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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出手呀”，出手的自然不是法也不是理，而是钱、权或者拳头和斧头。
梁山人中许多是被迫为寇的，但他们的组织结构和朝廷无异，他们的行事原则和官场无异。如果李逵不是做游戏而是真的坐衙寿张县，当了县太爷，他能给当地百姓带来公正么？显然不能。如果宋江真的能打到东京夺了皇位，世上就没有高俅、蔡京么？显然不会。因为从刘邦到朱元璋，历史已经一次次证明，奴隶做了主子，往往比以前的主子更狠。
所以我们在《水浒》中看到那么多逼上梁山的故事，看到那么多的冤屈与不平。他们最终寻求解决的路子无一不是以暴易暴。而梁山上的权力分配，依然由这种规则决定。王伦对这点认识不清，面对势力远远强于自己的“生辰纲抢劫集团”，还摆出主人的架子，所以他被火并；宋江和晁盖以兄弟相称，但要顺利做老大，必须一点点收罗各路英豪，逐渐地培植自己的势力。
最后，宋江、李逵们离开他们的梁山，但走入了另外一个梁山，悟空离开了自己的花果山，但走入了另一个花果山。梁山作为一个暴力集团，没有能力吞没另一个更大的暴力集团——大宋王朝，不得已被更大的暴力集团收购。强盗成了政府军，奉命去吞并另一个暴力集团——方腊，最后暴力相互抵消，剩下残兵败将回东京，还被大宋王朝用各种手段收拾掉。唐僧师徒一路跋山涉水、伏妖降魔，靠的就是暴力，当妖魔鬼怪搞不定时，悟空就不得不请更具暴力资源的人，如观音菩萨、文殊菩萨等等。
《水浒》中处处讲“忠义”，《西游》中处处说“佛法”。但我从中看到的真正属于“忠义”和“佛法”的很少，看到的是暴力比拚，赢者通吃。
《水浒》和《西游》之所以从诞生以来，在华人中有如此大的影响。我想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中国的历史规律、中国人的集体心理不无关系。我们的祖先造字组词很有智慧，将做强盗说成“落草”，将强盗说成“绿林人士”和“草莽英雄”，这种命名大概不仅仅因为强盗总藏在深山中，也许还因为他们的生存方式、处事原则更接近人类的共同发源地——大林莽中的诸多动物，动物抢食物时靠力量来决定一切。人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按照丛林规则分配资源、确定秩序的。战争是政治活动的最高形式便是这一规则的最佳解释。这种规则带来的是血腥和残酷。往往如李逵的板斧，不论官民都砍瓜切菜般杀将去，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总陷入“分合”与“治乱”的循环，总坚守“胜王败寇”的历史观，总上演“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连续剧，在一次次的王朝更替中，生灵涂炭，山河哭泣，经济与文化出现大倒退。人们一次次满怀希望地迎来新主人，却又一次次失望，人们发现新主人奉行的依然是“梁山规则”，他们生活的依然是“水浒社会”：用武力决定一切，用暴力控制一切。顶多在“天道”等外观的装饰艺术上有所差别。
随着人类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人类也一直在寻求建立起突破“丛林原则”、“猴山结构”的社会。因为暴力代替暴力，人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最后在暴力的相互碰撞、相互抵消中，很难有最后的胜利者。于是，人类学会了谈判，不仅仅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在政治权利的分配上同样引进了谈判的方法。让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走到一起，不是打仗而是开会，在开会中互相让步、妥协，最后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第一回史进出场时说：“一部书一百单八人，而为头先叙史进，作者盖自许其书，进于史矣。”金氏可谓慧眼，《水浒》就是一部史书。如今当我阅读《水浒》时，心中充满着对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悲悯。如果林冲被陷害后，能有合理的救济渠道，这位才干出众忠心耿耿的职业军人不会上梁山；如果潘金莲能够支配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她也不会沦落为毒害亲夫的罪犯；武松如果能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为死去的武大讨个公道，他也不会举起复仇的尖刀；如果梁中书等人的收入暴露在阳光下，而不是通过搜刮民脂民膏来孝敬太师，晁盖们也很难认为自己的抢劫行为是正义的……我知道，这一切没有如果，我们的历史总是这样一次次重复着《水浒》的故事。
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并非天生就是土匪和奴才，一百多年来，尽管有外敌入侵，也有内战纷纷，我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求告别梁山和花果山的路径。推翻帝制，首造共和，许多仁人志士在找这条路；反对独裁，追求民主，一代代中国人在找这条路；提倡法治，反对人治，高层和民间的有识之士也在寻找这条路。一个有着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治国者和被治者都会有种惰性，有种路径依赖，因此在迷雾与荆棘中，找到这条路也许会比别的民族更要艰难一些，但一个伟大的民族应当有自信，民主与法治并不是特定民族才能享受的奢侈品。
新的宪法修正案加了9个字：“国家重视和保障人权”。“人权”之所以和“猴权”完全不一样，是因为一个人不论贫富贵贱，他的一些天然的权利不能让渡，他作为人的起码尊严应该得到尊重。只有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由暴力最强者任意设定或修改规则，林冲那样的人在法律面前才可能和高太尉享有一样的权利，那么就难以有林冲的悲剧，也就没有梁山水泊存在的空间。要实现执政党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不二法门就是民主与法治。任何公民、任何集团、任何党派、任何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建设法治中国和建设政治文明最起码的要求。
