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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道儿远。”
“在哪儿上学。”
“公社那块,好几十里。”
南先生噢了一声。
炉火上来了。翁大元给南先生烧了一壶水。
“您去睡吧。我自己来。”南先生说。
“甭您,你。”小孩子很认真地说。
“噢,你回去吧,我能行。”
“等水开了,咱替你把火封上。”
两人面对面地坐着,都不知再说什么好。就等着那壶开。
壶开了,翁大元利索地给南先生灌到暖壶里,剩下一点儿倒在门边的一个铁盆中,“这,留着你晚上洗脚。”
翁大元把火封好了,对南先生说:
“你看到门上开着的那半扇窗户么?那是通气用的,可别关上;夜里冷点不要紧,别中了煤气。”
“多谢关照,多谢。”南先生很感动。
翁大元想说点什么,又咽下了。左右上下看了一下屋子,说:“你歇吧,咱走了。”便迈着老成的步子走远了。
二
第二天,翁上元便召集全村人的会议。翁送元去世以后,翁上元被任命为继任支部书记。会议就在那个大会场上召开;来的人不太多,村人已厌倦开会。
翁上元把话筒压了压,“现在开会。”那声音传出去,嗡声嗡气的;在会场上绕了三圈,方才落地。这话筒子的确可以造势,小声嘘出,却大声震起。难怪翁送元买了它,可惜那时没扯上电。话筒里的声音一响起,说闲话的人就平静了,这东西居然能压得住阵势。
“大伙儿注意了,咱村里新来了一位城里人,是城里的教授——南先生。”南先生从台上的一角站起来,一边笑着一边哈了好几个腰。大家觉得可笑,便哗地笑成了一片。
翁上元说:“莫笑。我问了,教授么,就是老师的老师,先生的先生。从现在起,南先生便是咱村的社员,大家都认识一下,以后多照应点儿。”
南先生便又站了起来,双手合揖,又连连地哈了几个腰,“敝姓南,东西南北的南。本人犯了错误,请父老乡亲多多批判,一定好好改造,好好改造。”
倏地,大家都不笑了。场子里静极了,一束束鼻息便突然显得滞重。
翁上元打破了这种沉静,“南先生是写书的,写书犯了错误,上边告诉咱他是右派,在咱村里劳动改造。上边还说,要注意利用这个典型,经常开一些批判会。今天就召开第一次批判会。”他看了一眼南先生,“不过,咱得强调两点,这一哩,对南先生不许打,他是个白面书生,不经打;这二哩,干农话儿的时候,大家不许捉弄他,要实打实地教给他,上边还要检查改造成果,咱不能交不了差。”
“啥叫右派,他写的啥么书?”有人问。南先生站起来,诚惶诚恐地要接受质问。
翁上元摆了摆手,“这些说了你也不懂,甭说了,咱图个耳不听,心不烦。”
“也是。”
这批判会便冷了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叫啥批判会呢?既不知道人家犯的什么错,又不许打;翁送元活着可不会是这样。也说不准,他后来除了种种烟,不什么也不管了么?这人那,到哪儿说哪儿,过一会儿是一会儿。就是就是。
整个场子出奇地静寂。被批斗人南先生感到极不自在,寒冷的冬日里竟也流了满脸的汗。他的腰部隐隐地疼了一下,那是在大学里被小将们打的;小将们打他之前,从来不跟他商量;刚才还静如处子,一会儿就凶如恶煞。他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变脸,所以总是战战兢兢。他不知道山里的爷儿们怎么变脸,便内心忐忑。
沉静了好一会儿,翁上元咳了一下,“大家伙儿没啥说的了是不?那咱喊几声口号吧。”
“打倒右派分子南明阳!”他平平地喊了一声。
大家这才知道南先生叫南明阳,便也跟着喊,“打倒右派分子南明阳。”翁上元再喊了一遍,群众也跟着喊一遍。三遍口号过后,翁上元说,散会。群众就都走光了。
剩下个南先生怔怔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翁上元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南先生,走哩。”
南先生一惊,“完事了?”他怯怯地问。
“完事了。”
居然就完事了,他百思不得其解,摇了摇头。
回到住处,翁大元过来了,“我爹叫咱给你扛了几件家伙儿。”他朝墙根指了指。哪儿整齐地摆了几件农具。
“我爹叫我告诉你,家伙怎么使,到时有人教你;干活儿时悠着点,你刚来乍到,还不习惯。”翁大元说。
“对了,你抽烟不?”翁大元问。
“不抽。”
“我爹叫咱给你拿来一个烟笸箩,还一杆烟袋,就撂在你的柜上,不抽就不抽,就放在你这儿吧。”
南先生看到了那杆烟袋,杆子还是铜的,烟锅头是新的,锃明瓦亮。他摩挲着,居然哭了。
“哭啥,就一把破烟袋,没几个钱。”翁大元认真地说。
南先生止住了哭,把眼泪抹去,很难为情地笑笑,“你们山里人真好。”
“人倒不赖,就是穷。”翁大元说。
听到一个孩子很世故的说法,南先生感到翁大元早熟,便逗弄他,“怎么个穷法?”
