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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老儿的决策中是绝对说话算数的人。
这些谋士谋臣中的许多人都是读过书、问过学的，有些人甚至还有师承传授。但是，他们之所以成为谋臣却并不是靠什么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靠日积月累的经验、敏锐深刻的观察，特别是那没法解释和说明的天生才能。这种天生的才能可以使他把间接经验变成直接经验，把过眼即逝的日常生活变成富有意义的睿智判断。正是基于此，他们可以在众人的不知不识中辨明历史发展的大势，并提出帝王应对现实的行动方案。他们过人的敏锐、超常的反应，使得他们能够在帝王选择的重要关头施出妙计，或转危为安，或出奇制胜，因此人们常把他们看做天地间特殊的一群。
仅就我们前面的开场白，稍有常识的读者在头脑中闪出的第一个形象往往就是端坐四轮车中、手持羽扇的诸葛亮。
诸葛亮生于东汉末年的战乱之秋，早年曾在襄阳城西的隆中躬耕读书，闲暇时便与来此地躲避战乱的名士们议论天下大势。当然，每到这种场合，诸葛亮都侃侃而谈。人们相处久了，见他对天下大势的分析既深刻又独到，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就送他一个雅号，叫“卧龙”，暗示和预见他日后必定大有作为。
10年之后，天下形势迅速变化，此时曹操打败了袁绍，统一了北方，力量日渐壮大起来，孙权占据江东，地处天险，境内富庶，社会安定。此外，荆州有刘表，益州有刘璋，各自割地为王。刘表、刘璋虽然占据地盘不小，但两人缺乏远见和成大业的抱负。而此时的刘备正投在刘表门下，虽然自称是汉景帝之后，且有匡扶汉室、成就大业的抱负，但却缺乏起码的实力，因此正四处网罗有能有为之士，特别是能出谋划策的人，以便辅佐自己成就一番事业。刘备的苦心孤诣打动了当地名士司马徽，司马徽于是便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并称诸葛亮为旷世奇才，其才能远超管仲、乐毅。诸葛亮这类人才，正是刘备此时最需要的，于是以后便上演了刘备三顾茅庐的著名故事。打天下并不是开玩笑，当时刘备已年近半百，仍有这番雄心壮志实属不易，年仅27岁、本不愿轻易出山的诸葛亮终于被刘备的真诚所打动。当年诸葛亮曾态度明确地坚辞刘表的邀请，但这次却没办法拒绝眼前这位真想干一番事业的刘备了。诸葛亮见刘备抱负远大，是个有望成大业的人物，便同意出山，并认真细致地向刘备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以及刘备应采取的具体策略，这便是历史上妇孺皆知的“隆中对”。
诸葛亮认为，论名望和实力，袁绍比曹操大，却被曹操打败，说明曹操有智有谋。而曹操现在已经统一了北方，有几十万兵马，并且可以挟天子令诸候，所以短时间内不能与之争锋。江东的孙权地处险要，经过父兄多年经营，民心归顺，政治稳定，刘备也不宜与之对垒，只能联合。因此，刘备的最佳战略应该是东联孙权，一起抵抗曹操。另外，荆州是用兵立足的好地方，但刘表无能；益州土地肥沃，地势险要，可刘璋昏庸。所以他劝刘备应借助皇室后裔的名望，设法占据荆州和益州，然后再图大业。诸葛亮的这番分析，可以说深刻而富远见，后来形势的发展，基本与他的分析吻合。只是碍于刘备光复汉室的志向，诸葛亮没有点明统一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从对曹、吴的分析上可以看出，诸葛亮已经预见到天下三足鼎立的趋势了。
