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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稀罕，她自己能给自己找活儿。”翁上元说。
“怎么个找活儿法？用手抠？”
“人家不用手，用‘耪’。”翁上元说。
“啥叫‘耪’？”
“软木削的个玩艺儿，跟男人的东西似的。”翁上元说。
场子上的人听得呆了，呆过之后咂摸出滋味来，一个个把自己笑翻了，笑得口唾四溅，屁声连天——
“翁上元，你还是队长呢？比谁都不正经！”
“什么狗日的队长，牲口头儿。”翁上元说。说完，自己觉得这话说得很机智，很够水平，自己也乐了起来。
“咯儿，咯儿，咯儿咯儿咯儿咯儿…”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牲口会笑么？可能会吧。
人们还沉浸在放浪的快乐之中，“别笑了，咱们商量点正事。”翁上元突然说。大家的笑也就戛然止了——
“啥事？”
“人家外村都有电了，咱是不是也该扯上电？”
“该扯！”
“天要是再旱，咱还得挨着，是不是打几眼井，装几台泵？”
“应该！”
“那咱就攒着点劲儿，干它一下子！”翁上元攥着两个拳头。
人们点点头，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
二
正当翁上元们要大干一场的时候，翁送元回来了。
翁送元是翁上元的二叔，是个打游击出身的人。那时，在原岭与后岭之间活动着一支抗日游击队，名字叫“岭台游击队”。这个游击队端过日本人的炮楼，烧过伪军的粮仓，也除过反水的叛徒与内奸，在京西一带影响极大，后来上了当地的抗日斗争史。翁送元在游击队里年龄最小，每次行动他都打后援，虽然转战的地方很多，但他没有亲手杀过一个鬼子或伪军。可后来他负了伤，成了功臣，解放后被组织上安排到一个机械厂，当了厂里的管理干部，成了离乡又离土的人。让村里老少羡慕得要死，都盼着烧高香烧出他那样的前程来。
他负伤，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那日，游击队在原岭和后岭之间的一块平地上休整，有的擦枪，有的闲逛，有的穷开心。翁送元看到树上的桑椹有几颗红了，便探着身子摘。摘下一颗，放到嘴里一嚼，甜！便又去摘另一颗。正当他欠起脚跟努力得不能再努力地就差一点点就够着那颗又大又红的桑椹时，听到“砰”的一声枪响，他的右小腿肚被什么猛烈地推了一下，便动弹不了了。他凝固在摘桑椹的那个努力的姿式上。
队长擦他的驳壳枪擦得太投入了，以致擦得走了火。
翁送元被抬到一块草地上，腿上的枪眼3日3日地喷着血。队里没有外科医生，只有一个稍通包扎的战士；那个战士便死命地给他缠绷带，把血给止住了。队长感到很遗憾，又浪费了一颗子弹；但看到翁送元年轻秀美的一张脸，心里也感到很不受用，便命令战士们抬着他行军。
本以为他的那条腿保不住了，伤口却奇迹般地复元了。子弹包在了肉里，那个地方长得硬梆梆的，不能走长路，一变天就又疼又胀，生有一种活不如死的感觉。但他不敢叫，因为是队长打的，一叫会被认为是对队长的不满或抗议，脸子便扭曲得如蚕如蛹。
队长心里明白，“娘的，也真难为你了。”
于是，队长对他生出异常的好感，给他记了一功。三等功。
就这么一个三等功，使他留在了工厂里。队里其他战士，有的死了，有的在胜利后又都回到了原籍，仍落草为民，光荣很快被忘却了。
