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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五代史》记载，一到契丹，耶律德光便斥责冯道，作为宰相“事晋无道”，冯道装作吓得说不出话来。其实他久历险境，心里很是镇静，他知道对这种斥骂不能作任何辩解，无言是最好的回答。当耶律德光问他为什么来朝时，他说我们无兵无城怎敢不来？耶律德光又问你这个老头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冯道答道“是个无咎无才又痴又呆的糊涂老头”。这种自轻自贱的回答一下博得耶律德光开怀大笑，竟然缓和了紧张气氛。其实，这里面隐藏着冯道的狡猾。如果照一般人那样赶紧说自己是对契丹主子赤胆忠心的臣子，传扬回去谁还看得起他？如果不这样表白又怕得罪耶律德光。而作践自己取乐，谁也不得罪，不是最“美妙”的外交辞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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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相
以不变应万变：3。说不尽的冯道（2）
冯道在契丹期间，常与耶律德光在一起。有一次，耶律德光问：“天下百姓这样苦，如何救得？”冯道已不敢再用当年讨好李嗣源的“直谏”方式，而只好献媚了：“此时此地如来佛出世也救不得，只有皇帝您才能救得。”当有降臣告发冯道有过反契丹的活动时，耶律德光已经不相信了，说冯道“不是爱多事之人，勿妄引”。可见，此时耶律德光已经很信任冯道了，并给了他一个契丹太傅的官衔。耶律德光起初想扣留后晋使者，见冯道既忠厚又顺从，便放他按时回去。冯道为表忠心，曾“三上表乞留”，并故意多住了一个月。走时又故意慢行，两个月才走出契丹国境。在当时博得契丹人的信任，便是最大的政治资本。果然，回到后晋，石敬瑭马上给冯道加了军职，军政诸务，“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并进爵鲁国公。
后晋国祚不长，不久刘知远建后汉称帝，冯道即去朝拜，又被封为太师。郭威建后周称帝，冯道率后汉原宫中百官迎谒郭威入汴，郭威仍以冯道为太师、中书令，并让他当上了后周的开国宰相，直到去世。据说，冯道在五十多年间历仕5朝11帝，所任官职爵位不计其数，他怕后人记不齐全，曾在晚年自编了一篇《长乐老自叙》，把所有的官职、爵位、封号一一列记，引以为荣。的确，从为官处世角度看，冯道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成功者。
但是，在正直传统的士大夫眼里，冯道的作为不仅不值得效仿，而且是不屑与之为伍的。宋人欧阳修斥之为“可谓无廉耻者矣！”由于唐末五代时期这种见风使舵的官僚远不止张全义、冯道两个，似乎已从整体冲垮了“忠臣不事二君”的观念，司马光因此在《资治通鉴》载了一个姓李的寡妇被店小二推搡了一下，为保贞节而自断其臂的故事，然后发感慨说：“士不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借此对这种失节行为进行了巧妙的批评和抨击。
毫无疑问，冯道非但在五代时期是一个特例，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是一个极为有趣的典型。因此，冯道的作为不具备可重复性。但是冯道的为人为官方式却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中国古代臣相中为官为人的共同性。也就是说，要想长保荣华富贵，要想不在官场上跌足栽跟头，容忍、装傻充愣、不急不躁，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另有一例很可说明问题。
唐代中期的郭子仪在那个时代不能不算作一个功勋盖世的人物，他在安史之乱中对保卫唐王朝作出的巨大贡献，使唐玄宗以下4任皇帝都对他另眼相看。但就是这么个人物，他一生也多次面对必须忍耐和装傻的时刻。一次是宦官鱼朝恩给他制造的，另一次则是元载给他制造的。
鱼朝恩身为宦官，是朝廷皇上的幸臣。幸臣和功臣本是一对冤家，幸臣专作暗事，功臣只作明人。郭子仪在朝中的地位和威望无人可比，仅此就让鱼朝恩感到非常痛恨了。于是，鱼朝恩为了发泄对郭子仪的不满，就派手下人掘了郭子仪家的祖坟。事情不用说是鱼朝恩干的，但郭子仪却不便发作。第一，他没抓住鱼朝恩的把柄；第二，弄不好会使皇上对自己产生反感。为此，郭子仪明知就里却只说了句“我家祖坟被掘，都怪我不忠不孝，这是上天的报应，并非别人有意而为”就搪塞过去了。
另一次是郭子仪驻扎在郑州时，曾向朝廷推举一名县官。对于郭子仪这样的人物推荐这么个芝麻官，实在是件再小不过的事了，但当时任宰相的元载却坚决不同意。朝廷没有答复，郭子仪的部下对此感到非常气愤。郭子仪却反过来劝说部下：“安史叛乱以来，各地统兵的武臣对朝廷请求颇多，朝廷屈于他们的实力，恩准的太多。现在我向朝廷请求的事情，皇上没有答复，是没把我当作过去的武臣来看待，而是表示对我特别的信任，对此你们应祝贺我才是呢！”小小请求事实上是受到元载的阻拦，郭子仪却作这般理解，不是就可以从中看出古代宫廷中的某些为人为官之道吗？因此，郭子仪在那个国君昏庸、奸佞当道的时代，能够安度一次次政治艰险，最终以85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不是也很耐人寻味吗？
历朝历代左右逢源的不倒翁是古代官僚中聪明透顶的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表明，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保住官位，稳步高升。为达此目的，他们始终坚持一个根本性的处世原则，就是以柔胜柔，以柔胜刚。遇事少说话，不发表自己的主张，尽量逢迎别
人，但心中主意其坚如铁、历久不变，永不吃亏就是目的。他们做事目的性极强，每走一步都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有升无降、有进无退，永远立于不倒之地就是他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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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相
