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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去紫红色的长袍，穿上套头的列宁装，穿上马裤，李德变得十分潇洒。只是连续多日爬山，脚发炎了，肿得厉害。好在博古关照他初来乍到，尽量让他躲在“独立房子”里，以免个子如此高大、蓝眼金发的“洋人”在这见识甚少的瑞金乡下突然出现而引起轰动。就在李德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博古和张闻天便来和他作了长谈。由于博古、张闻天都能操熟练的俄语，张闻天还会讲英语，因此跟李德交谈，不用翻译。博古、张闻天在上海时，就跟李德常常见面，老朋友重逢，自然格外兴奋。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独立房子”的主人 2
博古说李德的到来是“及时雨”。因为蒋介石请来了德国顾问赛克特，正在挥师南下，进行第五次“围剿”，而李德的到来，给博古撑了腰——博古不懂军事，正需要这样一位来自德国的红色顾问，跟赛克特对抗。其实，在博古的心目中，李德岂止是顾问，而是要他成为红军的主帅！虽说，博古也很清楚，共产国际对于李德的职权作过明确的指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总顾问是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李德只是总顾问领导下的一位军事顾问。施特恩将军因故不能前往中央苏区，便把李德派来了。如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记述的那样：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即阿瑟·尤尔特，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引者注）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一九三三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行期
推迟到秋天……这就是说，李德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而且要接受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可是，李德刚到瑞金，博古、张闻天跟他的长谈，便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撂在了一边。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如此回忆：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
李德，一下子就要“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这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的权力，猛然间大大膨胀起来……李德是个化名，“姓李的德国人”的意思。他还有一个化名，叫“华夫”，“中国的男子汉”的意思。据说，他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父亲是会计，母亲是教师。父亲早逝，母亲无力抚养五个孩子，就把他送进了孤儿院。不过，他跟伍修权却曾说起自己是奥地利人。他的本名，据说叫奥托·布劳恩，他在德国用过“瓦格尔”的化名。
跟赛克特相比，李德在军事上的资历要浅薄很多。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十四岁的李德应征入伍，成为奥匈帝国军队中一名小兵，而当时的赛克特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两年后，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不久，“十月革命”爆发，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开始他革命的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成为骑兵团的参谋长，参加过街垒战。一九一九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他曾两度被捕。一九二四年，他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就在这一年，他成了新郎，跟奥尔加·贝纳里奥结婚。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其妻三个月后获释，而李德被摩托囚车送入莫阿比特监狱之后，受到了严密的监视。那是一幢五角星状的大楼，四周用五米高的围墙团团围住，岗哨密布。每天，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做着用钢丝穿珠子的单调的工作，而他却还能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俄语和英语。如此度过十八个月后，他居然成功地越狱。德国警察到处张贴悬赏五千马克缉拿李德的布告，但他已秘密地逃往苏联。
一九二九年春，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后的一九三二年春，他毕业了。就在这时，他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通知，把他派往中国，在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担任一名顾问。于是，他带了一份奥地利护照，登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东北来到上海，住进外滩外白渡桥北堍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李德被选中派往中国，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街垒战的经验，而当时中共王明路线正在搞“夺取中心城市”，很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讲英语、俄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就这样，这位日耳曼人，成了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的主人……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公审萧劲光引起的争执 1
李德的到来，使“独立房子”变得热闹起来。这座“三居室”的“独立房子”正中的客堂间，成了会议室。李德到来不久，博古便通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们，在“独立房子”开会，跟李德见面。接到通知后，项英、刘伯承从偏东方向乌石垅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沿田埂走过来，毛泽东从东北方向元太屋的中央政府机关走出来，博古、张闻天、凯丰则从正南方向下肖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走过来。不到五分钟，他们就都到了“独立房子”。
博古和张闻天事先提醒过李德，跟毛泽东见面时，如果有谁提及“罗明路线”，要尽量回避，据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他同罗明“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于是，李德便“把博古的劝告牢牢记在心上”。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这样记述：过了几天，在我住处召开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洛甫、毛泽东、项英、刘伯承和另外二三个同志，他们的名字我记不起来，其中有青年团书记。三个有名的委员没有出席，朱德和周恩来在前线，王稼祥在一九三二年被弹片打成重伤（应为一九三三年春——引者注），住在野战医院……
会议由项英主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移驻瑞金沙洲坝，规定“当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在前方时，其主席职务，由项英同志代理”（《关于中革军委移驻瑞金的通令》，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据李德回忆，“博古把我介绍给大家，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就这样，李德跟毛泽东结识了。毛泽东不懂外语，由博古充当翻译。在场的人当中，除了毛泽东和项英之外，其余的人差不多都能用俄语跟李德交谈。
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这样记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很长时间我都吃不惯味道很厚的菜，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中国南方，尤其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是很普遍的。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和“谁不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疱岁更刀，割也；族疱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我，历来很著名的红军八项政治原则和四项策略原则中的一部分也是毛泽东从历史中，也就是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他根据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他又引用孙子的另一句话“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毛泽东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李德也从博古他们那里得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信：
他们知道，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有时开玩笑说，他的影响是利用了“民众的激情”，其实倒不如说是基于长期共同进行武装斗争的传统。这种传统使毛泽东同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李德同样也从博古他们那里知道毛泽东受到了排挤：
第四次中央全会以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损害。一九三一年中央局的建立，一九三二年在宁都召开的扩大会议，以及最后一九三三年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迁至瑞金，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警报信号。他的影响明显地减弱了……
虽说初次见面时，李德跟毛泽东彼此客气了一番，不过，由于李德完全站在博古一边，他和毛泽东的冲突注定是不可避免的。就在李德到来不久，果真，他跟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执。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几乎就在我到达的同一天，传来了黎川失守的恶讯。”他和毛泽东的头一回交锋，就在这“黎川失守”事件上……黎川，广昌东北的一座县城，靠近福建峻秀的武夷山。黎川是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失守的。
黎川之战，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哨战。
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到九月十八日，两个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上办了三期军官训练班，亲自作了二十三次训话和讲课，此刻下山了！南昌，从一九三三年五月起设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此刻变得忙碌起来。蒋介石在赛克特的谋划下，正忙于调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部署第五次“围剿”。内中五十万大军用于江西，以求剿灭中央苏区。
此时，黎川成了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蒋介石的第一步棋，便是派出陈诚的三个师——第三路军第八纵队第五、六、七十九师，朝黎川县城推进。红军主力在朱德、周恩来率领下，正在福建跟国民党十九路军作战，驻守黎川的是萧劲光部队。
萧劲光此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成为十位获得大将军衔的将领之一。他是湖南长沙人，毛泽东的老乡。一九二○年秋，当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六号挂起“外国语学社”招牌时，他成了那里的学生，跟任弼时、柯庆施有着同窗之谊。在那里，他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之一。翌年，他便赴苏联学习，瞿秋白成了他的老师。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