋两大宦官系统的设立，使得宦官参政开始有了制度上的保证，此时的宦官亦开始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并且逐渐参与到礼制、司法、军政等国家大事中来。
参与朝会。朝会制度，也就是朝议制度。秦汉时期，建立了由君主指示文武大臣朝会议决重大军国事务的制度。朝会一般由皇帝主持，有时亦由三公之类的重臣主持。参加朝议的人员一般包括公卿、列侯、大夫、博士等，议事内容包括立君、储嗣、宗庙社稷、边事、法制等，从参加人员及议事范围来看，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活动。秦代权阉赵高曾主持过朝会，东汉晚期，宦官主持的朝议活动更为常见。公元172年，汉灵帝召开朝会，令中常侍赵忠主持，“既议，坐者数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后汉书·陈球传》）。宦官主持朝会，表明宦官已经参与了中枢机构政治活动，大大扩展了宦官的活动空间。
察举人才。秦汉时实行荐举制，由公卿、列侯、刺史、国相等两千石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秦汉时代，察举人才职权逐渐为宦官侵夺。汉代的大长秋、中常侍，秩比两千石，本就有荐举之权。同时，东汉时期宦官利用权势，逐渐侵夺地方官员的察举职权。如蔡衍为冀州刺史时，“中常侍具瑗托其弟（具）恭举茂才”。由于东汉末年宦官擅权，地方长官“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后汉书·曹节传》）。通过以上途径，东汉的宦官实际上控制了人事大权，并间接地扩大了宦官势力。
主持典礼和祭祀。古代社会，典礼和祭祀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尤其是祭祀活动，非常庄重严肃，汉代以前“刑余之人”是不可能参与的。西汉时，还定制“宦者不宜入宗庙”。但到了东汉时期，开始突破这一礼制。据《后汉书·顺烈梁皇后传》记载：灵帝“拜虞大家为宪陵夫人，陈夫人为渤海孝王妃，使中常侍持节授印绶”。又据《续汉书·礼仪志》记载：“读策书毕，中常侍持皇太子玺绶东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谒者赞皇太子陈某，中谒者称制曰‘可’。三公升阶上殿，贺寿万岁。”甚至皇太后下葬时，使大长秋吊祠，“中谒者仆射典护丧事”。
侵夺内廷财务职权。内廷财务，本由少府主管，东汉时渐移至行官之首。灵帝时，公开卖官鬻爵。“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灵帝纪》）卖官之事，由宦官赵忠、张让主持，卖官的钱财，亦由宦官主管。宦官利用皇帝的信任，侵夺了财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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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于宫廷和朝堂之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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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手司法。秦汉内廷设有专门由宦官主持的监狱，如掖庭狱、黄门北寺狱。尤其是黄门北寺狱，只关押朝廷重臣、后妃宫女、内廷宦官三种人，凡是重大案件，都是中常侍亲自审理，然后直接向皇帝禀报。延熹二年，白马令李云上疏指责桓帝用人不当，“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昭尚书都护戟剑送黄门北寺狱，使中常侍与御史廷尉杂考之。”（《后汉书·李云传》）东汉宦官发动的“党锢之祸”中，大量的名士死于其间，其中包括太傅陈蕃。北寺狱的出现，标志着宦官势力开始插手司法部门，开历代宦官干预司法之源。
侵夺军权。历代禁军都是皇帝的亲信侍卫部队，非皇帝身边心腹重臣不能统领。宦官统领禁军，始于桓帝诛灭外戚梁冀。桓帝“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侯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灵帝时，曹节、王甫、蹇硕等宦官也曾统领过禁军。《后汉书·窦武传》：“曹节、王甫等人挟灵帝，劫太后……王甫将虎贲、羽林、厩驺、都侯剑戟士，合千余人，出屯朱雀掖门，与张奂等合……营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军稍稍归甫，兵降略尽。”灵帝晚年，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兼领禁军。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图谋剪灭宦官。蹇硕感到危险，便与中常侍赵忠商量，准备引诱何进进宫，然后诛杀他，但是赵忠出卖了蹇硕，于是蹇硕被杀。此时，袁绍劝何进乘机夺取宦官统领禁军职权，诛杀宦官。但是，遭到当朝何太后的阻挠，何太后认为“中官领禁兵，自汉家故事，不可废也”。结果，宦官先下手为强，在宫中杀了何进。
监察军队的滥觞。宦官监军，始于东汉桓帝年间。延熹五年，冯绲被任命为车骑将军，统领大军镇压南方人民的武装起义。这时，宦官擅权严重，时常以种种理由，克扣出征将士的军饷、钱粮，所以，冯绲请求朝廷派遣一个宦官作为监军，以保证大军能得到充足的军粮军饷。灵帝时，在剿灭黄巾军的官军队伍中，已经可以看到宦官的踪迹。东汉卢植在灵帝时拜为北中郎将，奉命讨伐张角。在攻打黄巾军城池时，“帝遣小黄门左丰诣军观贼形势，或劝植以贿送丰，植不肯，丰还言帝曰‘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帝怒”。可见宦官已经插手军队，不过他们还不能亲手指挥军队，只是作为观察使之类。