无独有偶，明初刘伯温的作用也与诸葛亮相似。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后，曾占据江东一块地盘。当时他周围有三股势力，北面是韩林儿的宋政权，东面是张士诚的周政权，西面是陈友谅的汉政权，朱元璋一直忙于东征西讨，缺乏总体战略构想，因此战果不佳，难有进展。此时，青田名士刘伯温求见，向朱元璋陈“时务十八策”，分析周围三大势力的不同情况，指明了朱元璋应采取的对策。刘伯温认为，三政权虽然都是朱元璋争夺天下的对手，但情形却大不相同。韩林儿名义上是朱元璋的主子，他不仅不会威胁朱元璋，而且能成为朱的工具和挡箭牌；张士诚在苏北苏南，安于富足尊荣，又接受了元朝的封号，目光短浅，难成大器；陈友谅则不然，他自起兵以来，首先清除内部异己势力，掌握了实权，势力很快扩及江西、湖北、安徽、湖南、浙江等省，是义军中最强悍的一支，也是朱元璋最重要的威胁和对手。所以战局的关键是必须首先打败陈友谅。刘伯温又进一步分析认为，陈友谅与张士诚不和，如果朱元璋攻张士诚，陈友谅不会出兵救援，极有可能乘虚而入，占据朱元璋的地盘；如果攻打陈友谅，张士诚却没有这种远见，他只会按兵不动。那么一旦攻下陈友谅的汉政权，张士诚的周政权也就很容易攻下，如此一来，“天下之形成矣”。日后的事实证明，朱元璋正是遵从了刘伯温的这个战略构想，灭元建明的事业才得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和完成。两相比较，刘伯温此次对天下大势的精辟分析，对朱元璋战略行动的富有远见的指点，与诸葛亮和刘备之间的“隆中对”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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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相
术在书外：2。临终前的忠告
历史上既能宏观天下发展大势，又能明察时局变更秋毫的谋士谋臣们可谓多矣，他们中的某些人除了身在江湖时就对江山变化指挥若定外，还能够在弥留之际对江山、后人留下决定生死命运的遗言，以利国家和社稷。
春秋时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齐国宰相管仲，一生出谋划策可谓多矣，齐桓公对之都言听计从。管仲临终之前，齐桓公前来探望，说话间问起将来管仲百年之后由谁来接替宰相之位合适。管仲当即作了这样的分析：阳朋为人忠厚正派，可以放心委以重任，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从以往的为人方式和性格看，都属于小人一类，遇大事不宜重用。但是，正是这三个小人过去都曾有恩于齐桓公。所以听管仲这么一说，齐桓公说：“过去易牙曾烹杀自己的儿子为我做肉羹，难道能说他不是真心对我好吗？”管仲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起码的为人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人性，试想一个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爱的人能说他有人性吗？一个没有起码人性的人，他怎么可能真正忠于国君呢？”齐桓公又问：“竖刁过去曾不惜残伤自己的身体来侍奉我，这样的人难道也要怀疑他对我不忠吗？”管仲说：“没有哪个人不首先爱惜自己身体的，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人是违反人情的，违犯人情的人也不会永远忠于国君。”齐桓公又问：“公子开方跟随我已有十五年了，为了侍奉我连自己的父亲去世也没有回去奔丧，这样的人难道还不值得信任吗？”管仲说；“凡是正常的人都会有父子亲情，连父子亲情也没有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忠于国君？”这次谈话之后不久，管仲就去世了。