阅读《水浒》和《西游》的同时，我拉拉杂杂写下了一些读书笔记，这无非是一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人的所思所想，这些所思所想凌乱而无规则，有些观点未必经得起推敲。但我认为思想无所谓绝对的正确错误绝对的积极消极，我只是一点点把它记录下来。我要特别感谢吴思老师，他是我在新闻界的前辈，也是作为一个新闻人学习的榜样。他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开启了我的思路，开阔了我认识世界认识历史的视野。我也要感谢许多熟悉或陌生的网友，我于天涯网站首发了几篇读书笔记后，一些网友给了溢美之词，也给予我莫大的鼓励，使我有信心一篇篇写下去，直到现在这个模样，网友们也指出了文中许多硬伤和低级错误，可能使成书后留下的笑柄减少了很多。在此一并感谢。
我期待着大家的进一步批评指正，我更想说的一句话是：写这些东西只是想表达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朴实愿望：
再见，梁山和花果山。
第一编 江湖的控制术
梁山的“山头”
梁山泊排定座次后，宋江名正言顺地当上了梁山的老大，他便立即为自己和梁山人找出路，打出了“招安”的大旗。让乐和唱《满江红》，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李逵也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鲁智深说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刷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三位刚烈的汉子同样反对招安，可是宋江对他们仨的言语完全不一样。对李逵是“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理！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而对武松与鲁达却是这样说的：“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来冷了众人的心？”“众兄弟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清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
从对李逵的呵斥和对武松、鲁达等人的安抚解释就可看出水浒的“山头”，对同样火一样性子的李、武、鲁，宋江的表现亲疏有别。李逵是家奴，是宋江在江州脱险带出来的亲信，反对自己招安大计，宋自然很伤心，而且对家奴大声呵斥不以为过，还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给心中还反对招安的人其他看看。当然宋江知道别的弟兄会替李逵求情，他也会就坡下驴，你以为他真的会杀自己最管用、最忠诚的打手么？而对武松、鲁达这两个二龙山来的头领，他只能安抚，因为二龙山人马和梁山人马近似一种联盟关系。一家小公司和大公司合并成一个新公司而已，大公司不可能完全控制小公司的高层人士。
梁山人马的基本构架是“一大”加“四小”。“一大”是原来的梁山人马，四小指的是青州的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和华阴的少华山，这好比是一个大集团公司的核心层企业和松散型子公司的关系。后来为了营救孔明，“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众山归水泊是实，然而“同心”却未必。众山会师同归梁山，是为了生存，免得被政府军各个击破。他们和梁山有共同的利益——即活下去，但同样有一些分歧。作为核心层企业的老总，宋江有更长远的政治追求，显然不是李忠、周通那样仅仅为了过着有银子有美女的日子。而且招安之后，宋江、吴用等作为主要人员也许能进入皇帝的视野，而他们作为一般的跟随者，命运如何更未可知。尤其是武松、鲁达这些和原来体制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的一帮人。
归附梁山的四山中，二龙山的实力最大，他们的头领是鲁智深、杨志、武松、曹正、施恩、张青、孙二娘。鲁、杨、武三人名望很高，更兼武艺出众，是真正的重量级选手，不亚于原来梁山的任何一员战将。因此在梁山排座次后，这股势力在四个地方根据地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鲁、武、杨都进了三十六天罡，级别较高。且在职务分工中，分充了先锋使和步军头领。其次就是少华山，头领中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中，史进进了三十六天罡，朱武成为七十二地煞之首。桃花山势力最弱，李忠、周通不但武艺平平，而且一人吝啬，一人好色，被江湖人瞧不起，只能排名靠后，在梁山上基本失去了话语权。白虎山从一开始就可算成梁山的支系，头领孔明、孔亮是宋江的徒弟。宋江除了权谋过人外，在拳脚、棍棒方面的造诣实在有限，他指导出来的徒弟能高明到哪里去？这股人马的势力可以忽略不计。
鲁智深、武松、杨志对梁山一直保持某种自觉的疏远。杨志因为晁盖、吴用等人劫了生辰纲而受到连累，不得不逃亡，因此他对梁山诸人，如朱仝对李逵一样，有某种难以释怀的心结。而且相对梁山前期以地方恶霸、流浪汉等底层人物为骨干相比，鲁、武、杨三人具有相似的经历、共同的语言，鲁为提辖，杨为制使，武为打虎英雄兼都头，其名望不在一个小县押司宋江之下。他们不像阮氏兄弟、刘唐一样，能主动爽快地做强盗，而是不得已上山逃避。归顺梁山，是因为慕容知府和呼延灼即将大举征剿三山，凭他们的力量难以抵挡官军。如果他们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