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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力士之后，明代大宦官王振于此道更是精通，请看这样一例。明正统四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杀一名驿丞，事也凑巧，死者恰是朝中阁臣杨溥的同乡，而廖谟则又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邻。此事一出，阁臣聚首共议。杨溥首先要求朝廷为死去的驿丞报仇伸冤，认为应判廖谟死刑。而杨士奇则站在廖谟一边庇护廖谟，说廖是因公杀人，不能论死。双方各持己见，一时争执不下。没办法，最后请英宗和张太后裁决。英宗年幼容易说服，张太后却不是一般女人，而是一位精明且极富才略者。早在宣宗执政时，她就曾替宣宗裁断政务，显示出非常人可比的见识和才干。宣宗去世后，张太后为了避免非议，决定罢去早朝，而任用一向被称为贤臣名相的“三杨”辅政，从而避去垂帘之嫌。因此，这杨溥、杨士奇作为“三杨”之二，无疑就成了年幼的英宗皇帝的左膀右臂。双方都是朝廷倚重之人，可遇到这件事，处理起来就有麻烦了。很显然，英宗和张太后在这件事上不能厚此薄彼、偏袒一方，否则就不免产生猜忌，并有可能影响朝廷的政治力量格局平衡。但究竟怎么处理才好，英宗和太后都没明确的办法。这时已登上司礼太监之位的王振深知事关重大，英宗和太后处理起来也颇为棘手，他便乘机献计说：“死者和廖谟都与阁老有乡里关系，如果让廖谟抵命，那显然是处罚太重了。但如果说他是因公杀人，一点处罚也不给，那又不免太轻了。奴才想最好最公平的办法是将廖谟降职调离。”不言而喻，王振出的这个主意是对二杨都不得罪、又大体都能接受的处理办法。张太后觉得如此处理甚好，便采纳了王振的主意，降廖谟为同知，调离福建。皇上太后没费什么劲，二杨之争就顺顺当当解决了，从此以后，张太后觉得王振不像自己原来想像的那么阴险、那么没正义感，于是防范之心渐减，并且慢慢对王振信任起来。因此，许多朝廷大事不时征求王振的意见，大臣递上来的条陈建议也常由王振裁决。一条小计释君之忧，既由此显示了用计者自身的才略，又因此更加强和巩固了用计者的受宠地位。因此，可以说是一个两全其美、两得其便的固宠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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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 官
固宠的策略：2。投石问路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体有很多弊端，比如你身处官位，秉公办事，往往四处碰壁，动辄得咎，有时弄不好连乌纱帽也难保住。而玩弄点弹性策略，讲究些权谋艺术，却常常扶摇直上，身登台阁，荣及子孙。朝廷中的宦官们虽然不是什么阁臣台辅，而对于这一现实却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们一旦赢得皇帝的重用和宠信，便开始揣摩皇帝的深层心理，以便更准确更有效地把握皇上意图。为此，他们常常采取投石问路手段，先旁敲侧击试探虚实，侦察动静，待摸清皇帝的心思之后再相机行事，能进则进，不能进则止。在他们那里，进与退虽有不同，但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永保皇帝的赏识和信赖。这常常是宦官处世为人、邀宠固宠的又一种思路。