“大老爷们儿连条裤衩都不穿,连我爹都不穿,脱了裤子就露鸡巴蛋儿。”
南先生听了,不禁破颜,赶紧用手把嘴捂上。
“你咋那么乐?跟个酸娘儿们似的。”小孩子严肃地说。
南先生止住了笑,“大元,回头我教你识俩字。”
“识俩字就识俩字。”翁大元点点头。
这时从房梁上掉下来一只小蛇,在柜板上蠕动着;南先生失声尖叫。翁大元从容地走过去,用两个指头轻轻一捏,那蛇便伸直了身子,驯顺地呆着,一动不动。他把小蛇捏起来,放到门外,说一声“走”,那蛇便很听话地爬远了。
南先生大为骇异。眼睛盯着翁大元,送去质询的目光。
翁大元一晃头,“咳,这不稀罕。从小,蚂蚁、蚂蚱、螳螂、蜥蜴,我都捏过,只要咱一伸手,它们就都老实了。”
“那你就不害怕?”
“不害怕。倒是它们有点怕我。”
“为什么?”
“咱也不知道哩。”
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
第二天的活计是起猪圈。起猪圈是农村冬季里的一个主要活计:把猪圈里的冻粪起出来,放到猪圈外的场子里,再由人用背篓背到堰田上去,当底肥。山里人都会起猪圈,把冻层招开一条缝,镐刃伸到底层去,一用力,便把一大块冻粪撬下来;然后再用镐背把冻粪敲碎,粗细均匀的猪粪便起出来了。由于都懂得窍门,村里人起粪,又轻松,量又大。南先生不懂得起法,挥起镐子直直地朝冻层招去,一招招出一个小白点;便更用力气,镐子反而弹回来,弄得人站立不稳。看着趔趄不稳的南先生,人们都乐,这一乐,他更显尴尬,脸色就愈苍白。他拼命地与冻粪较劲,粪没起出多少,虎口已裂出血来。翁七妹心中生出一股怜情,走过来教他方法。南先生虽是个知识分子,对起粪的窍门却理解得异常慢,久久掌握不住要领,翁七妹很有耐心,一遍一遍地教他,不厌其烦。南先生很感动,觉得这农村姑娘很妩媚,是灰色的山村景色中的一抹亮色,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南先生终于会起粪了,他感到他已开始进入乡村生活,悬空的心有了落地之感,情绪稳定下来。
他的乐观情绪来得过早,在一些生活琐事上,他吃了大苦头。
初来的几天,翁上元给他安排了派饭,到社员家里用餐。淳朴的乡亲努力给他做些好吃食,他吃得也愉然。后来队里给了他一些玉米和谷物,叫他自己起伙,他便进了身心无措之境。
玉米可怎么吃呢?可以熬粥。他的粥熬得或稀或稠,并且总是熬糊了,粥里有呛人的糊味。熬糊了的粥不能倒掉,因为他是个被改造分子。便小口小口地啜那糊粥。啜了小半碗之后,便再也吸不下去,因为腔嗓里都像蠕满了虫子,烧撩得难耐。他没有吃饱,便一声不吭地爬到土炕上。半夜饥肠挛动,辘辘如歌,蒙面而泣。玉米还可以蒸窝头,打糊饼(又称“贴饼子”)。他蒸的窝头,总是不抱团,笼屉里蒸出的,是一小撮一小撮的粘稠物。他打的贴饼子,总是从锅体上出溜到锅底的沸水之中,把饼煮成粥。他便用碗盛着这非干非稀、非饼非粥的吃食,背着人们的目光,偷偷下咽。他吃得稀里糊涂。
