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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民委员，得到了上海的同意。这样，项英主持了全苏“一大”，当选主席团主席，当选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而且排名于张国焘之前。这么一来，项英更加听命于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了。至于顾作霖，作为“三人团”成员，当然倒向任弼时。作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当时思想也“左”倾，他在肃反中搞扩大化便反映了他的“左”倾思想。前后方“四对四”的矛盾，围绕着毛泽东的复职，猛烈地爆发了！第一个回合是在八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原计划攻打江西东部重镇南城。毛泽东发觉那里已有敌三个师十七个团兵力守卫，主张不动。周、毛、朱、王意见一致。周恩来致电后方。八月二十八日，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来电，认为前方不攻南城，是错误的决定，要求红军主力绕至宜黄一带寻战敌军主力陈诚部队。前方只得遵命，结果在向宜黄一带移动时遭敌袭击，一个多团失去联络。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前方和后方首脑为毛泽东产生严重分歧 2
第二个回合是在九月二十三日，敌增援六个师，后方要前方“攻城打援”。前方，周、毛、朱、王两次致电后方：“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大不利局面。”可是，后方于九月二十五日复电，仍坚持要前方“积极地出击敌军”！九月二十六日，周、毛、朱、王又致电后方，表示不能“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红军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无线电台，本来是为指挥作战提供快捷通讯，此时却被前、后方首脑间无休止的争论所困惑。前、后方的战略意图如此南辕北辙，在红军作战史上也是空前罕见的。说穿了，无非是后方首脑以为毛泽东复职，等于“右倾机会主义”上台，叫你打南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倾”是什么？前方呢，首脑们面对敌军，深知敌情，不能不量力而行。
论指挥打仗，毛泽东确有一套过人的才略。指挥三次反“围剿”时，军权集中在他一人手中，打得潇洒，打得自如。眼下，他要左请示，右汇报，把他也弄得很不自在。终于，在第三个回合，前、后方的争执白热化了。
那是九月二十六日，前方忍无可忍，决定置瞎指挥的后方首脑们于不顾，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这个《训令》是得到“军事最高会议”及其主席周恩来同意发出的。《训令》指出，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但是，目前“敌人坚守据点”。在这样的形势下，红一方面军应该抓紧时间，在向北地区做群众工作，“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以求“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当无线电波把《训令》从前方传到瑞金，后方首脑大为震怒。当时，项英和邓发出差到闽西去了，主持工作的任弼时接连给前方发电报，表示坚决反对。九月二十九日，后方电周、毛、朱、王，作了明确的否定表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
九月三十日，后方单独给周恩来去电，“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要求周恩来对“分散赤化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十月一日，后方再度致电周、毛、朱、王：“我们坚决不同意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军事布置。”其实，《训令》是毛泽东思索多日作出的，是他为第四次“反围剿”规定的策略和部署。本来，周恩来和他打算经过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后予以发布的。为此，九月二十五日，周、毛、朱、王致电后方：“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央局全体会议，并且要全体都到，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可是，翌日后方来电，便否定了这一提议。后方称，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你们亦须随军行动”，“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既然不能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而军情又紧迫，前方也就在这天发布了朱、毛署名的《训令》。后方得知《训令》发布后，对毛泽东极度不满，认为已到了非撤毛泽东之职不可的时候了。于是，致电前方，同意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时间定在十月上旬，地点则选在周、毛、朱、王九月二十五日电中提及的“宁北的小塘”。就这样，一次以批判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为主题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终于召开了。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泽东在宁都被剥夺军权 1
“宁北的小塘”在哪里？“宁”，也就是江西宁都，位于瑞金之北，广昌之南。不过，宁都县城以北并没有名叫小塘的村庄。据中共宁都县委党史办公室查证，那里有个小源村。大抵是发报或收报时译电员的笔误，把“小源”误为“小塘”《关于宁都会议的几个史实初考》，《江西党史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三期。在十个多月前，宁都曾名震全国。那是因为驻守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其中实力最强的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季振同等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晚，赵博生盛宴全军团以上军官，在酒酣之际突然宣布起义。这样，第二十六路军易帜，成为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赵博生任副总指挥，萧劲光被派去担任军团政委。这一事件，便成为轰动一时的“宁都起义。”眼下，宁都又一次被载入史册。在这里的小源村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被称为“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召开的时间，据黄少群考证，是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之后至十月十二日之前的某几天。黄允升的考证更为精确些，认为是上限为十月四日，下限则为十月十日。据小源村曾栋材老人回忆：“那年的八月中秋以后，割‘金包银’（一种晚稻的名称——引者注）接迟禾新的时候，村里来了好多红军和红军的领导人。我记得在榜山祠住了朱德和一个留长胡须的人，毛主席住在我房子里。”他所说的“留长胡须的人”，便是周恩来。那时，周恩来蓄着黑色长须，俨然美髯公。不过，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周恩来不在。他是在会议开了一半时才飞马赶来的。他曾回忆说：宁都会议是任弼时同志召开的，我当时不在，正在前线。但我若坚决反对，还是可以反对掉的……周恩来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记录稿。笔者摘自瑞金革命博物馆档案室。不必再依靠无线电报来来去去，前方四位首脑（除周恩来晚到）和后方四位首脑终于开始面对面交锋。据云，出席会议的还有彭德怀和刘伯承（尚待进一步查证）。
会议是空前激烈的，这可以从现存的档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以下简称《简报》）中的一句话看出：“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这清楚地表明了会上斗争的尖锐。后方首脑占了上风，因为后方首脑有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支持。项英取代了王稼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仿佛组成了新的“三人团”，以猛烈的火力批判毛泽东。
他们所说的毛泽东“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也就是不顾后方苏区中央局的反对，发布《训令》，因而也就造成“组织观念的错误”。《简报》还透露：
会议中批评泽东同志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指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过去七个月”，是从打赣州算起。在毛泽东看来，“过去七个月”确实“都错误了”：他反对打赣州，果真，打赣州失利；他主张东征、打漳州，曾遭到反对，但是打漳州大胜。这表明正确的是他，错误的是中共苏区中央局。
可是，后方首脑们却完全颠倒过来说：
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而且“攻赣本有克城可能”，只不过“因对敌必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以及“爆破技术有缺点”，这才“未能克城而撤围”。②《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现存瑞金革命博物馆档案室至于“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②。照后方首脑们这种奇怪的逻辑，变成打赣州输了也是对的，打漳州胜了也是错的！这么一来，毛泽东反对打赣州、主张打漳州，变成了“错误主张”！变成了“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虽说在“文革”中，毛泽东被封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把他推上至高至尊的地位，可是在宁都会议上，他却受到这种“窝囊气”，简直是他的推崇者们不可想象的！其实，他后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正是从一次次折腾中磨炼出来的，从一次次“批判”中考验出来的。后方首脑们批判朱、毛《训令》，批判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认为那是“等待主义”，是“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也就成了“右倾主要危险”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是条硬汉子，他不会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他据理反击，被认为“毛同志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引自《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后方首脑们主张要对毛泽东进行组织处理，撤除毛泽东的军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把毛泽东从前方调往后方，让他专做政府工作去。就在这时，使任弼时震惊的是，原是“三人团”成员的王稼祥，作了不寻常的发言，明确地支持毛泽东：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朱仲丽：《黎明与晚霞》，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笔者于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在北京采访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她也转述了王稼祥生前的回忆。
王稼祥又说道：
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王稼祥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后方首脑的批判，和毛泽东的反驳、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支持，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正在这时，周恩来赶到。他作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显然要担负“裁判”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