明代有个宦官名叫高淮，他就用投石问路之法试探神宗皇帝，摸清底细后而终于拉大旗做虎皮大胆妄为起来。万历年间，朝廷三征外族，又遇两宫（乾清宫、坤宁宫）、三殿（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相继失火急需修建，再加上皇帝奢侈挥霍，导致财政开支过大，而实际财政收入又连年下降。于是神宗皇帝挖空心思，以“征天地自然之利”为名，派大批矿税监到各地收税，举国上下掀起了开矿榷税的热潮。高淮看准了做矿监的好处，于是就抛弃妻儿，丢下独揽崇文门税课的肥缺，净身入宫。他贿赂了义勇前卫千户阎大经，请阎大经奏请朝廷，让他做辽东开采矿洞并税马市方物的官职。神宗此时只想捞钱，便一口答应。高淮便以奉敕差矿税使之名，赴任辽东。高淮做事很讲章法，刚上任时他还不摸底细，便先玩起“投石问路”的把戏。到任两个月，高淮就派人给皇帝进贡白银500两，同时奏请把军务衙门改为税店。神宗见人刚刚派去，便送来了白花花的银子，于是龙颜大悦，一切应允，还亲自赐税店名“福阳店”。使者归来，高淮见神宗只要银子，不管民情，便大起胆子，放开手脚，千方百计地压榨百姓，巧取豪夺。10年之间，“取金至数十万”，弄得辽东一带，民情汹汹，直至激起军士哗变。最后神宗不得已撤回高淮，但高淮早已中饱私囊。高淮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就在于他已用500两银子为诱饵，投石问路，先摸清了皇帝的心思，以后尽管尽情搜刮，但却不犯王法。可见“投石问路”是把握皇帝心思脉搏、自立于不败之地的有效权术。
所谓“投石问路”是因为不知路在何方，所以才投石问之。如果大路就在眼前，是否就一定可以照直走下去呢？也不见得。下面略举一例，说明宦官长期处事机敏，但也有看路看错的时候。唐武宗会昌六年，武宗李炎病死。武宗没有子嗣，宦官们拥立李忱继位，是为唐宣宗。宦官们之所以要立李忱为帝，主要因为李忱生性痴呆，立他为君比较容易控制。的确，李忱从小在宫中就以不聪明而著称。他平时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即使皇族集会，他也一言不发。既然痴呆愚钝，别人难免寻他的开心，每遇到这种情况，他也是面无表情，一点反应也没有。尽管如此，他既生为李唐皇族的成员，就不免被宫中的权力之争卷裹进去，他的侄子而身为皇帝的武宗李炎对他防范尤甚，一次为避免政争竟把他关进宫中监狱，以后又把他囚禁在厕所里。时间长了，一个名叫仇公武的宦官觉得他可怜，就对武宗李炎建议，把李忱杀掉算了。武宗同意下来，叫仇公武自己去办。仇公武把李忱从厕所里放出来，装入一辆破车，车上盖着粪土杂物，悄悄运出皇宫，秘密收藏在家中，李忱这才免于一死。就是这么个李忱，似乎被宦官们看得透透的，他当皇帝大不过只是个傀儡，上台之后还不是宦官们掌权。但是宦官的这个如意算盘确实打错了。等到他们把李忱推上台之后，身为宣宗皇帝的李忱完全变了个人，他一不痴二不呆，会见朝臣十分威严，处理朝政也十分干练。而他上台以后所做出的第一个行政动作就是把权倾朝野的宰相李德裕罢黜流放，而且对多少朝多少代都为所欲为的宦官也深加管制。到了这时候，宦官们才发现，他们原以为痴呆的李忱三十多年来一直是在装傻充愣。连为救李忱生命出了大力的仇公武此时也后悔不迭，原来摆在他们面前的明晰的路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了。
仇公武等人拥立失算和高淮的投石问路成功，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然，前者的出现概率是很低的。尽管少见，但也不排除其出现的可能性，这就是生活的复杂所在，更显政治的复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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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 官
固宠的策略：3．明哲保身
过去官场上常说这句话，叫做“伴君如伴虎”。也就是说，不论是朝中的台辅大臣，还是一般的太监奴仆，常年生活在国君身边，既可借皇上虎威，逞意肆志，在群臣中作威作福；也不免有被老虎吞噬的危险，如果稍有不慎，或一旦碰了老虎屁股，便可能招杀身之祸，遭灭顶之灾。所以不管是宰辅之臣，还是宦官奴仆，要想权位永固，荣恩有加，这韬晦隐匿之法、明哲保身之术是绝不可少的。宦官太监本来并不是在编的臣僚，因此他们的抛头露面、奔走宫廷最容易招致干预朝政的非议。为此，宦官们一旦赢得帝王赏识、获取帝王的信任之后，必须及时想到伪装自己，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韬光养晦，谨慎处事，这是宦官保持皇帝对自己宠信不疑的自卫之一法。