这是玉米面的制作。更让他尴尬的是那满口袋的整玉米。这整玉米,粒粒金黄,美丽如诗。但不能整个吞下去品味,须辗成玉米粉。怎么辗呢?须上碾。山里的辗便是老皂荚树下的石碾子。妇人们转于辗道上,缓行如吟,飞动如蹈,倒也是一幅隽永的风情画;但一个男子要是手执辗棍,耐着性子,走出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步子,辗出一点糊口的玉米粉,却多少有些滑稽。所以,山里的汉子也不上辗子。但南先生得上。他没有可驭使的妇人,他只能驭使自己。他笨拙地推动着沉重的石碾,不时推一推滑下来的镜框。石碾硌噔硌噔地响着,单调而滞重,他一点儿也没有听出诗的味道。碾盘里的玉米,总是往碾盘外边跑,一边是整粒,一边是面屑,碾了半日,居然没碾出可以入口的面质,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还是翁七妹笑格盈盈地向他走来,手里拿着一把笤帚。她用笤帚给他清理碾盘,把碾轴里的玉米扫出来,把碾盘外的玉米扫进去。你瞧没,把玉米都赶到碾盘心儿里去,碾坨子咬着心儿碾,那米粒子就成面了。翁七妹耐心地示范着。南先生很是感动,翁七妹在前边给他扫碾盘,他推着碾坨子紧紧地跟着。他感到这农村姑娘扭动着的身姿真美,脚步儿也轻盈;他咬着这个美丽的身影儿走,才开始品出诗味来。
“以后你的粮食,就交给咱碾吧,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在辗道里转圈圈,也不是个事儿;好像山里人欺负你。”翁七妹说。
“不敢,不敢,我是一个被改造的人,不敢贪图安逸。”南先生诚惶诚恐地说。
“咳,改造归改造,推碾子归推碾子;地富反坏的男人都不推碾子,你推什么推!”
“不敢奢望,不敢奢望。”南先生坚持说。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犯酸哩?你乐意碾就碾吧,咱不管了!”翁七妹把手里的笤帚扔给南先生,扭扭地走了。
南先生一怔:这妩媚的农村姑娘,还是蛮有脾气的。
南先生就照着翁七妹教给的样子,碾了下去。碾了很久,依然碾不精细;他已失了耐性,草草地收场了。
他吃了他无谓的戒心的苦。
他碾出来的玉米面由于没有碾到火候,油性少,皮子多;熬出来的粥口感极疲,啜的时候,直剐嗓子眼儿,便加了小心啜。流质的粥居然也要小心地喝,他尝到了生活的个中滋味。
晚上,他打开了一个小布包,布包裹包着一个笔记本,他在那上边写了几句。之后,从笔记本的塑料套封里拿出一张照片来。他仔细端详着,竟潸然泪下。
那张照片上,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这个女人曾是他的妻子,也曾恩爱,但为了个人前程,与他划清界线,离异了。女人虽弃他而去,但他并不恨她,心中对她的情感依依不能割断,他感到无奈,感到迷们,深深地忧伤着,追寻已逝的时光。
他看着女人的照片,眼镜上起了一层雾;他摘下来,草草地擦了两把,就又戴上,更专注地凝视那帧追忆,叹息不止。
门外响起一阵风声。
他一震,赶紧把照片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