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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这是事实。我们应当把这个事实告诉人民群众。
但是，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防止呢？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从来是十分明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对战后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就提出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谈话中就说：
“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九十二页。）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针对着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说的。那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蒋介石反动派也大肆进行这种宣传，来吓唬中国人民。当时有一些同志，对于这种讹诈，产生畏惧的心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的武装进攻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则相反。他指出，只要对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已经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五○年六月，毛泽东同志指出：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各国兄弟党会议上，详细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论证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借用中国古典小说中一句成语“东风压倒西风”来形象地比喻这种形势。他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第二十五页。）
毛泽东同志是从国际阶级关系的分析中得出这个结论的。他很明白地把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放在“东风”的一边，而“西风”只限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战争势力。这个比喻的政治含义是异常清楚和确切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把这个比喻歪曲成为地理的、种族的或者气象的概念，只是暴露了他们硬要把自己挤进“西方”的行列，来讨好帝国主义，煽动欧洲和北美的民族沙文主义。
毛泽东同志提出“东风压倒西风”，主要地也是为了论证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增长了，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建设环境的可能性增长了。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观点。
可见，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是苏共领导蓄意制造的谣言。
可见，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的论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老早就提出来了，并不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首先提出来的，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什么“创造”。
可是，赫鲁晓夫真的一点儿创造也没有吗？不，创造倒是有的。可惜，这些所谓创造，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修正主义。
第一，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只有防止的一种可能，而不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须指出还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只有同时指出这两种可能性，采取正确的政策，作两方面的准备，才有利于动员群众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在帝国主义一旦把世界战争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才不致于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但是，赫鲁晓夫等人却反对揭露帝国主义策划新战争的危险。按照他们的论调，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变成爱好和平的帝国主义。这是帮助帝国主义麻痹群众，涣散群众的斗争意志，使群众对帝国主义策划的新战争危险丧失警惕。
第二，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认为列宁主义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原理已经过时。
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这是一回事；一切战争，包括革命战争，都可以避免，这是另一回事。把二者混淆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这是列宁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的客观规律。
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在谈到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防止的论点以后说，“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十七页。）
列宁和斯大林是正确的，赫鲁晓夫是错误的。
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战争只有两次，而帝国主义发动的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战争则有无数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连续不断地引起了各种类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事实很清楚，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派出自己的军队，或者利用他们的走狗，对于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实行血腥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一切可能，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历史上显然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四至七十五页。）
事实同样很清楚，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武力来镇压本国人民的情况下，国内革命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国内战争也是一种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现。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五页。）
历史上所有各国的大革命，几乎没有不经过革命战争的。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是一个例子。法国的革命，是一个例子。俄国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当然又是一种例子。越南的革命，古巴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等等，也都是大家知道的例子。
一八七一年，马克思在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条件。他说，“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四百六十八页。）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在谈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现在，这个论断，也成为苏共领导攻击的对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好战”的论据。
可敬的朋友们，你们的这种诬蔑，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五年前就驳斥过了。毛泽东同志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百三十五页。）
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些话究竟有什么不对呢？只有否认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的人，才会否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论点。
中国人民已经用枪杆子造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外，谁都很容易懂得，这是一件好事，它是保卫世界和平、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衷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正如列宁所说，这种革命战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八十五页。）如果因为这一点，就攻击我们好战，那只能证明我们是真正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从来就是这样咒骂布尔塞维克“好战”，咒骂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革命领袖“好战”的。我们今天遭到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同样的咒骂，正好说明我们高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
赫鲁晓夫等人大肆宣扬在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种论调就是早已破产了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使各国人民相信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从而取消革命，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并且在实际上帮助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
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
苏共领导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理论的灵魂，是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一切，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究竟怎样改变的呢？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他们说，“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被压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