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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你们的父亲非常羡慕。
接到驻防命令时你们的父亲想，也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大家都非常疲惫了，能够在天府之国里驻扎下来，好好休整一下也是好事。打了十多年仗，根本顾不上成家的事。现在总算可以考虑一下了。他甚至具体想到了找一个四川姑娘做媳妇。他也不知听谁说的，四川姑娘个个聪明能干，又能吃苦。他很羡慕王政委，他觉得他们这一对是最理想的，既是夫妻，又是革命战友。他想自己要是也能找个队伍上的女同志就好了。但他又觉得这很不现实，当时部队上的女同志少之又少。所以他看着王政委脸上放光的样子，总是又高兴又羡慕地擂他一拳说，要当爹了，还不快请我喝酒。
王政委那时候的确很兴奋，革命胜利了，妻子也快要胜利了。大事小事都顺心如意。他走起路来都哼着歌儿。自己心里高兴，当然也就愿意关心别人，他对你们的父亲说，喝酒算什么，我的参谋长，这回到了四川，驻扎下来，我一定帮你好好挑个媳妇。参谋长媳妇的好坏，可是关系到咱们师士气的大事。
你们的父亲说，行了吧，只要你的革命后代顺利生下来，咱们师的士气就不会有问题。
至于我嘛，无所谓。
王政委说，真无所谓吗。
你们的父亲嘴硬，说，无所谓就无所谓，只要有兵带。说句摆老资格的话，他们个个都是我的孩子，就算一辈子没老婆，我也不亏。
结婚以后你们的父亲跟我说过老实话，他说天天打仗的时候，从来没想过结婚的事，一旦停下来，这个念头就强烈起来。毕竟是二三十岁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看见女人走过，也会想象将来自己的媳妇该是个什么样子。说一辈子不要老婆，那是假话。
如果不是后来接到了进军西藏的任务，他很有可能马上在当地找个姑娘结婚。
如果那样，当然就不会有我们的结合了。
那时候，我们都还对自己的命运毫无感觉。
就在你们的父亲率领着他的部队兴高采烈地向川南开拔，以一天几十公里的速度行进时，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正在向他们抵近。
1950年元旦后，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电报，同意西南局和二野领导对解放西藏的部署，即同意由十八军主要担任解放并经营西藏的任务。于是，解放西藏的问题被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当你们的父亲率领他们部队刚刚到达宿营地准备休息时，突然接到了上级指示：全师停止前进。两日后北上返回乐山集结，准备领受新的任务。
命令一下达，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一头雾水。
但你们的父亲却莫名地兴奋。他是个职业军人，职业的敏感让他预感到这个新任务非同一般。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分析元旦社论，研究地图，彻夜难眠。元旦社论上明确地说，1950年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西藏，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你们的父亲琢磨着，解放台湾和海南岛，肯定是三野和四野的事，解放西藏恐怕就是非他们二野莫属了。
果然几天之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就在西南局所在地重庆曾家岩，接见了十八军军长、政委，以及师以上领导主官，正式向他们下达了解放西藏的任务。
十八军是由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与冀鲁豫军区一纵二旅等部队共同组建的，之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十八军，是因为这支部队不仅英勇善战，同时还具有独立作战的光荣传统，富有开辟和经营新区的能力。领受了这一任务的十八军将领们自是很自豪，但同时，他们也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西藏地广人稀，交通闭塞，地处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不适宜作物生长，更不适宜作战行动。一旦行动起来，首先补给就是一大困难。恐怕是前方派赴易，后方补给难；军事收拾易，政治解决难。
但无论难易，这一仗是打定了。
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精神，二野领导明确表示，动员全野战军尽一切可能的力量，从装备、运输等各方面支持十八军，并不惜一切地抢修公路，以保证运输。
很快，军、师长们回到了部队，传达了上级指示。这一下，部队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
这种沸腾并不都是斗志高昂的表现，还是有不少人转不过弯来。他们觉得十八军打了十多年的仗，东伐西讨，南征北战，早已疲惫不堪，浑身伤痛了，好不容易可以在四川喘口气休整一下了，没想到又要投入战斗，而且是从未有过的艰苦战斗。
你们的父亲是不需要转弯的。他向来不喜欢婆婆妈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更何况这是一件关系到整个中国统一事业的大事。在军里召开的会议上，军长在那张大地图上把西藏画了一个大圈，他说，你们看，西藏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差不多是我们整个中国的八分之一了，我们怎么能让帝国主义把它占了呢。
下面有个干部嘀咕说，听说西藏是个不毛之地，很荒凉，又不能种庄稼，干吗非得花那么大的劲儿去占领它呢。
军政委说，你把它看成不毛之地，帝国主义可从来不嫌弃它，这一百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打西藏的主意，总是想方设法地往那儿钻。西藏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西藏人民是我们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难道我们对自己国土的热爱反倒不如帝国主义？难道我们就眼看着帝国主义把西藏割裂出去而不管？再说，如果西藏真的被割裂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退到金沙江边，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