翁送元虽然有了一个好结局，但心里却窝着不解的块垒：仗还没有真正打一场，鬼子还没有亲手杀一个，自己却残了，他那冲杀的激情便永远地憋在了心里。这东西憋得久了，使他的性情发生了变化，原来很仁义很通情达理的人却变得很不可理喻。遇到不遂心的事，不管对象是谁，他都会兀自发泄，惹得别人不敢靠近他。便成了孤独的人，以至最后不仅好发脾气，还很好斗；一遇到有争斗的场面，不会少了他。人家是劝架，他是添柴助阵。一方软下来，他会说：“你小子真（尸从）。”一方的拳头犹豫不决，他会大吼一声：“还愣着干啥，接他狗日的！”有他在的场面，一般都不好收拾。有时，他添火添得有些过火，争执的双方都愣了，之后竟一起把拳头砸到他身上。“要是老子有枪的那会儿，全都娘的把你们突突了！”他急了，提起两只老拳挥过去，他不再是助战，而是直接参战了。
领导上对他很头疼，但他是功臣，又拿他没办法，最后把他安排到锅炉房去烧锅炉。锅炉房是一个少人的僻处，不会发生争执的场面，领导上就对他少操点儿心。他就拿锅炉撒气，要不就烧不到温度，把居民和工人冻得瑟缩如鼠；要么就烧得过了铆，屋里热得衣服都穿不住，出了门就感冒。人们怨声载道，他却快意于自己的恶作剧，兴奋不已。
厂领导就只有去找他的老领导，那个已居显位的他的游击队长。
队长一来到他们厂，翁送元心里就明白了。
老领导问：“送元，过得咋样？”
“不咋样。这儿不是人呆的地方。”
“有什么打算？”
“你送我走，回老家。”翁送元说。
“老家可苦。”
“苦是苦点儿，但比这儿痛快。”
于是，在他的老领导协调下，他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老家。
陪同翁送元回来的是公社的领导，那个当年给翁上元、刘淑芳扯结婚证的潘同志。自然还有翁送元的老婆，一个又矮又瘦、面色阴冷的女人。
潘同志说：“根据公社的决定，后岭与前台、后台合并，建立后岭大队。”人们很平静。因为前台与后台是后岭村村口之外的两个小村，两个自然村，座落在两个小垭之上，每村不到二十户人家，一直自生自灭，像两个被母亲遗弃的孩子。没并村前，就受后岭的接济，一切农事和举动都跟着后岭的步子走，合并与不合并都差不多。宣布合并，只不过有了名份，对后岭影响不大。
潘同志接着宣布：
“经公社决定，由翁送元同志任后岭大队党支部书记，翁上元同志任大队长。”
人群里一阵吵嚷。人们是在议论，翁送元放着城里好好的工人不当，回村当什么支部书记，中邪病了咋地？他回来，要卖点什么药呢？
潘同志以为下面有意见，严肃地说：“翁送元同志是革命的功臣，支部书记当之无愧！”
下边嘻嘻笑起来。
三
潘同志宣布完决定的当天晚上，翁送元就召开支委会，除了通知翁上元之外，也通知了翁息元。翁送元说，一个支部至少应该有三个以上的支委，公社领导考虑到翁息元也当过队长，就决定吸收他作为支委，刚才在众人面前没有宣布，怕引起议论，毕竟三个支委是一个家族的人。但组织上是从实际影响和能力上考虑人选的，“举贤不避亲”，一切从好开展工作出发。
支委会上确定了分工。翁送元自然是管全面，翁上元主管生产，翁息元协助翁上元抓生产并兼任大队的会计。
翁送元严肃地说：“咱虽然是爷儿仨，但办的是公事；公是公，私是私，别（尸求）的瞎掺和，谁办事走了板儿，小心咱揍他。”
“自然，自然。”翁息元头点得如鸡啄米。
翁上元却没有吭声。
“上元，你咋不说话？”翁送元盯着翁上元问。
“三叔不是说了么，他代表我。”翁上元说。
“这可不成，在组织里，他是他，你是你，不分尊长，马虎不得，记得不？”
翁上元忙说：“记得。”
翁送元说要讨论讨论村里今后要干的大事，他先问翁息元：“息元，你说干点啥？”
翁息元说：“这得问上元，他是现管。”
便问翁上元。
翁上元说：“对村里的事，咱有个打算；如今二叔回来了，说出来，由二叔定。”
翁送元点点头。
