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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胁迫百官
宦官们获得皇帝赏识以后，参预政治，侵吞朝臣之权，常常贪赃枉法，为所欲为。他们想蒙骗皇帝一人并不犯难，但是要躲过满朝文武大臣的耳目却不易。朝臣们总是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宦官，回敬其侵权行为，所以宦官参政最大的威胁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来自文武大臣的监视与揭露。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宦官们常常观察试探大臣的态度，认同者便加以勾结，异志者便严加排挤，在勾结奸佞打击异己的结党营私中运用了许多政治手腕。
五、与外戚周旋
在皇帝之下宗室、外戚与大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中，宦官们要参预政治，沾点帝王之家的便宜，不仅要对付满朝文武大臣的监视与威胁，而且还要对付来自外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幼主登位太后听政之时，外戚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外戚势力的膨胀，对宦官参政无疑是一种压抑与抵制。为了权力与利益，宦官和外戚不断进行着激烈的角逐。
六、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割除男根受宫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然而活跃在古代政治中心的
宦官集团正是由这样一些违背祖训阉割净身的男子所构成，他们或为败降之虏，身不由己；
或迫于贫困，净身入宫。但大多数宦官是自愿阉割的。他们敢违伦常，忍着巨大的肉体痛苦
，蒙受世间奇耻大辱并非盲目所为，而是看中了当太监可以接近皇帝后妃皇亲国戚，凭此天
时地利便可以图帝王之财，享宫廷富贵，甚或借皇权以肆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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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王
谋位四途：1。借助神灵
把天下攫为己有是古来所谓“有志者”或“野心家”的最大愿望。但是怎样才能摘取这颗权力金字塔顶的璀璨明珠？靠厚德吗？不。自从私有制诞生以来，多少德高仁厚者被排挤在皇权之外，秦始皇的嫡长子扶苏则是一最好例证。靠才智吗？不。诸葛孔明可谓智力非凡，但是他与得天下却全无缘分。楚国的屈原也“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却只能怀石投江，自沉而死。三国时的曹植远比曹丕才华横溢得多，却不但没有获得王位，甚至连性命也险些断送在曹丕手里。靠天生为嫡长子来继承吗？非也。君不见有多少皇帝长子被废黜甚而被杀害。纵观古今，皇位宝座下处处是阴谋的寒光，心术的剑影。真能终有一天稳坐皇帝龙椅之上、称孤道寡者，或借助于神灵，或取信于先王，或挟迫“禅让”，或拔刀相向，各领风骚，各有千秋，用心之巧妙，手段之高超，绝不是“传道授业解惑”之辈所能说得出，做得到的。
古代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许多在今天看来极正常的现象，古人都感到无法理解，比如日蚀月蚀，风雨雷电，甚至人类的繁衍和死亡。于是古人就异想天开地创造出一个“神”来，而把帝王说成是天神赐予万民的主宰。愚昧和封建迷信使古人变得极易崇拜和敬畏，夺权者们就利用这些民心、民风、民俗来制造为我所用的新神话：灭楚建汉的刘邦，年少时不过是横行乡里的无赖，但他为给自己的出身涂上些神秘色彩，显示自己的神奇和与众不同，竟编造出母亲与龙交配生出自己的故事，以便与“真龙天子”的大众信仰相吻合。结果他的实践非常奏效，就连大史学家司马迁也被他骗过，把这个故事认认真真地写进了《史记》。隋文帝杨坚也想利用这一招。据记载，杨坚出生时是“紫气充庭”，人生下来以后手上赫然印有一个“王”字。唐高祖李渊，按史书记载的说法是一生下来就“骨法非常，必为人主”；而他的儿子后来做了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更奇，出生时竟然“二龙戏于门外”，三天后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非凡奇特的出生，在古代帝王的传记记载中绝不仅限于上述数例。因为把自己的出身与神秘的“天”联系在一起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儿戏，而是大有深意存焉的。所谓“天子”，顾名思义就是上天的儿子，上天既然遣子人间，必然有类似当今更换官职的命令或通告。这在古时就是神意的预言——符命或图谶。符命显示的是种种人世征兆，图谶是类似谜语的暗示。比如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前，武功县长孟通淘井时就挖出了一块写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红字白石。安汉公是王莽当时的封号，王莽便趁机以此向汉室索要帝位。太皇太后此前曾提拔重用他，这时却不愿放弃自己左右小皇上的权利，但慑于王莽的威势，不得不想出个折衷的策略，请他做了辅政的“摄皇帝”。但是三年后四川和扶风的雍县又出现刻有“天告帝符，献者封侯”字样的石头，山东的一个亭长也一夜数次梦见天公的使者说“摄皇帝应该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王莽以此为由最终取代汉帝做了新朝皇帝。前秦的创基者苻坚就是因为“丹付应王”的谶语改姓蒲为姓苻。苻坚的应谶语很明显是有意牵强。可这些符命和图谶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真的是上天的暗示吗？我们且看则天武后听政的经过。
