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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大军回到宿舍，一进门苗师傅就盯上了他。
“怎么？柳卫东书记要买东西，你真的批字给拉加，不让卖了？”
谢大军不经意地反问道：“怎么？消息传的这么快？”
苗师傅把见到听到的都原原本本地讲给了谢大军：“我正在柳卫东房子里给他量衣服，办公室副主任武权，拿着柳卫东开的买东西的那个单子，对柳书记说：“没想到，谢大军这样死板，连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知道他这是冲我们办公室来的，前几天我没给他们派车，今天他不卖给我商品，……”武权说着，把单子退给了柳卫东。”
谢大军静静地听着，苗师傅不紧不慢地说着：
“柳书记听武权说完，一下子愣住了，脸憋的通红，半天没说出话来。”
“看来柳书记是真生气喽……”谢大军平静地说。
“柳书记如何咱先不说，可气的是那个武权。他看着柳卫东无可奈何的样子，眼珠上下转了几下说：要不我把单子拿到周书记那签个字，看他谢大军有何话说”
“柳书记同意了吗？”谢大军又同样平静地再问一句。
“柳书记当然不会同意了，他要是同意了那也就不是柳书记了。他说：‘不要给周书记出难题，那样会影响团结，做工作不能硬顶，要注意方法。谢大军按规定销售商品，讲的是原则性，你不能说他错。你在原则面前要做点事，就要多动脑子。贸易公司要车拉货，你们办公室没派车，拉加到直属库借了车，照样把货拉了回来，工作做的很主动，这一点你们还真得学学人家，有点灵活性’……武权说：‘我明白该怎么做了’，拿了那个单子就出去了。我量完衣服尺寸，也随后出来了。刚走过武权门口，里边吴魅正大呼小叫地说着：‘谢大军手里就那点权力，连书记都不买帐，等着瞧吧，以后有他好果子吃’！未免太嚣张了，你要多加小心……”
谢大军也有些抑制不住内心的气愤，正颜厉色地说：“小心，怎么小心？听喇喇蛄叫，还不种地啦！”
苗师傅耐心地再劝道：“话虽如此说，凡事还要警惕些才是，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不过我说的也主要是政治上的，人身伤害量他谁也没那个胆量！”
谢大军诚恳地看着苗师傅说：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背地里耍手腕，搞阴谋，放暗箭这一套，归结起来叫邪门歪道。对付这种东西，唯一的办法是站在它的对立面，叫走正道。自古以来，是邪不压正。俗话说，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我只能保证自己不做坏事，但我不能保证别人。我唯一的做法是，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该怎么做，还怎么做。相信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相信我们这个党总体上是好的，至于个别人那一套，说的难听一点，我没功夫尿他！我的这种做法，可能和一些好心的群众说不到一块，自己在前进的路上，困难可能多些，可是我这个人个性如此，别无选择，——我就是我！”
县委书记周凌风心想：原来平静的高原小县上，自从来了这批新干部后，增添了许多生气。人多了，热情高，干劲大。但这种“热气”，对县上工作带来的影响，是好，是坏，是消极还是积极，只有经过实践后才能得出结论来。
周凌风既是军人出身，对事、对人、对已都毫无疑问地是军人的风格。
军人是什么？
军人是斗争的灵魂。
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是战斗，是胜利——或牺牲——最终都是微笑地面对。所以真正的军人，不管何时何地总是乐观的，在这一点上，周凌风总是当之无愧的，此是后话。近几个月来，周凌风面对新来的干部，心情一直是在兴奋中渡过。原来，县上坚持工作的干部不过百八十人，即使把在山下休假治病的全算上，也就二百人。实际情况基本是一半在山上，一半在山下。而在山上的一半，往往又要分出一半去下乡。
现在一下子增添了几十名干部，对县上来说是一批力量，只要有个简单微小的动作，在总体既全局上，就会马上产生出一定的波澜。周凌风在冷静面对的同时，常常感到惊奇和欣喜，但他从未感到棘手和沮丧。
周凌风说：“除了造原子弹、搞数理化，他老了，学不了。其余的事都能学，都能做！”他有自己的逻辑，他觉得人再多，事再多，概括起来只不过两个字“人”和“事”。除此之外，并无别的什么。他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如何把握情况，以恰当的方法组织起人力去完成任务罢了。
这个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他习惯地把一切工作都当作战斗任务去看待，“从战略上藐视它，从战术上重视它。”对当前阿里的形势，边防的动向，县上的工作，他都能把握大局，客观地对待，而且总是一派胸有成竹的气势。
可是，现在周凌风也知道，这次他在地委接受了下山安排下调干部这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他明白，要完成好这次任务，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同时要花去很长的时间。具体一点说，他要离开县上少说也在一年半载以上。他要跑遍全国很多市、县，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安排……
摆在面前的任务，不仅是这次出差，而同等重要的是在他暂时离开县上的一段较长时间里，如何保证县上工作不偏离正常轨道，不出任何意外的问题……
周凌风经过短暂慎重而深入地思考，他召开了一次县委常委会。对县上当前的任务和县领导的工作，进行了认真地讨论。几位主要领导都发了言。
