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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以来，陈独秀一直是中共领袖，虽说那称谓不时变化着：
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却被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最早的最高领袖。在一九二二年的中共“二大”上，中央局改称“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依然是最高领袖。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二五年初召开的中共“四大”，改设总书记，还是陈独秀当选。这一回，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彻底动摇了。代表们对陈独秀的批评，归结起来，那就是后来由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一句结论性的话：“我们的党，只注意了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陈独秀的错误，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因为他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只求团结，不讲斗争，对蒋介石一味退让……
就在陈独秀的脸越拉越长的时候，一位二十八岁的瘦弱青年，戴着一副黑框圆形镜片近视眼镜，成为大会中最活跃的人物。他叫瞿秋白，忙着向代表们分发他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的小册子，书名颇怪，叫做《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后来改名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批判的是“彭述之主义”。彭述之此人，在中共“四大”上，经陈独秀一手提拔，当选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他成了陈独秀的心腹助手。瞿秋白的小册子批的是“彭述之主义”，其实矛头所向，乃陈独秀也！写这本小册子时，党内尚未公开批判陈独秀，碍着总书记的面子，瞿秋白便拿彭述之开刀。那时的一九二七年二月，瞿秋白称病，说自己肺病复发，其实他是藏了起来，埋头写这本小册子。如今，他在大会上分发这本小册子，无疑给了陈独秀重重一击。在小册子里，他批判了彭述之（也就是陈独秀）十七条错误。他尖锐地指出，对于党的病症，“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随着陈独秀在共产党内声望的急剧下降，瞿秋白的声望在日益上升。
一天，黄陂会馆主席台上的马克思、列宁像被从正中移到两侧，当中挂起了孙中山像。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在贴身警卫的簇拥下，一个西装革履、小分头油光发亮的人物登上主席台。此人便是国民党主席兼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特地前来祝贺中共“五大”召开。陪同汪精卫一起登上主席台的，不是陈独秀，却是穿了一身中山装的瞿秋白。这一历史镜头似乎表明，瞿秋白即将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
会场里还流传“小道消息”：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据说，那是“庄文恭的弟弟韩白聘说的，他才从莫斯科回来，知道这个消息”据郑超麟的回忆。
不过，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再三斟酌，还是建议仍由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这样，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度当选总书记——他连任了五届。这大抵是考虑到他毕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影响。中共“五大”选出了三十一人为中央委员，十四人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央委员会上，选出八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为候补。
在八人之中，又选出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另外，选举周恩来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瞿秋白没有进入常委之列！毛泽东呢？他只是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尚未显山露水……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总书记“不光荣的结束”
中共“五大”之后，形势越发险峻——“赤都武汉”在日益转“黑”！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最后的立足点：五月十七日，唐生智手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武汉政府，发表反共通电，说共产党“借口总理（指孙中山——引者注）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显然，这是一颗信号弹，意味着武汉开始动荡。
紧接着，五月二十一日，唐生智手下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员。六月十日，形势紧急，汪精卫去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秘密反共会谈。九天之后，冯玉祥则与蒋介石在徐州秘密会晤。幕后的交易表明，汪精卫要和蒋介石携手反共、反苏，宁汉合流！
在如此危急的时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罗易还对汪精卫坚信不移：“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陈独秀也把“合作”的希望全部押在汪精卫身上。
汪精卫此人，也确实有点迷惑人的“革命”色彩：早年，他曾潜入北京，策划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为他赢得了英雄的声望。接着，他追随孙中山左右。孙中山病危之际，他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却“容共”，让武汉变成了“赤都”……可是，汪精卫变脸了！他在《武汉分共之经过》中，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他当时的见解：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六月十七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式通知鲍罗廷，解除他的顾问合同。这是汪精卫决心实行“消灭共产党之法”迈出的第一步。
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还在念念叨叨：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历史到了急转变的时刻，陈独秀终于从车子上被甩了出去。已经在中共“五大”上受到尖锐批判的陈独秀，此时更是不孚众望。他结束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生涯，“不视事”了！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经过，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这样写及：
不知道是七月初几（和森于七月二日大发旧病，三日由国焘通知说常委决定和森送入医院养病，愈后即去九江有事），老鲍（指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引者注）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当时习惯把共产国际简称为“国际”。本书后文中还多次用及，不另注——引者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蔡和森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他的《党的机会主义史》是他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在中共顺直省委作的报告（一九二八年七月经整理后全文发表于《顺直通讯》第二期）。他报告中的这段话，是迄今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最清楚、最详细、最权威的原始文献。
令人费解的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怎么忽地派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更奇怪的是，怎么又把瞿秋白、蔡和森派到苏联海参崴去“办党校”？莫斯科不是已经有一所培训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山大学吗？为什么还要去海参崴再办一个呢？即使再办一个，又何必要瞿秋白、蔡和森去办呢？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作出如此奇特的决定，其实是为了顾全陈独秀的面子，让他体面地下台。因为陈独秀毕竟是连任五届的中共领袖，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便直截了当地宣布撤职。至于说派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全然是“虚晃一枪”而已。诚如蔡和森所言：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
李立三在一九三○年二月一日所作的《党史报告》，同样道出了鲍罗廷的“秘密”：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人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
其实，更准确地说，在鲍罗廷的“手段”之下，陈独秀的总书记之职“不光荣的结束”了。经中共党史专家考证，作出这一决定的日子是七月十二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作了如下表述：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陈独秀停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二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从此，中共的第一任领袖陈独秀下台——虽然当时还只是“停职”，不是撤职。
新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五名常委之中，张国焘和李维汉是两个多月前在中共“五大”上当选的，新增的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三人。
奇怪的是，五常委之中，依然没有瞿秋白——虽然他当时大有取陈独秀而代之的趋势。五常委没有明确以谁为首。与陈独秀同时被停职的，还有他的得力助手彭述之。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诞生的翌日，便发表了与陈独秀退让政策明显不同的《对时局宣言》，揭露了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布“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从此，国共两党公开决裂。在中共《对时局宣言》发表的次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发表声明，脱离国民政府，谴责蒋、汪：他们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当天夜里，汪精卫下达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密令。
第二天——七月十五日，武汉一片腥风血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于是大批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赤都”武汉顿时变成了“白都”！“四一二”、“七一五”，从此被作为不祥的日子，载入中国现代史史册。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瞿秋白崭露头角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完全转入了秘密地下活动。
陈独秀拒绝赴苏。他躲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住宅区里。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他的私人秘书黄文容。已“不视事”的他，不再参与中共中央的工作。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在七月十八日作出重要决定：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于是，七月二十日五常委之一的李立三和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叶挺来到江西九江。二十六日，另一常委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到达九江。紧接着，常委张国焘也来到这里。这么一来，五常委之中，有三常委前往江西，忙于组织南昌起义。
蔡和森在汉口医院养病。留在武汉秘密活动的常委是李维汉和张太雷。那时候，李维汉化名罗迈。行踪最为奇特的是瞿秋白。七月十二日，他出席了由鲍罗廷主持的那次临时政治局会议，鲍罗廷所宣布的新的五常委之中没有他，并声称要他去海参崴。当天夜里，他就从武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