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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第一次见到苏队长，我就喜欢上了她。
当时我们分到运输队的十几个女兵，正像燕子似的在那儿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她来了，腰间扎着皮带，短短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帽子，眼里盈着笑意，那笑意里有喜悦，还有疼爱。
我一直没想明白，她也不过23岁的年龄，怎么就会有那样的笑意？她一手揽住我的肩，一手揽住吴菲的肩。她说，同志们，以后咱们就天天在一起了。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就告诉我，我会尽力照顾好你们的。我当时想，你也不大呀，怎么说话跟我妈妈似的。
苏队长是个南下来的“老革命”，已经参军5年了，本来刚做了母亲，一听说成立了女兵运输队，她就背着吃奶的孩子赶回来工作了。我们知道后一下崇拜得不得了。特别是吴菲，老是缠着她问，你打过仗吗？枪响的时候你怕吗。
对我来说，苏队长让我着迷的不仅仅是这个，而是她竟然结了婚，竟然做了母亲。我很想知道那个做了苏队长丈夫的男人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在我看来，苏队长是个非常出色的女人。不知谁能够征服她的心。老同志告诉我，苏队长的爱人是先遣支队的政委，已经先一步出发了。他们是一家三口，不，加上保姆张妈，是一家四口举家进藏。
但我有一种感觉，苏队长有心事。
一直到许久以后，我才知道苏队长的心事。
我们分到运输队后，就在苏队长的带领下，积极投入到了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中。这准备工作包括三个方面，思想、物质和身体。思想准备主要是学习时事，学习政策，了解西藏，掌握宗教政策和知识；物质准备也很重要，因为是去高原，吃的和穿的都和内地部队不一样，但那主要是上级的事。对我们来说，最最具体和重要的，是身体准备，即开展体能训练，为进军高原，打下一个良好的身体基础。
为了强化体能，我们和男兵一样，把大如磨盘的石头捆起来背在背上，然后急行军。苏队长把孩子交给保姆张妈，带头背起石头走在最前面，我们一个个紧跟其后。周围的老百姓看了不解其意，不知道解放军在干吗。如果说是为了搬运石头吧，怎么背出去又背回来了。
大概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军事训练。
我们每天背着石头走几十里山路，这样的训练强度别说是我们这些刚入伍的新兵，就是南下来的老战士也有个适应过程。所以全累得直喘大气，汗水一次次地湿透了衣服。吴菲累得受不了了，跟苏队长说，年轻人，力气用了睡一觉就会长出来的。现在这样消耗体力，以后真的进军西藏没力气了怎么办？苏队长说，在高原上行走，消耗的体能将是内地的几倍。根据先遣部队的经验，这样的训练很有必要，也很有效。苏队长还说，这点困难算什么？更大的困难在后面呢。
苏队长的话我句句都很相信，我甚至觉得那都是她丈夫告诉她的。我却不知道他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通音讯了。
我还好，从小爬山爬惯了，脚上有劲儿，适应比较快。刘毓蓉年龄大，好强，总是紧跟在苏队长的后面，吴菲就有些受罪了，常常上气不接下气地落在最后面。和她一起落在后面的是上海姑娘徐雅兰，她的身体不太好，我们是越跑脸越红，她是越跑脸越白。年龄最小的赵月宁反而比她们俩还强些。赵月宁那时周岁还不到14岁。但她比我们的军龄都长。1948年部队解放了她的家乡，她死活缠着苏队长参了军。
但不管是谁，不管每天累得怎么叫唤，早上没有一个赖在床上不起来的，都强撑着爬起来继续锻炼，那个时候谁也不愿意显得自己娇气，都暗暗较着劲儿。
半个多月下来，我们感觉自己强壮多了。
苏队长很快就发现我唱歌唱得很好，她推荐我去演节目。她说等我们到了甘孜和大部队会师后，就要演出精彩的节目来慰问先遣支队。
我已经说过了，中学时我是学校合唱团的领唱。我尤其喜欢我们女声的无伴奏合唱，好像无数轻柔的少女在月光下仰望星空。那时我们唱《平安夜》，唱《欢乐颂》，也唱《梅娘曲》。但到部队后，我很快发现这些歌儿太不适应部队的火热气氛了，还是那些充满激情的革命歌曲更能唱出我们的心情。
我们排演了好几出小歌剧，主要是《白毛女》、《血泪仇》，还有《刘胡兰》。让我最忘不了最受感动的是刘胡兰。也许因为我们都是年轻女性吧。每次演到她牺牲时，我总是忍不住流泪。我难过地想，她才15岁呀！她和小赵差不多大呀。我还想，比起刘胡兰，我们受的这点苦算什么呢。
日子过得很快，也很开心。我们每天都问苏队长：什么时候出发呀？什么时候去解放西藏呀？苏队长说，别急，先遣支队刚到，正在建立根据地呢。
苏队长说这话时，口气非常亲切，好像说着自家的事。我想苏队长一定比我们更盼望着早些出发。
有一天夜里，苏队长坐床边给我改那件太大的棉衣，我趴在一边看。我忽然说，苏队长，你好像心情不好？她很吃惊，针把手指都扎了。她说你个小丫头，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看出来了。我能帮你吗？我真的很想帮她，我想对她好，我不想她难过。
她叹口气，摇摇头说了两个字：孩子。
