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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专政方面不够坚决，在关键时刻表现了动摇。同时，没有采取正确措施满足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因而脱离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匈牙利共产党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实行了合并，也是使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领导硬说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的典型，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苏共领导还硬说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是“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这又是荒唐可笑地歪曲历史。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政权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而不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和平”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和武装起义，并且在苏军的援助下，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及其走狗政权，建立了民族阵线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制造反革命政变，准备进行武装暴乱，颠复人民政权。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立即调动武装力量，同时组织了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事实非常清楚，二月事件并不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而是工人阶级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国家机器，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
哥特瓦尔德在总结二月事件的时候说过：“还在二月事件以前，我们就已经说过：与战前情况相比较，基本的变化之一恰好在于，国家政权已经不是为以前的各统治阶级服务，而是为一些新的阶级服务。二月事件表明，国家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起了卓越的作用。”（哥特瓦尔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
以上所说的这些事例，怎么能说成是“和平过渡”的先例呢？
列宁说过：“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辞、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列宁说，“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这样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伪造历史，玩弄欺骗手段呢？问题的实质也正是在这里。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苏共领导为他们反对革命的“和平过渡”路线辩解的主要借口，就是所谓当代的历史条件变了。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条件的变化的估计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条件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力量的极大增长和帝国主义力量的极大削弱。战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武装革命斗争，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新高涨，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大发展。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毛泽东同志早在战后初期就多次指出，世界力量对比的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这种新的情况“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三百六十页。）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九十页至一千四百九十一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据战后历史条件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根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本性不会改变的规律，得出革命的结论，认为必须充分利用革命的大好形势，按照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积极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准备夺取革命的胜利。
赫鲁晓夫则借口战后历史条件的变化，得出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结论，认为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改变了，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过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过时了。
赫鲁晓夫等人散布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他们说，“现在，对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正在形成以和平形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他们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一期间，欧洲许多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不断地发展和改进自己的警察官僚机器，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因此没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改变了。
他们说，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使国际反动派对于实行革命的国家的内政干涉趋于瘫痪”，“这就减少了资产阶级发动国内战争的潜在可能性”。
但是，赫鲁晓夫等人的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个突出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普遍增强暴力机器，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到处进行反革命武装干涉。
美国今天已经更加军国主义化，它的军队扩大到了二百七十多万人，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十倍，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了八倍。它的警察特务机关之多，就连美国一些大资本家自己也承认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远远超过希特勒德国。
英国的常备军从一九三四年的二十五万多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四十二万人，警察从一九三四年的六万七千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八万七千人。
法国的常备军从一九三四年的六十五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七十四万多人，警察和保安部队从一九三四年的八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十二万人。
在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以至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大量增强军队和警察力量的情形，也都没有什么例外。
赫鲁晓夫最热心用全面彻底裁军的口号来麻痹群众。这种咒语念了好几年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一点儿也没有。人们看到，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里，到处都是全面彻底扩军，到处都是扩大和加强暴力镇压的机器。
资产阶级在和平时期这样拚命地增强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镇压本国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倒是为了保证劳动人民能够和平取得政权吗？战后十九年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使用军队和警察镇压罢工工人，镇压要求民主权利的人民群众的暴行，难道发生的还嫌少吗？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同四十多个国家组织了各种军事集团和签订了各种军事条约。它在海外设立了二千二百多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派驻在海外的兵力，达一百多万人。它的“进击司令部”统辖着一支由陆、空军联合组成的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开赴各地镇压人民革命。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不但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世界各国反动派，帮助他们镇压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而且还直接策划和发动了多次的反革命的武装侵略和干涉，也就是输出反革命。拿美帝国主义来说，它曾经在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直接出兵并且指挥进攻希腊人民解放区，在朝鲜进行侵略战争，派遣部队在黎巴嫩登陆威胁伊拉克革命，支持和援助老挝反动派扩大内战，组织和指挥所谓联合国部队镇压刚果的民族独立运动，对古巴进行反革命入侵。它现在仍然在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它最近还武装镇压巴拿马人民维护主权的正义斗争，并且参加对塞浦路斯的武装干涉。
美帝国主义不但对一切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坚决进行镇压和干涉，而且对凡是稍微表现了一些民族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政权，也要想办法把他们搞掉。十九年来，美国政府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策划了多次反革命军事政变，甚至对于它自己扶植起来的走狗，例如吴庭艳之流，只要一旦不再合乎它的心意，马上卸磨杀驴，也采取暴力手段除掉。
事实说明：今天，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进行革命，要争取解放，不但必须对付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而且必须充分准备对付来自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没有这种准备，不坚决在必要的时候用革命的暴力回击反革命的暴力，就根本谈不上革命，更谈不到革命的胜利。
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如果不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做好对付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干涉的准备，不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方针，就不能维护民族独立，更不能保证革命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你们口口声声大谈战后形势的新特点，为什么偏偏要抹煞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到处镇压革命这个极其重要的、极其明显的特点呢？你们开口和平过渡，闭口和平过渡，却绝口不谈怎样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庞大的暴力镇压机器，这是为什么呢？你们公然掩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血淋淋的现实，散布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能够和平取得胜利的幻想，这岂不明明在麻痹各国人民的警惕性，用空洞的美好前景来安抚怒气冲天的群众，反对他们革命，实际上充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帮凶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让已经死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再来充当一次反面教员，还是很有益处的。
杜勒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通过使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他接着说：“苏联统治者现在说，他们将放弃使用暴力。”杜勒斯表示：“我们欢迎并且将鼓励这些事态发展。”
显然，杜勒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深深懂得暴力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杜勒斯一方面欢迎赫鲁晓夫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一方面极力强调资产阶级必须加强反革命暴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在另一次的演说中说，“在政府的所有任务中，最基本的一项是要保护它的公民〔应读作反动统治阶级〕免遭暴力。”“因此，在一切文明的社会中，社会成员都出力维持一支警察部队，作为法治的武器。”
杜勒斯在这里说的是老实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统治的政治基础，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一支警察部队”。只要不触动这个基础，其他都是无关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