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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去处理，这才使李德下了台阶。”毛泽东挥挥手，让周子昆走了。
周子昆后来在延安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一九三八年一月任新四军副参谋长，一九四一年牺牲于皖南事变。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日趋活跃，开始抛头露面了。
西征开始的时候，尚未从恶性疟疾中完全康复的毛泽东，是躺在中央纵队的担架上过来的。他这个“加里宁”，本来就是个空头政府首脑，离开了中央苏区，连政府也徒有虚名。行军之事，“三人团”主宰着，容不得他过问。不过，这么一来，他倒有时间跟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以及在同一队伍中的张闻天经常交换意见。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中央红军的命运。在发生福建事变时，他曾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遭到拒绝。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即将西征之际，毛泽东给中央军委去信，建议红军主力出击湖南中部，“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他的建议，又遭拒绝。
在冲破国民党部队的第二道封锁线时，毛泽东曾对李德的指挥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指出，由于李德指挥失误，部队失掉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李德也不得不承认，“这段时间里，兵力强大的粤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在后面紧紧追赶，使得第五、九军团好几天都陷入损失巨大的后卫战斗中”，但李德辩解说，这个错误是由于“没有地图可循”、“情报侦察的不准确”造成的。
李德注意起毛泽东的一举一动。李德十分恼怒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因为毛泽东“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李德：《中国纪事》，第一百一十九页，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
湘江大败之后，毛泽东马上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挥，再也无法容忍他“崽卖爷田”了！过了湘江之后，红军的指挥权虽然仍在“三人团”手中，但“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第二百八十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只是湘江惨败之后，损兵折将，虽然过了湘江，蒋介石军队尾追甚急，无暇顾得上开会。周恩来答应稍微安定时召集会议，加以讨论。甩掉尾追之兵的唯一办法，只有钻进大山之中。所幸广西东北部有的是高山，何况那些沉重的印刷机、造币机之类，早已被扔在湘江东岸，红军的步履反而变得轻捷起来，就连那位唯一获准坐着轿子参加长征的“大知识分子”傅连暲，也不得不把轿子扔在湘江彼岸，怯生生地爬上了马背。
进了山，路变得又窄又陡。傅连暲回忆道：一天下午，部队走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这条路只有二尺宽，一边靠山，一边临河；山是一座高山，河又是一条大河，河面很宽，水流也很急，老远就听到河水哗哗地流……我骑着马走在这条路上，眼睛往河里一看，就好像站在高楼顶上往下看了一眼一样，不禁有些头昏眼花，连人带马跌下河去……傅连暲：《长征中的雪里送炭》，《解放军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幸亏，傅连暲掉在河边，水浅，被战士们救起。那匹马连同马背上的被子，全被激流冲得无影无踪。从此，这位“大知识分子”学会了步行行军。毛泽东把自己的被子让给了傅连暲，因为这位“红色华佗”曾是他的救命恩人。毛泽东裹着一床薄薄的毛毯，度过了那些艰难岁月。
红军进入了高高的“老山界”（地图上叫越城岭），这才算把尾随着的国民党军队甩掉了。陆定一写了散文《老山界》，如今被收入中国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夜里爬山，“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底下”。最陡处，“几乎是九十度垂直的石梯，只有一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如此悬崖峭壁，担架无法通行，不论是患肺病的邓颖超、挺着大肚子的贺子珍，还是上了年纪的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都是一步一步爬上去的……唯有身健力壮的康克清，在回忆长征时，说就像散步一样走了过来！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毛泽东在“飞行会议”中重新崛起 1
红军在桂东北高山密林中钻行，每个人的帽子上、背包上都插着树枝，以躲避不时在山上盘旋的国民党飞机。就在这些日子里，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忙得不可开交。他刚刚赢了湘江这一局，就赶紧“洗牌”，布好新的阵线。他在十二月二日，就已接到何键的电报，称红军“仍取萧克旧径，向西急窜”。蒋介石调兵遣将，布置新的“口袋”。因为红军“仍取萧克旧径”，以与贺、萧会师为目的，他便令何键在湘西红军必经之路上，赶修了四道堡垒防线。不过几天工夫，湘西一下子冒出了二百多座崭新的碉堡！蒋介石重新组织兵力，把原先分散的五路兵马编为两个兵团。他任命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集结了十五个师二十万兵力，以碉堡群为依托，摆好阵势，横刀立马，在等待着从大山中钻出来的红军！第二个“湘江之役”在等待着红军。如果红军这一回进入蒋介石的新的“口袋”，命运便是全军覆没！