翁上元说：“这一，扯上电，这上下连三村都扯上电了，就咱村黑（尸求）着，咱爷儿们管事了，不扯上，现眼。这二，打几眼井，安几台泵，咱村一早就绝收，咱是饿怕了。”
翁送元眯缝着眼，眼皮也不抬一下，问翁息元：“息元，你说呢？”
翁息元说：“上元咂摸得对头，这都是眼下应该办的，咱山里讲求的就是个过日子，过就过好日子；这两件事办了，日子会红火起来，乡亲们也会念咱们好。”
翁送元听完翁息元的活，眯着的双眼睁开了，而且睁得贼大，迸出咄咄逼人的光芒，叫翁上元、翁息元不敢正眼瞧他。
“你们俩是串通好了咋地？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出的还挺匀势。”他说。
翁上元、翁息元听罢面面相觑，谁也不吱声。
翁送元“啪”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该办，该办，你们说的都该办，但都得后稍着；你们知道最该办的是什么？翁上元，你知道不？不知吧。翁息元，你知道不？也（尸求）的不知道吧。你们俩是两只土里鳖，光在窝里瞎拱，外边的事一点儿都不知道。你们知道外边怎么了？运动了！抓阶级斗争，抓路线斗争。你们没听说嘛，路线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
“路上有桩，桩是木桩？”翁息无疑惑不解。
“不要打岔，那意思就是说，不管是眼前的事还是今后的事，不管是多难的事多不好揍的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翁送元兴致勃勃，那两个人却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云。
“咱村里要红火，先得搞运动。公社领导还叮嘱咱，在搞好生产的同时，也要搞一搞运动；平原都有搞运动的典型了，咱山区也得有一个。这山区这一个应该是谁，就应该是咱后岭！”翁送元的拳头又砸到了桌上。两个人激灵一下站起来。
“你们说咱后岭该不该当这个典型，你们说咱后岭该不该搞这个运动？”他瞪了二人一眼。
“你是支书，你说该搞就该搞。”两人嗫嚅着。
“这叫咋说的？咱们是支部，大家的意见得一致，得明确表态。”
“搞就搞呗。”翁息元说。
“搞就搞呗。”翁上元也如是说。
“决定了！”翁送元又砸了一下桌子。
“怎么搞法？”翁息元问。
“先把斗争对象排排队，地、富、反、坏、右都有几个？”翁送元问。
“这您都知道。”翁上元说。
“这地主有一，富农有二，坏分子还得挖，这右嘛？回头再说。”翁送元说。
“地主倒是有一个，闹日本的时候，不就死了嘛，只剩下个地主婆谢亭云。”翁上元说。
一听到谢亭云，翁送元的眼唰地就亮了，“这谢亭云过得还挺自在是不？这谢亭云就得斗！”
“多少年了，虽说是地主婆，但是毕竟是个妇道人家，人家安安分分过日子，随大伙儿一块儿享福，随大伙儿一块受苦，没啥碍眼的举动。”翁上元说。
“上元，你这就不对了，虽没得眼的举动，但她的心就跟咱一条心了？你见过她哭老地主的样子了没有？” “听二叔讲过。”
“你要是忘了，咱再给你讲一遍。”
“没忘。”
“没忘也得给你讲。”
那年，游击队被日本人穷追不舍，打掩护的几个队员最后跑到地主的四合院里，其中就有翁送元。他们把地主一家集中起来做人质，坚持着。鬼子在对面的坡上支了一挺机枪，把院子封锁了，他们只有等天黑。翁送元把一顶帽子伸出房檐试探一下，嗒嗒一梭子子弹就飞过来，把帽子打飞了。翁送元哎呀一声地不敢动弹了。地主看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