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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之江从僻静处的井盖下钻出来，迅速地上了街道，他招了一下手，喊道：“黄包车——”
天天仓皇地跑走，和一辆黄包车擦身而过。
黄包车上，钱之江看都没看一眼天天，他优雅地用手绢擦了擦鼻子，鼻头有些红，仿佛是伤风了。
天天也没有注意黄包车上的人，他快步地跳上了有轨电车……
安在天的母亲罗雪是麻醉医生，中共地下党员，代号叫“公牛”。此刻，她穿着一身国军制服，三十几岁，显得英姿飒爽，手里拿着一捆菜，下班回家了。
老保姆迎了上来：“哎呀，太太，你上班那样累，怎么还好让你带菜回来呢，都出汗了吧？”
罗雪笑了笑，看见衣帽架上的衣服，悄悄地松了一口气：“先生已经回来了？”
“先生在书房，前脚刚刚进门。太太，要不要冲一盆热水打打面孔？”
罗雪摆摆手，往书房走去，看见丈夫正在聚精会神地用左手临摹桌上放着的一份手抄文件，这时候的钱之江已经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钱之江：“你快过来看看，我临摹得像不像？”
罗雪反复地端详：“像，太像了，完全像一个人写的。”
“我练有一个月了吧？”
“你现在写情报用的都是这个笔迹？”
“对，这样即使情报落入敌人手里，他们也绝对怀疑不到我的头上。不过，这只是我临摹他笔迹的一个次要目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借这个字，找个好机会，把闫京生这条恶狗给除了，为苏州河上的十几位同志报仇。”
罗雪眼圈一红，轻轻地：“大家都等着这一天呢！还有舞会上，闫京生就是在我的眼皮底下，杀了‘大马驹’同志，那天他正好过二十七岁生日。”
在饭厅里忙乎着的老保姆上好了菜，朝书房喊道：“太太，饭好了呀，喊先生过来吃饭吧，他吃了饭还要去上班的。”
罗雪问丈夫：“你今天不是值夜班，下午5点半才上班吗？”
钱之江关紧了书房的门，道：“最近要有大行动，中央将派特使来上海召开重要会议，时间、地点、参加的人员都安排好了。”
罗雪惊喜地：“党中央的特使？”
“是，所以从今天起，我要以办公室为家了，随时盯着敌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上级说了，会议最后能不能开，如不如期开，换不换地方开，都要等我的消息再来决定。”他停顿了一下，继而用沉重地语调说，“就在今天中午，我去2号联络站接受任务，开会地点暴露了，会上有7名同志，只跑出来我一个。”
罗雪一下子把钱之江的手抓紧了：“那他们……”
“可能都牺牲了。大家为了掩护我，把我推进暗道，我刚进暗道他们就自绝了生路，把门关死了。外面全是枪声。”
罗雪拿来钱之江的皮鞋，把他的拖鞋换了下来：“近来出事太多了，同志们被杀的杀，抓的抓，生死都是那么猝不及防，那么无常莫测……”
“做一名地下工作者，就是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在某天清晨或傍晚，随时也都可能跟着进去。”
罗雪给他系着鞋带：“可我希望，你最后能把那只脚，重新从地狱的门里退回来。我们能死吗？我们都死了，天天怎么办？”
钱之江握住了她的手：“所以我经常后悔我们生了天天，担心他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名孤儿。因为生命对于我们，就象天上的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汽、站的角度、位置，稍有偏差，彩虹就会转瞬即逝。甚至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或者用一粒毒药结束生命。”
家属院里，几个不愿回家的男孩正在热火朝天地玩儿，其中就有天天。老保姆一路小跑地过来，喊道：“天天，祖宗，吃饭了！”
天天：“不吃！”
一个男孩抢着告他的状：“他今天被老师留下了。”
老保姆白了那个男孩一眼，拧住天天的耳朵，一路将他拖回了家。
天天进屋时，钱之江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去上班了。天天脸上有泥，用袖子胡乱擦着。他看父亲要走，心中窃喜，忙道：“爸爸再见。”
罗雪在一旁说：“爸爸今天值夜班，晚上不回来了。”
天天问爸爸：“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说呢？”
“明天早上8点。”
“你这不是都知道嘛！我值夜班，就是要第二天早上才回来。”
“明天是礼拜天，我不上学，我来接你下班。”
“好，明天早上8点，你到单位大门口等我。”
“我来接你，你要带我去看电影。”
钱之江命令儿子，道：“洗手吃饭。”
天天突然地冒出了一句话：“我放学路上看见杀人了。”
钱之江都要出门了，立即转回头来，问道：“杀的什么人？”
“就在康桥会馆那条街上。听人说是共产党，有两个人从楼上跳下来，一个当场被打死了，还活捉了一个。”
钱之江和罗雪都暗暗吃惊，钱之江问：“真活捉了一个？”
天天：“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他跳楼时摔倒了，还没爬起来，就给抓住了。”罗雪担心地看了一眼丈夫：“……还去上班？”
钱之江拍拍她的手，淡然地：“当然。”
天天补充道：“小纸烟店的老板和老板娘也死了……”
天天一直站在家门口，目送着父亲远去的身影。
天空中突然打了一个响雷，天天大喊一声：“爸爸——”
钱之江回过头来，停下步子。只听见儿子说：“要下雨了，我给你拿伞去。”天天就从屋里拿了把伞，递给了父亲。
