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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燕青请王观察见到柴进时，王观察自然也不认识。可柴进笑道：“小弟与足下是童稚之交，且未可说，兄长熟思之。”像东京城内的官员，自然社会关系多，有些儿时的朋友忘记了也属正常。再加上柴进优雅的气度，以及和燕青天衣无缝的配合，王观察即使半信半疑也难以驳回柴进的面子。
酒至半酣，这是人警惕性最差的时候，柴进抓住时机套出了“翠花”的秘密。喝完酒后当着奉承自己的儿时好友，喜欢显摆也是常有的事情。“每人皆赐衣袄一件，翠叶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个，凿着与民同乐四字，因此每日在这里听候点视。如有宫花锦袄，便能够入内里去。”不经意间就泄漏了国家机密，然后柴进、燕青用麻药放倒了王观察，柴进换了他的衣服和宫花，进了皇宫。等转了一大圈后，回到酒店的包间，依然将宫花衣服还回来。他们抓住了王观察这些官僚们的弱点，即使知道自己的衣服曾被人家借用过，为了乌纱绝不可能主动去上司那里汇报。柴进在宋徽宗办公的睿思殿里削除“山东宋江”四个字，其实质意义是先向朝廷示威：禁苑重地我随时可进。吓唬一下皇帝后再找招安的门路就容易一些。
后来征方腊时，依然是柴进和燕青，潜入方腊内部，取得了方腊的信任。柴进被招为驸马，燕青被封为奉尉。成为攻占方腊清溪洞的“第五纵队”。柴进主动申请潜入敌部时，惟一的条件是：“情愿舍死一往，只是得燕青为伴同行最好。此人晓得诸路乡谈，更兼见机而作。”乖乖，在此之前，燕小乙说过东京话、山东话，还不为奇，毕竟离大名府不远。他竟然连鸟语一样的浙江话都能说！天才间谍。
燕青接近李师师那番表演更显露小乙哥过人的机灵。当老鸨问他：“小哥高姓？”燕青答道：“老娘忘了，小人是张乙的儿子张闲便是，从小在外，今日方归。”——这小乙哥，天生一个白相人的模样，再加上“世上张姓李姓王姓的最多”，这开勾栏瓦肆的老鸨，引来送往，阅人无数，哪能把每一个人记得清清楚楚？这老鸨的熟客中，自然有姓张的客人，于是说：“你不是太平桥下小张闲么？你那里去了，许多时不来？”这燕青当然顺杆往上爬，套住了老鸨，便顺利见到了李师师。如果是戴院长前来，那个作派，加上说一口江西话，甭说见李师师，估计城门都难以进去。
体现燕青之间谍全面素质的还在后面。当李逵元夜闹了东京后，燕青等人的身份已经暴露，但为了受招安，必须见到大宋朝的皇帝，燕青此时履险而去，可见他的胆量，也能见他的自信。“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里（李师师）那里入肩，枕头上关节最快。小弟可长可短，见机而作。”燕青非常了解李师师这样的欢场女子，而且也认定在专制的社会里，枕头风比什么都重要。
然而由于燕青并非宋江的心腹，宋江不能信任他，说了句：“贤弟此去，须担干系。”戴宗立马主动请缨，陪伴燕青去东京。——戴宗此时的使命，便是替宋江监视燕青。
此番进京，东京城自然加强了警戒，可燕小乙拿着假冒的公文，两下就骗过了守城的卫士。先是摆出开封府办事人员的威风训斥了门卫一顿，然后将假公文“劈面丢将去道：‘你看，这是开封府的公文不是？’”吓得监门官对卫士喝道：“既是开封府公文，只管问他怎地？放他入去！”只有将狐假虎威的开封府公人演得逼真，才能轻易骗过监门官。
待到在此见到了李师师，燕青更是体现了一个职业间谍的优秀素质，先是巧施“美男计”，迷住了李师师。等到李师师动了情后，为了不坏梁山泊的大事，拜李师师为干姐姐，堵住了师师的非分要求，又不得罪李师师。——真牛，燕小乙。
可戴宗对燕青却是那样的不放心。当燕青向其讲述和李师师交往的情形后。戴宗说：“如此最好！只恐兄弟心猿意马，栓缚不定。”燕青道：“大丈夫处世，若为酒色而忘其本，此与禽兽何异？燕青但有此心，死于万剑之下！”戴宗有点难为情地说了句：“你我都是好汉，何必说誓！”燕青回答说：“如何不说誓，兄长必然生疑。”对宋江的多疑、戴宗的小人之心，燕青早就明镜似的了解，但为了梁山的兄弟，他情愿被怀疑，被监视。
真正促使皇帝了解梁山人的心态，最后顺利被招安的第一大功臣是燕青，但燕青此时未必真的愿意招安，而是为了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这才是真正的好间谍。因此燕青也是最清醒的，他早看出了兔死狗烹的下场。劝卢俊义隐居未凑效后，“收拾了一担金银珠宝挑着，竟不知投何处去了。”并给宋江留下一首诗：“雁序分飞自可惊，纳还官诰不求荣。身边自有君王赦，洒脱风尘过此生。”这样早留后路、全身而退的间谍，古今中外能有几人？而宋江的第一心腹戴宗，此时目睹兄弟们的惨死，也明白过来了，效仿了燕青，纳官不受。可惜没有燕青那样隐居江湖的准备，也没有燕青生存的本事，只得最后死在东岳庙里。
中土难安身 夷邦求立命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对古代中国人而言，最痛苦的离别并非亲友情人之别，而是告别了父母之邦，生养之地，远去异国他乡，而且可能一别便是永诀。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天下共主周天子这一名义的元首之下，列国之间的人才流动是很频繁的，也没有所谓背叛故国的说法。只要不是去夏就夷，而是在华夏文化的大体系下，去哪个国家都行。如商鞅离开迫害他的魏国，去了秦国，用变法奠定了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秦国称霸群雄的基础；后期的李斯从楚国来到秦国，摆脱了“厕中之鼠”的命运，去作“仓中之鼠”，一直做到相国。连孔子都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只要受住你心中的“道”，不要抛弃自己的理想，离开动乱、不安宁的国家，选择那些幸福的乐土，是完全正当而明智的。
