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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如果把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话，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当然应该记得，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正是他自己，特别积极地支持和执行当时的肃反政策。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党一定毫不容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定领导，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坚定领导。……我们将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扬灰。”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基辅州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上说：“雅基尔分子、巴利茨基分子、柳比奇分子、查东斯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想把波兰地主引进乌克兰来，想把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引到这里来。……我们消灭了相当多的敌人，但还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敌人就会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到我们这里来。”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曾经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曾经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肃反政策的赫鲁晓夫，为什么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呢？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而赫鲁晓夫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自我批评，他只知道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赫鲁晓夫的这些丑恶的行为，发生在现代修正主义泛滥的时期，并不奇怪。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批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时所说：“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弃、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扔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证明，由于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已经招致了何等严重的恶果。
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铁托集团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都乘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苏共领导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托洛茨基分子死灰复燃，叫嚣要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所谓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在《致苏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七年就说过，将来要“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纪念碑”，“今天这一预言实现了。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你们党的第一书记作了诺言将树立这个纪念碑。”这封信特别要求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的纪念碑上”。托洛茨基分子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他们认为，苏共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领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进行的。
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恢复什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而是恰恰相反，违背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必须正确地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这样的党，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要由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领袖们组成。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这样的领袖，是这个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事业胜利的希望。
列宁说得完全正确：“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他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历来坚持集体领导，但是反对贬低领袖的作用。我们重视领袖的作用，但是反对对个人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颂扬，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
我们这些一贯的、正确的主张，同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根本不同的。事情越来越清楚，苏共领导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是为了什么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而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苏共领导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揭穿来说，无非是：
一、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
二、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三、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开辟道路；
四、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着自己的意愿颠复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
五、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这种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他们“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高度评价”那些“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苏共领导在把斯大林踩在脚下的同时，却把赫鲁晓夫捧到天上。
他们把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赫鲁晓夫，把这个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低级政治工作人员，吹捧成“红军的积极缔造者”。
他们把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的巨大功绩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十分经常地听到赫鲁晓夫的声音”，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
他们把核武器和火箭技术的伟大成就，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他是什么“宇宙之父”。但是，谁都知道，苏联造成原子弹和氢弹，都是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科学技术人员和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火箭技术也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奠定基础的。怎么能够把这些重要历史事实一笔抹煞呢？怎么能够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赫鲁晓夫呢？
他们把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且认为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的赫鲁晓夫，吹捧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光辉范例。”
苏共领导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口号的掩饰下所作的这些事情，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是“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诬蔑为“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这种说法，进一步地暴露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荒诞无稽。
按照苏共领导人的说法，苏联在十月革命结束了俄国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所谓“个人迷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似乎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这个时期里，苏联劳动人民遭受了“沉重压迫”，笼罩着“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彷徨的气氛”，苏联社会的发展遭受了阻碍。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中大讲什么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说斯大林“是用斧头维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绘当时的社会秩序说，“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
苏共领导所说的“个人迷信时期”，简直是一种比封建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时期还要“可恶”、还要“野蛮”的社会。
按照苏共领导的说法，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几十年来，并没有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只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以后，才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