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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古秘书长。
古柏在一九三一年调离了总前委，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
邓、毛、谢、古分处于不同的工作岗位，怎么会成了“反党小组织”呢？内中的根本原因，当然在于他们跟毛泽东都有着密切关系，属于“毛派”。直接的起因，则是由于他们四人对博古、张闻天、任弼时等不满，称他们为“洋房子先生”——他们来自上海的“洋房子”。“洋房子先生”们排斥毛泽东，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他们反驳道：“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全是马克思主义！”
诚如罗明的“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一句话激怒了博古，他们对“洋房子先生”的揶揄传进了“洋房子先生”们的耳朵中，“洋房子先生”们大为震怒了。于是，他们成了四个“罪人”，受到挞伐。如今仍可从档案中查到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纪念五四青年节时，“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的《关于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总批判》，内中写道：
以邓小平、谢维俊、毛泽覃、古柏等同志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邓、谢、毛、古几位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他们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就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
在“洋房子先生”们的领导下，批判“罗明路线”、批判“江西罗明路线”的声波，震撼着闽赣两省红区。随着批判的“深入”，打击面不断在扩大着。在福建，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抵制批判“罗明路线”，在一九三三年六月被撤除福建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福建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也因同样的原因，遭到撤职。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省委常委郭滴人、团省委书记陈荣，也遭批判，受到打击。在江西，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的密友何叔衡，也被指责为“右倾”。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斗争》发表张闻天的《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主要批判了何叔衡。这位“何胡子”，被撤掉了工农检察人民委员的职务。
中共江西省委及红区各县委的许多干部都受到批判。除了“会寻安”、“永吉泰”受到《斗争》、《红色中华》点名批判，在这两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被点名的还有“宜（黄）乐（娄）崇（仁）”、“建（宁）黎（川）泰（宁）”中心县委以及石城、于都、永丰、新淦、信丰、崇仁、南广、公略、万泰、吉安、泰和、赣县等县委，受到批判、处分的干部数以百计。“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检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每一件具体的工作。”如此人人过关，造成人人自危。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经中共临时中央批准，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维俊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出：“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决议》还规定：“省委最后一次责成四同志执行下列工作：“（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
“（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为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作任何掩藏。
“（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地从历史根源起，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的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的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有两篇批判邓小平、火力颇猛的文章，作者署名“罗迈”。罗迈，也就是李维汉。那两篇文章是《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和《为党的路线而斗争》。
李维汉曾作为中共中央常委，在一九二七年主持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他曾一度成为中共主要负责人。后来，他受到王明的排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到苏联去学习。他在一九三二年底回国，一九三三年三月他才到达中央苏区。起初，他连赣南会议、宁都会议批毛泽东都不知道。所以初来乍到的他，被什么“罗明路线”、“江西罗明路线”弄得稀里糊涂。张闻天带他去“会寻安”，他也一时闹不明白。李维汉后来这样回忆往事：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
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三十七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李维汉还谈了他后来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王明他们要反对毛泽东呢？为此我还写了一篇笔记。我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他们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在他领导下搞起来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三十七至三百三十九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李维汉从历史的角度反思，说出了那些“洋房子先生”们反“罗明路线”、“江西罗明路线”的实质。经过反“邓、毛、谢、古”，四人都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派往县区基层担任巡视员和突击队（即工作队）员工作。
红军长征时，毛泽覃被留了下来。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覃带领游击队在瑞金黄膳口一座名叫红林的大山中，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毛泽覃中弹牺牲。后来，敌人从他遗体衣袋里找出一张染着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泽东题赠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泽东胞弟。毛泽覃牺牲时，年不过三十岁。谢维俊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九三五年底，在进军定边途中，谢维俊在作战中阵亡，终年二十八岁。
古柏在红军长征时，留下来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和两个战友在广东龙川鸳鸯坑被一百多名敌兵包围，从清晨坚持到中午，最后弹尽，三人全部战死。古柏终年二十九岁。一九三七年秋，毛泽东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为古柏挥毫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一九四三年，林伯渠在陕北作诗，追怀往事，感慨万分：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泽东被架空了
博古来到中央苏区，在放了第一把火——批“罗明路线”，放了第二把火——反“邓、毛、谢、古”后，紧接着，便下第一步棋——架空毛泽东。中央苏区党、政、军三权，党权已在博古手中，军权由周恩来掌握，但政权仍在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毕竟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安排张闻天出任“总理”，即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毛泽东只是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
用博古的话来说，毛泽东成了“加里宁”！因为加里宁虽然多年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苏联国家元首，但实权全然操纵在斯大林手中……毛泽东确实被架空了。只是他仍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在汀州福音医院休养了三个多月，回到了瑞金叶坪。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查田运动”。毛泽东只得服从，从此把主要精力花在“查田运动”上去。所谓“查田运动”，是认为中央苏区农村有些地方划错了阶级，导致土地分配不合理。于是，要在农村开展“清查阶级、清查土地”运动，即“查田运动”。于是，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在瑞金叶坪进行“查田”试点。然后，在中央苏区推行“查田运动”。五月，毛泽东忙于率中央政府代表团去武阳墟召开“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六月，毛泽东接连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关于“查田运动”的三篇文章：《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依据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状态的差别去开展查田运动》。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八县查田运动大会”。到了八月，毛泽东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毛泽东，原本是中央苏区最高首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党——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政——中央政府主席兼“总理”，军——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如今，却只能分管“查田”——这项工作，本来只须土地人民委员（即土地部部长）去做就可以了。就在毛泽东“查田”的那些日子里，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甚嚣尘上；就在毛泽东“查田”的那些日子里，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正烈。前线，司令部里见不到毛泽东高而瘦的身影。繁忙的司令部里，朱德作为总司令、周恩来作为总政委、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在指挥战斗。如彭德怀所言：“这时，军团内的行政管理、党委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等，王明路线还未完全统治得了，大体还是照旧。”《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七十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照旧”，也就是照毛泽东的一套。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