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心服口服。尤其是你们的父亲，忍不住大声叫好。他站起来表态说，我坚决服从野战军的决定。西藏从来都是我们中国的，过去国民党都没把它丢了，更不能在我们手中丢失。我们不但要解放它，还要守住它，让它永远不离开我们中国的版图。
这才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后代。你们的父亲立即请缨，要求调到先遣支队任职。
军长笑道，你放心，吃苦的事少不了你。
果然，在军里拟定出的进军方案中，你们的父亲被任命为先遣支队负责人。而先遣支队则由王政委的团担任。这样，他和王政委又成了搭挡。你们的父亲高兴得满脸笑开了花，终于有仗可打了！而且是在世界屋脊上打！恐怕世界上没有哪支军队在这么高海拔的地区作过战。你们的父亲跟王政委说，咱们当兵的，就是骑马扛枪打天下！现在终于打到世界屋脊上去了，这辈子真没有白活。
他的命运从此和西藏交织在了一起。
而此时的我，也开始向西藏抵近。
8
夏天来临时，我们从军政大学学习结业了。
一个惊人的消息在重庆闷热的上空传播着。那消息说，十八军来了几个干部，要从我们这批女兵里挑选100个女兵，充实到进军西藏的大军中。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兴奋得怦怦直跳。现在想想真怪，我为什么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兴奋呢？我怎么会在对西藏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对它产生向往呢？我真的不明白。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并不是因为西藏而兴奋。
我更不知道你们的父亲那时已经先遣到了甘孜，正在那里建立进军根据地。
一切都是未知的。
我兴奋，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
我在十八军同志带来的大地图上，第一次看到了西藏，感觉那是很大一片土地。但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只是想：既然那是我们国家的领土，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既然它还没有解放，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去解放它！整个中国大陆都解放了，如果还要解放谁，就只有西藏了。我是多么渴望能亲自参加一次解放受苦大众的战斗啊。
不光是我，所有的同学都很激动，大家觉得革命前辈总算是留了一块土地给我们，让我们亲手来解放它。
全体女同学都争先恐后地报了名，没有人产生一丝的畏惧，也没有人有一丝的怀疑。那时我们的脑海里几乎就没有畏惧、怀疑、忧虑这样的词。我们有的只是热情、勇敢、信仰、希望。我们像一团生面，被这些美好的词汇发酵起来，热气腾腾地挤满了校长的办公室。
我们4个好朋友仍是一起报了名。经过军政大学近一年的学习和训练，我们都变得比过去坚强，比过去有主见了。刘毓蓉也不再是原来那个凡事都必须经未婚夫点头的刘毓蓉了，她非常干脆地对未婚夫说，要么你也报名参军，我们一起去西藏；要么你就耐心等着我，等我解放了西藏再回来结婚。
她的未婚夫犹豫再三，选择了后者。他害怕去西藏。他和我们不一样。他跟刘毓蓉说了一个附加条件：如果两年后她还不回来，他就不再等她了。刘毓蓉想也没想就爽快地说，行啊，就两年。
那时候我们认为，解放战争也只打了三年，解放一个西藏还用得着两年。
女学生只招100个，不能个个都去。作为军政大学的毕业生，我们在政治思想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身体健康成了招收的主要条件。招生的同志说，西藏非常苦，进军西藏更为艰苦，因此身体必须好。身体好是首要条件。
他们为身体定了一个硬杠杠：体重必须超过90斤。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又多么不容易达到的条件啊。如果是现在，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体重90斤肯定不在话下，或者说，只会是超重的比达不到的多。可那时候却不是这样。尤其是我。我们四个人里我最瘦，个子又小。18岁了却没有80斤重。所以一听到90斤这个标准，我就傻眼了。我一直自认为身体很好，什么病也没有，就是瘦点儿。如果仅仅因为少几斤体重就被刷下来，那不太亏了吗。
那天我急得像一头急于拱出笼子的小野兽，四处乱撞。吴菲她们见我急成那样，也急起来。她们三个的体重都没问题。但如果我去不成，她们怎么忍心撇下我一个人呢。
后来还是吴菲想出一个办法。她说体检的时候，吴菲和刘毓蓉站在我前面挡住医生，让姚兰芝站在我后面。等我称体重时，姚兰芝就悄悄踩一只脚到磅秤上，这样肯定能增加重量。
我们四个人中她最胖。至于能增加多少，她心里也没底，只好听天由命了。姚兰芝看我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当即同意了。她再三对我说，到时候她一定会用力踩的，让我非超过100斤不可。
真的轮到我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两腿酥软，人就像要飘起来似的。长那么大，我还从没干过这种作假的事。我的脸也不由自主地红了。不光是我，刘毓蓉的脸也红了。为了理想，我努力叫自己沉住气，不要慌乱。
医生终于叫到我的名字了。我往磅秤上一站，吴菲往前靠，有意挡住他的视线。姚兰芝迅速踏上一只脚，用力一压。医生只管看秤上的度量尺，丝毫没察觉我们的计谋。
46公斤——他报出了数字。
够格了！我赶紧跳下来，生怕有人发现。姚兰芝紧跟着上了磅秤，说瞧你轻的，看我的。
保证有100斤。我们都听出了那句话的潜台词。我们都笑起来，暗暗得意。
但还是被人发现了。
就在我转头的时候，一张笑吟吟的脸正对着我。是一个也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他干净利落，个子瘦而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