被授予荣誉军职。宦官孙程死后，东汉朝廷追赠他为车骑将军，并赐谥刚侯。桓帝时，宦官单超同样死后被追赠车骑将军。车骑将军，在汉代乃是极其尊贵的军职，授此军职对宦官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荣誉。灵帝年间，为此还闹出了一个大笑话。建宁二年，大宦官曹节得了重病，危在旦夕，灵帝以为曹节即将死去，于是“昭拜为车骑将军”，但不久曹节的病又好了，结果朝廷不得不把赠名收回。不过，曹节死后，还是被追赠为车骑将军。由此可见，此时宦官并没有真正掌握军权，只是获得一种荣誉称号。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宦官开始真正涉足军权，统领军队。宦官赵忠是第一个真正能行使车骑将军职权之人，而宦官蹇硕甚至还被任命为三军元帅，不过他并没有亲自统兵上战场，只是留守在长安。
汉代宦官，作为国家官员，也按照职务的高低享受不同的俸禄。大长秋秩比两千石，中常侍秩比两千石，黄门令秩比六百石，中黄门三百石。封侯的宦官还可以享受食邑特权，也就是被奖赏户民，作为私有家产。这些经济上的特权，是前代宦官不曾有过的。不仅如此，汉代宦官还利用手中的职权，大肆收受贿赂，进一步壮大自身势力。
收受贿赂，这是宦官最常用的方法。特别是东汉时宦官权势大增，外朝大臣为了摸清皇帝喜好，以加官晋爵，经常给上层宦官递送重礼。桓帝时中常侍侯览，“收纳货遗以巨万计”，积累了万贯家财。
明目张胆的敲诈。东汉后期，宦官专权，朝中大小事务都是宦官决断，宦官利用手中的权利，明目张胆地敲诈百官、百姓。灵帝时，下令天下郡县进贡木材给皇室，各郡进贡的木材运到洛阳时，负责接受的宦官乘机敲诈勒索，大肆中饱私囊。灵帝末年，渤海王刘悝因不肯贿赂宦官王甫，王甫大怒，诬告刘悝谋反，结果刘悝不得不自杀，他的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使女二十四人，都死在监狱中。
大肆兼并土地，是东汉宦官敛财的又一途径。中常侍侯览，“贫侈奢纵，前后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宦官张让更是持灵帝之宠信，“一书出门，便收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通过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两汉时期，主要是东汉的宦官积累了大量的不义之财，过着王公贵族般的骄奢生活。安帝时，中常侍樊丰，“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而中常侍赵忠的家园，建筑得像皇宫一样豪华，以致汉献帝后来在皇宫被焚毁后还到赵忠家住宿。
西汉时，宦官势力比较弱小，所以社会地位也不高。东汉时，尤其是东汉后期，宦官势力大增，社会地位也相应有所提高，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表现出来。
娶妻纳妾。宦官本是刑余之人，性功能遭到破坏，这在封建礼法社会，深为时人所不齿。宦官为了挽回社会群体对他们的蔑视，利用手中的权势和不义之财，也大量地娶妻纳妾。“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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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于宫廷和朝堂之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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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收养义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宗法社会的礼仪准则。东汉时期的宦官一方面是为了雪耻，另一方面为了使自己的庞大家产后继有人，开始收养义子。郑众是第一个收养义子并且袭封爵位的宦官，这只是特例，并没有获得制度上的准许。到了汉顺帝四年（公元136年），顺帝下昭，表示宦官可以收养义子、袭封爵位，于是宦官养子形成风气。
守丧建坟，这是宦官取得的一个重大突破。按照礼制，宦官作为阉人，是不可能守丧三年的。不仅如此，宦官还为自己预筑坟冢。按照汉代礼制，只有皇帝、诸侯王才可以预筑坟冢。
开办学堂。灵帝时，宦官创办了一所与太学相对立的学校———鸿都门学。“光和元年（公元178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汉书·蔡邕传》）学校主要教授辞赋、书法，凡进入的学生都受到朝廷的重用，可见是为了扩大宦官的社会基础。
魏晋南北朝宦官
魏晋时期，曹操目睹汉末宦官为祸之烈，因而当政时严厉制抑宦官。稍后魏文帝曹丕继承了这一政策。曹丕规定宦官不得出任外朝官职，同时内廷官衙的最高官职由士人出任，降低皇太后诸卿的政治地位，这些有力措施大大裁减了宦官的权力。
两晋时期，基本上继承了曹魏制度，虽然时有宦官与朝臣结党情况，但宦官一般未能担任外朝高官，基本上限于内廷事务，亦未形成政治性集团，特别是东晋士族势力大盛，宦官集团势力进一步衰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朝。
北魏时期，“阉官用事，大者令、仆，小者卿、守”（《通典·职官》）。宦官不仅拥有高官厚爵，而且其实际职权远远超出了内廷杂物。北魏，宦官专擅政务者不在少数，最烈者前有宗爱，后为刘腾。宗爱拥立吴王拓跋余为帝后位居元辅，“坐召公卿，内外惮之”。刘腾专政时，朝中九卿、八座重臣，亦须“旦造腾宅，参其颜色”。执掌中枢大权之宦官，并非仅宗爱、刘腾二人。宦官王遇曾任吏部尚书，赵黑曾出任选部尚书，继之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选部尚书。宦官出任吏部最高长官，执掌官吏，这在历代极为罕见。而且，北魏宦官也开杀戮帝、后之先河，权阉宗爱曾将魏太武帝拓跋焘杀害，刘腾曾在孝明帝时将灵太后囚禁起来，孝明帝亦无法相见。
干预军务，出任地方长官，也是北魏宦官一大特色。太武帝西征时，宦官仇洛齐“从平凉州，以功超迁”（《魏书·仇洛齐传》）。孝文帝南征时，宦官抱嶷“亦刺史随驾南征，常参侍左右”。北魏宦官出任刺史、郡守、县令的情况相当普遍，据余华青先生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