她一边说一边用嘴去吮手指，我发现她的左手无名指和小指都是弯曲的，而且有个很大的疤痕。我问她是怎么受的伤。我想说不定她会就此给我讲个战斗故事。但她犹豫了一下说，是小时候上山砍柴时不小心受的伤。我有些失望。我以为所有的伤都和打仗有关。我又问她为什么为孩子发愁，孩子不是好好的吗？她叹了口气，不肯往下说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想把孩子带上路，也就是说，她想带着孩子一起进军西藏。那么小的孩子她实在丢不下。她的老家在安徽，本地又没人可托付。再说孩子出生到现在都没见过他父亲，她也很想把他带进去让他父亲看看。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是西藏。
而且我们将徒步翻山越岭，那么小的孩子，能行吗？领导上有些顾虑。
苏队长就是在为这个心事重重。
后来，上级终于同意她带着孩子上路了，她高兴得第一个跑来告诉我。也许是因为我最早看出她心事的吧。我真为她高兴，我当时就拍着胸口对她说，把孩子交给我吧，我来帮你背。我会背。
现在想来真是奇怪。我为什么会说那样的话？难道我早就预感到了什么吗？不不，我没有预感，丝毫也没有。
有许多事情是永远无法解释的。更何况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西藏。
苏队长开心地拍拍我的头说，小白，你把自己带好就行了。孩子有张妈呢。
在后来的进军路上，苏队长为了不让孩子影响工作，几乎不让张妈带孩子到我们中间来。
不要说我们，就是她自己也很少抱孩子。只有到了休息的时候，她把我们都安顿好了，才从张妈那里接过孩子来喂奶。那孩子生在虎年，小名就叫虎子。我们都很喜欢虎子。尤其是我，好像天生和他有缘似的。
是啊，我的确是和这孩子有缘，要不，怎么解释后来发生的一切呢？
2
1950年3月，十八军先遣支队开始一面进军、一面筑路。历尽千辛万苦，4月28日抵达甘孜，之后继续修路、修机场等，建立大部队进藏基地。到1950年8月，公路终于通到了甘孜。
1950年8月底，十八军进藏大军出发，9月初抵达甘孜，与先遣支队会合。
1950年9月，先遣支队渡过金沙江，10月，解放了西藏重镇昌都，为大部队进军西藏打开了大门。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
1951年8月，先遣支队从昌都向拉萨进发，9月9日进入拉萨城。与此同时，在云南、青海、新疆等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大规模的进军开始了。我军分路横渡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从四路分别向西藏进军。
1951年10月，主力部队到达拉萨，以后又进入日喀则、江孜，乃至边境重镇亚东。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战略任务。
这段历史，我也是很久以后才搞清楚的。当时我就像一滴水，融进了革命的洪流中，汹涌澎湃地向那块高地冲去。我不可能跳出洪流在高处纵览全局。不过我还是知道自己是去干什么，就像我们的队长苏玉英说的那样，我们是去解放祖国大陆的最后一块土地，解放水深火热之中的藏族同胞。
1950年8月，我们女兵运输队和十八军主力部队一起，开始向西藏进发。就是说，从1950年8月起，我们女兵进入了这段重要的历史。
我为此感到自豪。
有一回我在哪个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写的是中国女兵首次进藏的事。我以为写的是我们，一看根本不是。从头到尾都是瞎话。什么500名女兵被送进拉萨，抵达拉萨后由于不适应又送出来了，如何如何，还写得挺神秘，时间也不对，说的是1968年。也不知是什么人胡编的。
我跟你们的父亲说，中国女兵首次进藏，那就是我们。我们是活着的见证。
当然，我从来也没觉得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不仅如此，我还知道很多人对我们这批进藏的女兵有非议。我不在乎。因为这种非议从一开始我就听见了，但从一开始我就不在乎。为什么要在乎呢？我只在乎我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只在乎我亲眼看到的，亲身经历的。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
我还记得出发前开誓师大会时听到的那些话。
当时我们女兵站在黑压压的进藏大军队伍里，非常醒目。操场四周有许多群众围观，一些孩子还爬到了树上。我在他们好奇的目光中感到很自豪，拼命地挺着胸脯大声地喊着誓词。
这时我听见了旁边的议论：瞧瞧这儿还有女兵呢。她们能干什么？也能打仗吗？马上有人说，她们是去给那些军官当媳妇的。
我当时真觉得好笑。我想这些人的觉悟也太低了，太看轻我们了。我真想大声地对他们说，你们懂什么？这是革命。我是来参加革命的，不是给谁当媳妇的。我们要求进藏，是为了解放祖国大陆的最后一块土地，是为了解放灾难深重的西藏同胞。
不过我当时可顾不上跟他们解释。我在认真地听首长们讲进军任务。首长们说，西藏有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100多万人口。我听了非常自豪，我们要解放这么大一片土地呀。解放战争中，那些老革命解放了一个小城镇都会无比自豪，那我们还不豪情盖天？首长还说，西藏是全国惟一不通公路的省区，是世界屋脊，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因此我们将面临的是两个敌人，一个是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一个是特殊艰苦的自然环境。我对两者都没有具体感受，一想到不久之后我将会站在世界屋脊上，亲手解放受苦受难的西藏人民，心就激动得怦怦直跳。
一直到许多日子后，我才把我听到的老百姓那些“没觉悟”的话告诉苏玉英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