县委副书记柳卫东说：“刚刚离开山下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的新干部，一到山上颇有‘世外桃源’之感。虽然这里规定是‘正面教育’的原则，但路线斗争原则没有变，这在全国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所以，我以为我们县上，不应保持满足于表面上平稳，即使是‘正面教育’也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紧跟全国‘斗、批、改’的步伐，紧密联系县机关干部思想、文化、作风的实际，在学习中注意随时发现新动向和新情况，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从群众运动中走过来的，不要怕群众。群体是最公正的，眼睛是雪亮的，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所以我说，我们县委领导每一个人，谁都不要怕！……”
对于新从山下上来的，这位已经被“解放”、被组织认可，调到高原上来工作的，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党的中层领导干部的作派和气势，以及他此时此刻的“高论”，几乎所有常委，不管有何种看法，都很难从正面去触动他。
人们并不是怕他这个人，而是怕他手中高举的那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和“斗、批、改”这项“大事”。
老书记周凌风对柳卫东的这番话，颇有不同的见解。但他是县委书记，县委班子的班长，不好马上出来公开驳斥，那就影响了党内的民主气氛。
周凌风面对柳卫东从文革中学来的一套空话与套话，既不屑一顾，也不想面对面争论。他只强调：“县上工作应从实际出发，根据需要，做那些应做的事情，凡事不可脱离实际，仅凭主观想象去办事。”
周凌风自己不喜欢多说话，他喜欢用脑，喜欢听别人讲话。不时提醒大家：“继续谈，随便说……”
李刚义副主任听了书记周凌风与副书记柳卫东的发言后，早已心中有数，他爽快地说：
“周书记接受地区安排下调干部的任务，繁重而光荣，我们相信周书记一定能很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我们但心的是周书记暂时离县期间县上的工作，希望县委能作出具体细致的安排。至于大政方针，上级都早已明确，‘正面教育’的原则做法，不容质疑。因此，也没必要再拿出重复讨论。我以为，当前只要注意边境的安全，抓好群众的生产与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不要出乱子便是上策……”
“我说两句，”伍风春常委严肃地说。
“我认为，西藏工作一向以慎重稳进为原则，阿里文革‘正面教育’也是在这个前提下产生出来的，稳是大局。文革初期，地区来了红卫兵，连进军阿里的先遣连的功臣，都受到了冲击。阿里现在搞‘正面教育’正是那些教训的结果。当前，县上边境安全，群众生产、生活总的是安稳的，周书记离县期间，县上工作绝不能捅漏子……我认为绝不能脱离‘正面教育’而别出心裁、节外生枝……所以我同意上边李刚义副主任的意见，希望周书记临走前在会上对县上工作做出详细安排，分清责任，以便今后也好总结工作。”
黎部长，西饶副主任听了伍常委的发言后，都微笑着点头称是，一致表示：“同意上边所说的意见，没什么新的见解，只要周书记安排了，照办就是。”
柳卫东成了名附其实的少数派。
他这种少数派，并非手握真理而不被多数人理解与接受的那种，而是坚持谬论，身居少数，深感孤独，连自己也都觉得没面子的那种尴尬处境，他心里十分的不自在。颇有一点如坐针毡的惶悚与不安，他头也抬不起来，不停地吸烟……
县委书记周凌风，最后做了总结发言，他肯定了多数同志的意见。并对县上的工作做出了具体的安排。
依照周凌风的说法，县上的工作分作三条“战线”，具体由三个组来负责。
第一组：机关留守人员。任务是从“正面教育”入手，认真学习当前党的方针与政策，紧密结合实际，努力提高认识觉悟，尽快克服懒、散习惯，改变机关作风，认真做好生产、生活等后勤保障工作。由副书记柳卫东兼组长，政工组组长汪彤任副组长。协助抓好机关政治思想工作。
第二组：边境安全工作。以县机关民兵为基础组成应急小分队。负责搜集边境安全动态，注意群众反映，严防回窜。必要时，不定期赴边境公社检查治安，基层民兵训练，突发事件苗头的处理等。由西饶副主任任组长，副组长由西饶选定。
第三组，农牧区生产及巡迴检查工作。李刚义副主任任组长，副组长是商业组副组长谢大军。本组负责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抓好全县生产，并且安排好群众生活。
各组组员，根据需要从全体干部中抽调。
县委常委会的日常工作，由柳卫东副书记临时负责……
周凌风书记安排好县上的工作后，乘坐县上的吉普车走了，没要人欢送。
周凌风的计划是，率他的“阿里地区下调干部安置工作组”首先到地区驻叶城办事处，作必要的分工和休整后，直奔和田乘民航班机，经乌鲁木齐往内地各有关市县，开始具体的安置工作……
小车离开县上时，管理员吴魅搭车去了地区，说要给食堂弄些蔬菜回来。
从县委书记的坐车刚刚开出机关大门那一刻起，县上的部分干部们，就像公园里猴上山突然脱离管束的群猴，瞬间便热闹起来了。正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呢。
最最欢欣鼓舞的是，办公室副主任武权和政工组组长汪彤。他们二人和他们身边的，几个肤浅的、跟屁虫似的小人物，像众星捧月一样，围坐在县委副书记柳卫东的房间里。他们出于某种同样的心态，不约而同地显得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