钱之江接了伞转身走了。罗雪站在门口，招呼着天天去吃饭，天天回头，看着父亲走远，像是有某种预感一样。事实上，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见父亲，3年之后，他的母亲也离开了他。没能够看到他们的儿子长大，也没能够看上一眼他们为之流血牺牲而打造的新中国。
上海警备司令部是个大院子，分办公区和家属院。钱之江走过哨兵身边时，天上又打了个雷，接着便下起雨来。
钱之江撑起了伞。
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向他迎面走来。
大雨滂沱。
这是一幢红砖白缝的楼房，屋檐的下水管是三十年代常见的那种铅灰色的梯形铁皮管，俗称洋铁管。这根贴在墙上的下水管自上而下，里面有流水的声音，自弱到强。准确说，是由依稀变得清晰。电缆从铁管出来，又顺势钻进墙脚。一双男人的手正在做把电缆从水里垫高的工作。末了，这双手从脚边搬起一盆花，盖在上面。这里放着一排花，如果说刚放上去的那盆花是为了掩盖电缆，成排的花则为了掩盖这盆花负有的秘密。
男人穿着雨衣，粗大的雨点劈头盖脑打在耷拉的雨帽上看不清他的脸。放好花后，他搓了搓手，目光顺着洋铁管往上爬，最后停落在顶楼的两个窗户上。这两个窗户外各挂着两只造型特别的鸟笼，它们其实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无线电系统的发射和接收天线。
男人走进楼里，又走进一扇门上标“危险有电”的变电房内。
男人立在一排柜门前脱下雨衣，打开一扇柜门，将头探进柜门，仿佛是要挂雨衣，结果是整个人都钻进了柜门，并且从里面关好了柜门。毫无疑问这里是地下室，地下组织的无线电报房便设在此。
几乎没有什么光亮，有的只是从隔板的缝隙和门的布帘间透过来的几缕光。昏暗中有个明亮而喜悦的女声，在对一个模糊得难以分辨的身影说话。
“老虎”问：“他一定是中央委员，你认识他吗？”
身影坐在沙发上，头仰靠着，是一种很累或者休闲的样子。听了对方问话，他慢慢直起身子，声音厚实、老道、舒缓，还有点疲惫，和女人的声音形成鲜明对照。
罗进：“我不知道认不认识他，也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他，因为我就不知道他是谁。是不是中央委员这不重要，他这次是以中共中央特使的身份来上海召开会议的。”
“老虎”情不自禁地：“你说他是党中央的特使？”
“‘四一二’事变之后，蒋介石开始疯狂杀戮共产党员，三天之内，300多人被暗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逃亡。1927年，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灾难深重的一年。而1931年，则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叛徒叛变，中共中央被迫紧急撤离上海，上海的地下组织几乎群龙无首，发往苏区的情报也一度中断……”
“老虎”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可这下好了，我们又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
罗进面色沉重：“但任务也更艰巨了。”
“老虎”连忙问：“什么任务？”
“中国共产党尽管受到重创，但地下斗争仍然在无畏而卓越地坚持着。正是由于我们将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苏区中央，所以中央需要我们提供敌人下一步的军事情报。”
“上海只有我们这一部电台了。”
“特使就是为此而来。”
“老虎”问：“来取情报？”
“更关键的，是要重建我们跟苏区中央联络的通道，振奋上海地下工作的活力和威力。上级要求我们从今天起，从现在开始，24小时监听上海军方与南京高层之间的无线电联络，获得特使会议的任何消息都要及时上报。”
“老虎”调皮地：“是上报给‘彩云’同志吗？”
“你知道的太多了。”
“谁叫我是译电员呢？所有电报都从我手上过，不知道是假的。”
“是啊，什么都瞒不了你，也离不开你。”
手电筒光一闪，有脚步声从楼梯下来。
罗进问：“怎么样？有问题吗？”
楼梯上的人边走边说，他就是刚才在外面整天线的人，年轻时的铁院长，地下电台报务员，代号叫“火龙”。他回答：“因为雨水冲刷，天线的接口松了。”
三人都起身，钻进布帘子里。
钱之江走过了一栋高三层、U字形的办公楼，一辆三轮摩托车飞驰着超过了他，停在左侧楼前，那是特务处的办公地。
特务处处长黄一彪正站在楼前与人说话，看见车上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下来，正是摔伤被活捉的“断剑”，问：“其他人呢？”
便衣跳下车：“报告处长，只有这一个活的了。”
黄一彪大声地问道：“有跑掉的吗？”
“应该没有，都被打死了。”
黄一彪“哦”了一声，走到“断剑”面前。“断剑”显然刚挨过打，嘴角还流着血。黄一彪假惺惺地掏出手绢，拭去了他嘴角的血，说：“有必要为几个东躲西藏的土包子流血嘛。我说这位先生，长相很斯文，实在象个读书人，为什么不放聪明一点儿，好汉不吃眼前亏呢！生命乃父母所赐，万不敢轻待之。”
“断剑”凛然的样子，不看黄一彪。
黄一彪嘿嘿一笑：“都这样，开始还挺有骨头，但我会叫你变成软骨头的。”
钱之江从“断剑”身边过去，雨顺着伞沿，往下滴答着水珠。钱之江已走过他们，看不见他们了，只听到黄一彪喊了一句：“带进来！”
特务押着踉跄的“断剑”进了楼，几乎是被拖了进去。
钱之江也到了机要处的楼前，他收起伞，甩了甩水……
里面空间比外面大，有十来个平方，但东西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