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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考虑到，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党，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他们进行批评，特别慎重，特别耐心，尽一切可能约束在中苏两党领导人内部会谈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分歧能够通过内部的讨论得到解决，而不要公开进行论战。
但是，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几十次内部会谈中对苏共领导的同志式的批评和劝告，都没有能够使他们迷途知返。他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苏共领导对我们的好意规劝的报答，是对我们施加了一系列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压力，是对我们发动越来越粗暴的攻击。
苏共领导有一个坏习惯：谁批评他们，就给谁乱扣帽子。
他们说：“你们反苏！”不对。朋友们，“反苏”的帽子戴不到我们头上。我们批评你们的错误，正是为了维护伟大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正是为了使苏共和苏联的威信不致被你们糟蹋得不成样子。老实说，真正反苏的，败坏苏共和苏联的，给苏共和苏联抹黑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你们就一直不断地、无数次地干着这样的坏事。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无法洗刷你们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耻辱。
他们说：“你们争领导权！”不对。朋友们，你们这种诽谤实在太不高明了。按照你们的说法，好像有人在同你们争夺什么“领导权”。这不是等于大言不惭地宣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什么“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是在你们手中吗？你们这样以老子党自居，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习惯。这是完全非法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明确规定，各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平等的。根据这个原则，兄弟党之间根本不应当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的关系，更不应当有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我们从来反对任何一个党指挥其他兄弟党，也从来没有想过由自己来指挥其他兄弟党，根本谈不上什么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现在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不是由这一个党或那一个党来领导的问题，而是究竟要听从修正主义的指挥棒，还是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的问题。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正是他们企图凌驾于兄弟党之上，把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地位，只是各国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动和扩大起来的，是由他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既然苏共领导对我们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不择手段地对我们进行种种诬蔑，既然苏共领导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开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答辩，不辟谣，不保卫宣言和声明，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彻底底地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当我们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时候，我们仍然希望苏共领导能够看到，你们不要革命，不要全世界革命人民，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一心一意同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合作，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我们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呼吁苏共领导改正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轨道上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目前的论战，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历史将会证明，经过这场大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附件一：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一）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1、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使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
2、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
3、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因为：
1、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是两回事情。我们应该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不应该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上面，因而不要过分地强调这个方面。
2、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3、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即使有个别国家比较多一点显示了这种可能，但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合乎实际的，也不宜过分强调这个可能。当某一国家果然出现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共产党也必须一面争取这种可能，一面准备随时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
4、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起到减弱资产阶级反动性的作用，也不能起到麻痹资产阶级的作用。
5、对社会党说来，也不能因此使它革命一些。
6、也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因此更发达一些。反之，如果有些共产党因此模糊自己的革命面貌，在群众的心目中把它同社会党混同起来，那只会使共产党削弱。
7、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议会斗争究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等）。
（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希望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使革命经过和平的发展得到胜利，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的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提法都不是意味着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列宁反复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名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
（六）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种种考虑，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现在因为要发表共同宣言，所以不能不说明我们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的地方提出修正。附件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上的声明（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这种态度和这种做法将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二）中国共产党历来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在两年多以来，完全忠实于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坚持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这种分歧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能否保持世界和平，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在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四分之三土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继续取得胜利。对于这些分歧的问题，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以便取得一致的结论。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所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看成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在这次会谈中，他企图使用压力使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屈服。我们在此严正地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我们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在罗马尼亚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有若干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莫斯科宣言的。他这个发言是会为帝国主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