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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俄罗斯联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长，伙同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副厂长和其他人员，一共四十三人，把九百多台织布机盗卖给中亚细亚、哈萨克、高加索等地的工厂，供这些工厂的领导人进行地下生产。
吉尔吉斯一个四、五十人的贪污盗窃集团，在他们把持的两个工厂中进行地下生产，盗窃国家财产达三千多万卢布。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共和国计划委员会主席，商业部副部长，共和国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等部门的七个局长和处长，还有“从流放中逃回的大富农”。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像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
让我们再看一看集体农庄中形形色色的富农分子的活动。
有些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例如：
乌兹别克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使全村都处于恐怖之中”。农庄的一切重要职务，“全被他的许多姐夫、妹夫、小舅子、亲家以及其他亲友所窃据”。他“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千卢布，以满足私人的需要”。他有一辆轿车，两辆摩托，三个妻子，“她们各有一套单独的住宅”。
库尔斯克州一个集体农庄主席把农庄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他勾结会计、出纳、仓库主任、农艺师、商店主任等，互相包庇，“盘剥农庄庄员”，在几年内贪污盗窃了十几万卢布。
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伙同会计伪造证件和帐目，盗窃了农庄五万多卢布。这个会计还被宣传为“模范会计”，在莫斯科举办的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上展出了她的事迹。
阿拉木图州的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专门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他“从乌克兰或乌兹别克买来酿酒果汁，从江布尔买来糖和酒精”，进行加工，然后到处高价出售。这个农庄拥有一座年产一百万公斤的酿酒厂，它的商业投机网布满哈萨克共和国，商业投机成了农庄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白俄罗斯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俨然以一个有封邑的小公爵自居”，“什么事都独断专行”。他根本不住在农庄里，而是住在城里或者自己的“华丽的别墅”里，经常“忙于各种商业钻营”，“搞投机活动”。他从别处购买牲畜，冒充自己农庄的产品，虚报生产成绩，但他却成了“经常受到赞扬”的“模范领导者”。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农庄领导人所把持的农庄，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他们在上级领导机关中往往有着自己的保护人。他们同庄员的关系，同样变成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像这样的压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剥削者，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新富农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相敌对的阶级，属于富农阶级也就是农村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进攻的阶级斗争。
在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以外，苏联的城市和乡村中都还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有的开设私人企业，私产私销；有的组织私人包工队，公开承包国营或合作社企业的建筑工程；有的开设私营旅馆。列宁格勒有一位“苏联女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和销售尼龙女上衣，“每天收入七百新卢布”。库尔斯克州一个作坊主，制造毡靴，高价出售。这个作坊主，拥有五百四十双毡靴，八公斤金币，三千米衣料，二十条地毯，一千二百公斤羊毛等大量物资。戈米尔州一个私营业主，“招雇工人和匠师”，在两年内以高价承包了十二个工厂的焙烧炉的建造工程或大修工程。奥伦堡州有“数以百计的私人旅店和私人货栈”，“集体农庄和国家的钱源源不断流入旅店经营者的腰包”。
他们有的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低价收购，高价卖出，长途贩运，牟取暴利。在莫斯科，就有大批投机者贩卖农产品。他们把“成□的柑桔、苹果和各种蔬菜运到莫斯科，用黑市价格卖出”。“有人给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创造了一切便利条件：备有市场客栈和保管室等其他设备供他们使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个投机商，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公司”，“雇用了十二名售货员和两名搬运夫”，“把上千头的猪，几百公担粮食，几百□水果”，从农村运往顿巴斯，“把成千上万盗窃来的矿渣砖、成车厢的玻璃”和其他建筑材料，从城市运往农村，在倒卖中大发横财。
他们有的专门充当掮客和经纪人，这些人交游广阔，只要给他们贿赂，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到。列宁格勒有这样一个掮客，“虽然他不是贸易部长，可是全部货物都掌握在他手里，虽然没有铁路官衔，可是支配着车辆”。他可以把“严格调拨的东西，通过调拨以外的途径弄来”。“列宁格勒所有的仓库都为他效劳”。他从经手商品中，获得大量“酬金”，仅一九六○年就从一个林业公司获得了七十万卢布。这样的掮客，在列宁格勒有“一大批”。
这一批私人企业主和投机倒把分子，干的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勾当。他们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吗？
事实上，苏联报刊自己也把上面所说的那些人叫做“苏联资本家”，“新企业家”，“私人企业主”，“新富农”，“投机商”，“剥削者”，等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硬说苏联不存在敌对阶级，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我们在上面所引用的材料，仅仅是苏联报刊自己披露的一部分事例。这些事实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而苏联报刊没有披露的事实，被隐蔽和保护的更大、更严重的事实还多得很。我们引用这些材料，是为了回答苏联究竟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材料，是很多人都容易看得到的，而且也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自己无法否认的。
仅仅这些材料就足以说明，在苏联，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农业，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从经济部门到党和国家机构，从基层到高级领导机关，都大量地出现了同无产阶级敌对的资产阶级的猖狂活动。这些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我们在下面就来论述这个问题。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早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初期，列宁就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他们的习惯势力，从各方面包围和侵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个别阶层。这种情况，不仅使苏维埃机关职员中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分子，而且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列宁还指出，对苏维埃政权留用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实行的高额薪金制，虽然是必要的，但有着腐化的作用，影响到苏维埃政权。
因此，列宁当时非常强调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非常强调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不断揭发和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曾经尖锐地提出：“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
同时，列宁还非常强调，在工资政策中必须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一切公务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只对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的薪金。在十月革命后直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苏联基本上是实行列宁的指示，党政机关的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和专家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薪金大体上同工人的工资相当。
当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分配制度上防止在各部门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利用职权，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当时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些斗争的胜利，粉碎了资产阶级妄想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一些党的组织中，出现了堕落和腐化现象。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等部门中，也出现了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出现了科学家集团的“学阀式”的垄断现象。
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苏联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
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打开了闸门。
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