出处行藏的揣摩：1。急流勇退
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提出士人理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此后，这两句话就成了古人评判士大夫立身行事的基本标准。“达”，不用说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向上精神，官场上的正义和非正义、仗义执言和明争暗斗无一不在其中，它不属于本节讨论的问题。而仅就“穷则独善其身”来说，它虽然没有武以阵亡、文以死谏的悲壮气概，离“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生境界也差得远，但比起那些随波逐流、与世俯仰的小人和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奸佞，这些隐者以自己的不合作、不参与来保证世界的部分清洁，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在“臣相篇”中来讨论这部分人的理由。
不用说，我们这里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者，并不是仅指那些自始至终持不合作立场的隐君子，更不包括那些超凡脱俗的佛门弟子和基督信徒，而主要讲的是历史上那群先进后退之人，即曾经为国家、社稷建立过功业，甚至曾经位居要职、声名显赫，或正值人生事业高峰却急流勇退者。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怀才不遇而暂告退位，遇有机会便东山再起者。他们有卓识和才华，既是儒者，又不是儒者，既是道家，又不是道家。他们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明了了为人的方式、尺度和标准。因此，他们无论是在一路顺风的人生坦途上，还是在世事的激流漩涡中，他们都能保持异常清醒的头脑。可以说，他们是政治上特别成熟、处事极其精明而又恪守人生情操者。
人活在世上，进和退都是常有的事。一般说来，进是为争取更大自由和更多的幸福；退也不是为退而退，而是战略退却，目的无非是为保住荣华富贵，乃至保住身家性命。对于侍奉在帝王身边的人来说，个人功劳越大，其危险性也就越大，古来向有“功高震主”的说法。春秋时的范蠡是最早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他是越国大夫，是越王勾践最得力的助手，他曾帮助勾践在越国几乎被吴国灭亡的情况下发奋图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把越国从濒临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打败了吴王夫差，灭掉了吴国。应该说，范蠡在决定越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在大功告成之后却辞官不做，悠然混迹商贾，经商发财去了。范蠡显然是一个成功的隐退者。
如果说范蠡的成功隐退为身在官场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正面典范的话，那么韩信则恰成为与范蠡形成鲜明对比的悲剧性代表。韩信协助刘邦打天下，真可谓功高盖世，正因为如此，韩信成为刘汉王朝中少数几个异姓诸侯王之一。按照范蠡的思路，人生地位如此，干脆万事不管，享享清福得了。可韩信在被封为王后仍握有兵权，朝中军政大事也总要参与意见，甚至还以大汉功臣、老臣自居，时不时闹些情绪，结果最终被吕后以谋反罪名抓起来杀了。直到被押赴刑场时，韩信才勉强明白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官场道理，但他实在明白得太晚了。
说到韩信，就不能不使人想起汉初另外两位与韩信平起平坐的人物，那就是萧何和张良。萧、张二人是刘邦从起兵到当皇帝整个奋斗过程中的谋士功臣，刘邦建汉后又先后担任汉朝相国。与范蠡不同，萧何、张良功成之后并没有彻底退隐；但他们又不像韩信，完全不懂急流勇退的道理，而是选择了第三条路，即以退隐方式来对待为官。在萧何、张良看来，自己的功高盖世，正是全部危险的原因所在。因此，他们虽身在其位，但都不断采用巧妙的办法打消刘邦对自己的疑虑，从而平安地度过了一生。比如刘邦对萧何，他一面给萧何加官赐赏，一面又经常派人打探萧何在干什么。敏感的萧何对此看在眼里，想在心中，他不对刘邦作任何解释和表白，而是以故意自污的方式来解除刘邦的顾虑。例如他有一次在刘邦外出时故意强买民田民宅，结果刘邦回京城后接到许多告发萧何的信件。萧何作出此等不入流的事来，是有意向刘邦表白自己胸无大志，只不过是个贪财的庸人。刘邦对此却暗暗高兴，于是慢慢对萧何也就放心下来了。
张良在西汉立国后仍要常常参与政务，为刘邦出谋划策，朝廷论功行赏时，刘邦因张良功高，就让他自择齐地三万户为食邑。张良明白这里面的文章，坚持只要一万户，把另外两万户退还给朝廷。当然，三万户与一万户之间的差别对于朝廷来说也并不大，但只接受一万户食邑所表明的却是张良的一个态度，而这个态度则完全是为了让刘邦放心。不仅如此，在选择封地时，张良要求封在与刘邦初次相遇的地方。对此，刘邦很是高兴，封张良为留侯。到晚年，张良目睹韩信、彭越等功臣的悲惨结局，联想到范蠡、文种兴越后或逃或死，深深懂得了“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便向刘邦辞官告退了。退隐后，张良崇信黄老之学，专心修道养精，静居行气，希望轻身成仙。后来还是吕后劝他不要自苦，张良才重食人间烟火，但从此全不参与朝政。张良、萧何由此得以善终，并一直得到刘邦和吕后的关照，与韩信等人相比，萧、张二人不可谓不老谋深算，并且也真称得上是绝顶聪明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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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相
出处行藏的揣摩：2。知难而退
见目的已无法实现，不再作无谓的挣扎和牺牲，便知难而退了。这是另一种人的做法。
郭泰是东汉名士，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