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为使武则天垂政，就派人在石上凿出“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文字进献给则天皇后；当时的和尚也编出《大云经》，说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应当代唐而为人主。武则天曾被贬为尼姑，因此与寺院有一份特殊的情缘，而寺院的经书又带七分仙气，自然是最好的预兆。最可笑的是隋末的王世充，他把自撰的符命帛书缚在鸟身上放飞，期望人们发现后遵照“天意”去拥戴他。虽然王世充的把戏没有演好，天子梦没能做圆，但你不难由此看出“天意”之下的符命和图谶对于觊觎王位的人是多么重要和必要了。
当然，对于谋取王位的人来说，除了“天意”之外，“民心”也非常重要。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理解，“天意”和“民心”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在一般人那里，“天意”和“民心”往往是一致的，这一点也不会逃过君主们的眼睛，他们会像利用“天意”一样，随时随地、驾轻就熟地利用“民心”。还是那个王莽，他在做了安汉公以后，为了一步步走向人间最高位，就又打起了另一个主意：把女儿嫁给汉平帝为皇后。本来他的姑姑已是太皇太后，如果女儿再做皇后，那就等于为自己的前途上了双保险。王莽要达此目的却不明说，他首先提出要平帝广选天下望族女子以充后宫的请求，然后又欲纵先抑假意对太皇太后说自己的女儿德貌平常，不好参加备选。他的这次聪明差一点被聪明所误，姑姑王政君本是个实心人，听王莽这么一说就信以为真，下诏书免于王家姑娘入选。这一下王莽可坐不住了，本来想使女儿率先入选，现在却弄得入选无望。于是王莽便“发动群众”，让“民心”出来说话。果然，太皇太后诏书一下，皇宫之外竟聚集了几万老百姓、太学生和下级官吏为此请愿，声称皇帝选立皇后，如果安汉公的女儿不得入选，这天下社稷将失去依靠。太皇太后当然明白民心向背、载舟覆舟的道理，在强大的“民心”面前只好同意将王莽的女儿立为皇后。王莽本人也做出民心民意如此他也只好服从的样子，高姿态、有风度地把女儿送入宫中。借助“民心”，王莽不但立女儿为皇后，做了铁杆国戚，而且还趁机得到了黄金二万两、钱二万万、新野一带两县土地的赏赐。王莽此举的收获不可谓不大，财富和权力成几何级数增长，他得到这一切靠的就是所谓“民心”。“民心”者何？可见在王莽，在古代君主、政治家那里，也仅仅是一个好使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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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王
谋位四途：2。胁迫禅让
神灵、符命、图谶无疑是一种间接而玄虚的假借物，君主谋位，更有堂皇而直接者。人们常说狡兔三窟。狡兔尚且如此，况人主乎？那些希望做民之父母者在夺取王位方面自然需要多种手段，挟迫禅让则是又一途径。原始意义的“禅让”是原始部落更换政治领袖的一种民主换届过程和结果。到了夏、商更代之时，“禅让”已开始失去原意而变得神秘和阴谋化起来。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桀荒淫残暴，结果被他原来的臣属商汤所灭。但商汤却不敢或不愿赤裸裸地打破祖宗一代一代传下的规矩而直接坐上共主之位，怕落一个“天下言己为贪”的罪名，于是就宣称要把他事实上已经争到手的王位让给当时最有名声、最有德望的务光。但是，他是假让，只怕务光真接受，所以就暗地里派人告诉务光说：“汤杀死国君却想把这个坏名声传给你，所以才想把天下让给你。”务光本是个道德高尚的君子，一听这话，哪里还敢接受？不仅不接受商汤的让位，而且为逃避不义之名，竟投河自尽了。这样，汤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各小邦的共主，而且还消灭了一个强有力的道德对手。至此，禅让的形式显得隆重而又合乎道德，天意民心俱得，而其中的肮脏文章却永远也无法写完。
汉哀帝去世后，膝下无子，他的祖母太皇太后王政君召回侄儿王莽做了大司马，领尚书事（相当于现在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和代总理）。两个人为执掌朝政，从最亲近的皇族中选了只有9岁的中山王刘NBD60继承王位。为控制小皇帝，王莽隔绝
了皇帝和亲生母亲的关系。这样还觉得不太保险，就又在小皇帝12岁那年策划了一场皇后竞选闹剧，让自己的女儿做了皇后。但是小皇帝渐渐长大，即使是太师，也不敢保证能最终左右皇帝，因此就在元始五年十二月，王莽以腊月送椒酒为名，用慢性毒药结果了皇帝。为掩人耳目，在皇帝断气之前，王莽仿效一千多年前周公“行天于事”的做法，写了一篇代帝受疾的祷文，跑到京郊之外的泰畴举行仪式，又一本正经地将祷文藏入皇家档案馆，郑重其事地告诉有关臣属不得张扬此事。这还不够，他还派人用金钱贿赂塞外羌人，让他们以仰慕王莽治政安乐为名，自愿献地来做他的臣民。经过这样一系列精心策划，王莽通往皇位道路上的障碍就一一扫清了。
可是，谋取皇位的人要想把牌坊立得像模像样，导演禅让总少不得皇帝太后力荐、群臣劝说。曹丕取代汉献帝，似乎就是在众人的再三规劝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他在举行了接受献帝禅位的仪式后，满有心得地对大臣们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意思是说古代大舜和大禹之间的禅让也不过就是这样。曹丕认为古人的禅让实际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逼迫。古人究竟如何，后人难知，但他这声自鸣得意的感叹却道出了自己的实情。不过历史往往展现惊人的相似，距离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之后只有四十余年时间，曹氏后人又被他的老下属兼老政敌司马氏所取代，后者所使用的方法与前者竟如出一辙。这是不是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上的所谓“历史的辩证法”？
好了，闲话少说。就于禅让中既搞出名堂，又得到实惠的君主而言，唐代的武则天也是出类拔萃的一位。武则天的政治见识和政治野心是尽人皆知的，但她也不免在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古代政治俗套中变出一两个花样，比如她在登位前就曾怂恿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百姓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