在中华大地分成若干个独立的政治单元，各诸侯国之间相互进行人才竞争的时期，能人可以代价而沽，且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东方不亮西方亮。而江山一统后，天下英雄都进了皇帝的袖兜里面，你只能老老实实做忠臣，即家奴义仆，皇帝因为没有竞争，而是做垄断性买卖，他给你的价格就比较随意了，因而怀才不遇的人就比较多了。“不才明主弃”以后怎么办，要么就如柳永在放荡中麻醉自己，要么就像黄巢那样，找个机会反他娘的一把。
庾信淹留北地，作《哀江南赋》，哀叹的不是离开故土，而是离开了江南的文化家园，如果北地完全汉化，完成以夏变夷了，庾信没准还会说：“此间乐，不思蜀”了。李陵之所以连累了司马迁，连后来许多读书人都不原谅他，因为他去的不仅是被发左衽的胡地，而且是与大汉朝处于交战状态的敌国匈奴。
皇家可以负你，而你不能负皇家。这是历代皇家加上一些忠实的愤青们逐年锻造得越来越牢固的混账理论，你要是违背这一理论就是汉奸，“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理所当然，我的朋友五岳散人写过一篇文章《我们不是小孩有也不是狗》对这一千百年看似天经地义的说法狠狠驳斥了一番。连两千年前的孟子时代，都能认识到，君王视百姓为草芥，百姓便可视君王为寇雠。当齐王问孟子，大伙儿一起攻打纣王，是不是臣弑君。孟子的回答是那样的干脆：“我只听说过杀了一个叫纣的老匹夫，没听说谁杀了君王。”如此反动的言论，难怪使千年后的叫花子皇帝朱元璋读了，依然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并说要是这老头活在我大明朝，早就将他砍头了。伟大的中华文明越来越发展的结果是，皇帝不但要占有你的身子，而且必须占有你的灵魂。虽桀纣之君，你必须视之如尧舜，对他要无限忠诚无限热爱。
这种说法，到了宋代由一班吹鼓手包装后重新上市，显得更有理论权威了。因此自宋以后，坦然“走异路，去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是需要勇气的。好在《水浒》中的李俊、童威、童猛自小就是杀人放火的不安分人物，他们飘然出洋，心理的负担可能要小得多。
有人说《水浒》后五十回非施耐庵的手笔，是别人的狗尾续貂，但就算是续写，我认为比高鄂续写《红楼》高明多了。李俊等人的命运的安排就是非常精彩的情节。在即将遭遇鸟尽弓藏之命运时：
“且说李俊三人竟来寻见费保四个，不负前约，七人都在榆柳庄上议定了，尽将家私打造船只，从太仓港乘驾出海，自投华外国去了，后来为暹罗国之主。童威、费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职，自取其乐，另霸海滨，这是李俊的后话。诗曰
知几君子事，明哲迈夷伦。
重结义中义，更全身外身。
浔水舟无系，榆庄柳又新。
谁知天海阔，别有一家人。”
这三人的选择，不但和傻乎乎上套的宋江、卢俊义、吴用、李逵相比，不知高明了多少，即使比逍遥快活的燕青、云游天下的公孙胜、假戏真做而出家的武松，更明智也更有价值。
揭阳岭上，过一辈子谋财害命的地霸生活，非李俊、童威、童猛真心所愿，他们和宋江、吴用等人一样，是有着比较高远的政治追求，所以他们也和宋江一样，竭力结交天下的英豪，以备不时之需。当李俊从李立的屠刀下救下了宋江后，他们认为凭自己的名望和实力，还不足以成事，必须依靠一棵更大的树。这棵树现在找到了，就是名满黑白两道的宋押司宋三郎大哥。为此，他们在宋江和戴宗即将被处斩时，及时出手相救，赌了一把，积累了后来上梁山的资本。但他们这种行为和晁盖的报恩、李逵的愚忠不太一样，他们不如说是种及时的投机。当梁山诸人在江州城里劫了法场以后，逃到江边，被滚滚的大江挡住，正在束手无策时，李俊和童氏兄弟、张氏兄弟及时出现来接应，这是大旱降甘霖之举。当张顺说：“今日我们正要杀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汉们救出，来到这里。”这是张顺、李俊他们为了表忠心的矫情之语，这些开酒店、划渡船、贩私盐、操纵渔市的“揭阳派”人物，太明白生意之道，不会轻易做亏本的买卖。让他们单独去劫法场，没这个能力只能白白送死，因此他们不冒这个险。当宋江被救出来后，他们当然要及时出力，好参与分一瓢羹。以宋江之谋，对这些小伎俩自然心知肚明，但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事情，将来的路还很长，兄弟们还得互相照顾。
因而，就如我在上文所说的那样，虽然宋江结识“揭阳派”人物早于戴宗、李逵，但“揭阳派”从来就是有着独立立场清醒认识的一个小集团，宋江的大哥权威不能真正影响其心灵。因此对梁山的扩大、发展到招安，他们都有着独立的判断。所以，战袍未解，又被派出去征讨方腊，他们预料到此去凶多吉少。当李俊在太湖中遇见干他们当年相同买卖的费保四人时，一见如故。费保还特意问起了张顺，李俊回答说：“张顺是我弟兄，亦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