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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饰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他们的错误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堡的错误，只是“幸灾乐祸”、“欢喜若狂”。为此，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伟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始终是“鹰”，而修正主义者，则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
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经或者正在这样做。
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其他某些领导人，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什么态度呢？
他们不是对斯大林一生的活动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全面分析，而是不分是非，全盘否定；
他们不是用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
他们不是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而是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或者把任意编造的所谓“错误”硬栽到斯大林身上；
他们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用煽动的、蛊惑人心的语言，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当我们不得不列举这些污秽的、下流的恶言毒语的时候，我们实在担心弄脏自己的纸笔。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岂不是等于说，苏联人民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内，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这岂不是等于说，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三十年内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经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而是在封建主义“暴君”统治下的经验吗？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强盗”。这岂不是等于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是以一个“强盗”为首的国家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混蛋”。这岂不是等于说，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着英勇革命斗争的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以一个“混蛋”为其领袖的政党吗？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白痴”。这岂不是等于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苏联军队，曾经是以一个“白痴”为其最高统帅的军队吗？光荣的苏军将士和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战士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这岂不是等于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几十年内竟然把“凶手”作为自己的导师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包括苏联共产党人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赌棍”。这岂不是等于说，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曾经是以一个“赌棍”作为自己的旗手吗？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军队的莫大污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污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污辱，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莫大污辱。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现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骂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把自己放在“凶手”、“强盗”的同谋者的地位上呢？还是放在“混蛋”、“白痴”一类人的地位上呢？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骂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在这方面，他所使用的语言，比起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和德热拉斯等叛徒，都毫无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正是应当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一段话来质问赫鲁晓夫：“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
列宁在《谩骂的政治意义》一文中说：“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那些时时刻刻都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在威胁着他们的苏共领导人，不就是用谩骂斯大林来掩盖自己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和恼人的软弱无力吗？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一面对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口诛笔伐，一面对帝国主义的头子颂扬备至，这种现象难道是偶然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逻辑吗？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就应该记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正确地谴责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