蒋介石在南昌，谛听着从桂东北侦察机上发来的信息。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虽说他正在大山中钻行，他没有半架侦察机，却猜透了坐镇南昌行营的蒋委员长的心思。毛泽东历来是布好“口袋”让蒋介石部队去钻的，他当然也就很容易判断蒋介石会在“萧克旧径”上布下“口袋”——蒋介石毕竟是“口袋专家”了！毛泽东主张红军必须放弃与贺、萧会合的计划。
毛泽东在担架队里，把自己的见解讲给两位吃过洋面包的人物张闻天和王稼祥听，马上得到他俩的支持。历史真是富有趣味，在必然中存在着偶然，在偶然中存在着必然：张闻天在广昌之役后与博古产生矛盾，倒向毛泽东成了必然，却又那么偶然地在瑞金云石山与毛泽东同住一座古寺，而且那古寺中只住毛和张，促使了他俩的迅速接近！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便已为毛泽东辩护，倒向毛泽东也成了必然，偏偏又负伤躺在担架上，毛泽东也因病躺在担架上，担架队里朝夕相处促使了他俩的迅速接近！
王稼祥受伤，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他正在江西乐安县一个四面环山的谷冈村的庙里召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萧华等出席会议。正在开会，空中响起飞机轰鸣声，起初大家不在意，会议仍在进行。到了上午九时多，敌机又来了。这一回，响起炸弹爆炸声。王稼祥一看势头不对，对与会者说：“快跟我到外面隐蔽！”王稼祥第一个走出大门，仰起头来查看空中的飞机，就在这时，又一颗炸弹落下来。身后的周恩来大叫：“稼祥，卧倒！”但已经来不及，王稼祥在炸弹爆炸声中倒下，炸弹片飞插进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他被抬到瑞金医院，一位名字也叫彭真的大夫给他做了检查。限于当时条件，无法动大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不久，腹部化脓，成了慢性病。正因为这样，长征开始时，他只能坐担架……不过，那时的担架，只是两根长长的竹竿，中间绑着一个用草绳编织成的网而已。下雨时，则盖上一层油纸。在晃晃悠悠的担架上，王稼祥有长足的时间跟毛泽东交谈。他开始真正地了解毛泽东，日渐成为毛泽东的支持者。每当入夜，燃起了篝火。火光映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脸，他们越谈越兴奋。特别是毛泽东，夜间的精神特别好，白天则常在担架上睡得迷迷糊糊。李德不时关注着毛泽东，很快就发现担架队里那三颗常常挨在一起的脑袋，称他们是“三人核心”。红军终于从大山中钻出。
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便接到第四集团军行营的电报：“据报，昨晨长安营之匪，转向通道……”通道，湖南西南端的一个县，地处桂、湘、黔三省交界之处。那里确实是一条“通道”：向北可进军湖南，向西则可进入贵州，往南退则缩回广西群山之中。蒋介石接到的情报是准确的。红军一军团二师五团确实是在十二月十一日攻占了通道县城。翌日，在匆匆的征途中，一次“飞行会议”在通道县举行。“飞行会议”即“飞行集会”。那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街头，“左”派青年学生们常常组织“飞行集会”：一群人突然冒了出来，在街头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当国民党警察闻讯赶来，集会早已结束。那“飞行”是指集会的迅速、短暂。在通道举行的会议，由于迅速、短暂，因此李德称之为“飞行会议”——红军在通道县只逗留了一天，便急急赶路而去了。这次“飞行会议”，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史称“通道会议”。据邓颖超回忆，会议是在城外一个村庄里农民的厢房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三人团”，加上朱德，还有那“三人核心”。此外还有谁参加，不得而知。会议没有留下片纸只字的记录。不过，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倒是详细写及这次会议。不管怎么说，他是当事人之一，他的回忆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指薛岳所辖周浑元第八纵队——引者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毛泽东在“飞行会议”中重新崛起 2
李德把自己的意见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坚持早在瑞金时定下的路线，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师，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即贺龙根据地，新创湘黔川苏区。
李德的意图正是蒋介石所洞悉的。蒋介石正布好“口袋”，等待李德率红军钻进去，再来一次“湘江之役”。如果照李德的意见去办，等待红军的将是覆灭的命运。
毛泽东打破了自宁都会议以来的沉默，两年多以来头一回参与军事决策，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毛泽东要求改变红军前进的路线，放弃与贺、萧部队会师的原计划，改为进军贵州。毛泽东还是用他的“择弱军打”的战略，因为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兵”（另一“枪”是烟枪，即鸦片枪），是不经打的“豆腐兵”。
在李德的《中国纪事》中，这样写及：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指上文中李德的建议——引者注），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