应该说管仲临死前对齐桓公周围几个重要大臣的评价并没有使齐桓公感到满意，不仅如此，相反这番话倒让齐桓公觉得有某种不愉快。于是齐桓公也就没有照管仲的临终安排去做，而是非但没有重用阳朋，反倒对曾有小恩于自己的易牙、竖刁和公子开方信任有加。人的确是个感情动物，一向深谋远虑、识见过人的齐桓公也不能例外。但结果却不幸得很，管仲去世3年之后，齐桓公正是被这三个貌似忠诚，而实际上为人恶劣的亲近佞臣害死了，齐国的霸业也从此宣告结束。不用说，管仲临终遗言似乎只是一个人格评价和为国为政中基本的用人问题，而实际上他牵涉到管仲身后的齐国如何将霸业继续发展下去的重大战略问题。齐桓公因为感情用事，把管仲的话当了耳旁风，导致齐国政坛上发生重大变故，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管仲预言的敏锐和卓见。
十六国时辅佐前秦苻坚的著名谋臣王猛也是与管仲相似的人物。王猛在苻坚麾下担任丞相兼都督中外诸军事，他曾帮助苻坚扫除西北各地的割据势力，基本统一了北方。因此，苻坚对王猛也是极其信赖的。王猛临终前对前秦的前途和未来军国大事也有一番安排，王猛说：“晋国眼下成为我们的主要威胁，它虽然目前只是偏处江南，但它既是华夏正统，又治理得上下安和。我去世之后，陛下千万不要图灭东晋。现在鲜卑和西羌虽然表面降服，但心中并未真诚归顺，两族迟早都是祸害，以后要找机会把他们铲除掉。”不久，王猛去世。王猛死后，苻坚并没有认识到王猛临终遗言的准确性、重要性，毅然调集90万大军南下攻晋，结果在淝水遇到东晋军队的顽强阻击，前秦军队一败涂地。与此同时，王猛生前一再叮嘱要铲除的鲜卑、西羌贵族也趁前秦新败于东晋之际，公然宣布独立。从此，前秦江山由初具规模的稳定和强盛陡然变得七零八落，北方地区又重新陷入战乱和分裂。此后不久，苻坚被杀，前秦也迅速走向了它的全面瓦解。前秦由发展而迅速走向灭亡，当然原因不止一个方面，但苻坚不遵王猛临终遗言，却是导致形势急转直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苻坚和前秦的快速败亡，恰从反面证明了王猛临终遗言的高度预见性和分析问题、形势的深刻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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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相
术在书外：3．灵活机动的本领
谋臣们预言未来江山大业一言九鼎，靠的是高瞻远瞩的判断力；而面对具体问题分析得入情入理、准确无误，表现出的又是即时应对、机动灵活的另一种本领。
还说齐国的管仲。他当年为齐桓公谋求霸业时，曾系统设计先得民心，爱惜百姓，使百姓富足的政策；然后在民富国强的基础上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兵贵精而不在多；继而开发山林、盐业、铁业和渔业，发展商业，增加国家财税收入。并提请桓公注意让百姓休养生息。这样，国家富强，民心归顺，霸业自然而成。齐桓公也的确是按照管仲提出的思路行事而成为五霸之一的。
秦末楚汉争霸战争中，双方虽然互有胜负，但胜方和负方事实上都已筋疲力尽。刘邦急于取胜，令谋臣献计。儒生郦食其建议仿效汤武立桀纣之后的办法，分封六国贵族后代，以拉拢各方势力壮大自己。刘邦当时很是赞赏，准备马上下令封侯授玺。张良听说后立刻意识到，这将破坏争霸大业，即刻求见刘邦，数以9条不可依此而行的理由，认为复立六国，则将士谋臣各归其主，就不会有人追随刘邦打天下了，这样做不仅不会壮大汉政权的势力，而且只会带来新的分裂。刘邦醒悟后，又马上下令“销印止议”。如将此与西汉统一后的历史打通来看，张良的及时谏止确实是极有远见卓识的。
东晋建国于东南一隅，政权内部组织成分复杂，其中既有原来南方的士族，也有避乱南迁的北方士族。由于南北士族的风俗、气质等方面差异很大，影响到政治主张的歧异，并因此形成若干对立的政治派别。谋臣王导向晋元帝献策，以调解北南士族之间的关系，主张“绥抚新旧”，保持平衡，主观上决不可有所偏颇。王导本是北来的山东士族，当他与北来士族在一起时，就激励北来士族为光复中原而努力，以劝导他们放远眼光，别为眼前小利而争吵不休。对于南方士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