比如说明代大宦官冯保吧，他在这方面就很得要领。嘉靖中期，冯保已经爬上司礼监秉笔太监之位，隆庆时又提督东厂，后来他又依靠后妃之力，取得了太监二十四衙中权势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穆宗去世，他利用掌印太监的权力和方便，假传遗诏说：“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从而使太监干政成了穆宗遗命，由非法成为合法。此后，冯保又与大学士张居正串通一气，联合排挤曾压制过自己的阁臣高拱。排挤成功，高拱回乡赋闲，冯保又派锦衣卫在半路上将高拱行囊洗劫一空。再后来，冯保又下流地贿赂小偷王大臣，以行刺之名诬陷高拱。阴谋不成，他便用生漆酒把王大臣灌成哑巴，然后送法司问斩，以杀人灭口。他还广收贿赂，贪赃枉法，仅在10年时间里，他就聚敛金银百余万，还藏有大量奇珍异宝，真可谓倚皇帝之宠而胡作非为、无恶不作的大权阉。但是冯保善于韬晦，常常拿些忠信诚意之举掩盖自己的真面目。如当时神宗年幼，李太后管教得很严，冯保便倚太后之势，玩弄王振驾驭英宗的把戏，经常教唆挟持小皇帝，使神宗对他敬畏有加。有时神宗朱翊钧与小太监玩耍，见冯保来了，马上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生怕他在李太后面前告状。朱翊钧很亲近乾清宫的管事太监孙海和客用。他们经常偷偷引诱皇帝夜游别宫，还弄些奇巧玩物供皇帝玩乐。万历八年十一月的一天，孙海、客用带皇帝到西城曲宴饮酒，皇帝令内侍唱新曲，内侍不会，朱翊钧大怒，拔剑就砍，随从再三劝解无效，皇帝又发恶作剧，割掉内侍头发凌辱一番。冯保得知此事，暗自庆幸，第二天便将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太后。太后派冯保逮捕孙海、客用，将两人毒打一顿，逐出宫外。太后把皇帝狠狠训斥一番，还假装说要废掉其皇位另立潞王，张居正也趁机进谏，致使李太后觉得冯保、张居正二人忠诚正直，堪当辅政重任。
还有一回，翰林院中的双白燕花盛开，张居正派人又弄了些双白燕和内阁的莲花供皇帝赏玩。冯保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派人找到张居正，对张居正说：“皇帝年幼，宰辅大臣不应该用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吸引皇帝、引诱皇帝贪玩。”冯保大做表面文章，只不过是为了隐敛其志，把自己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而已。在这种自我修饰的伪装之下，冯保显然是以一个既无贪欲、又无野心的廉正忠信之人出现的，再加上他平时严格约束子弟，禁止子弟胡作非为，因此，他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誉之声。人们看到的只是他忠信的表面，而暗中冯保在做什么，在想什么，也就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得出、想得到了。能够获得上下一致的好评，而暗中又大获其利、大肆其志，这都是他冯保以韬晦蒙人、明哲保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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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 官
固宠的策略：4。瞒天过海
宦官们一旦得宠于皇帝，便打着皇帝的旗号，背着皇帝为所欲为。为了保持皇帝对自己信宠不疑，瞒天过海也是他们常用的一招。他们私下里结党营私，以权谋利，干预朝政，作威作福，凌驾百官之上。而在皇帝面前却装得忠心耿耿，至诚无比，似乎处处替皇帝着想，一心维护江山社稷的安定平稳。一旦露出破绽，他们便编造些瞎话，欺瞒皇帝，只要能在皇帝面前过关，他人又奈我何呢？如秦代的赵高，就是这种瞒天过海的高手。他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