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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仪是拓跋珪的同祖弟。穆陵部首领穆崇是早年护卫拓跋珪的旧属。二人追随拓跋珪东征西讨，屡立大功。后来拓跋仪官居丞相。但是这两人却合谋在皇宫周围埋伏武士伺机杀掉拓跋珪，以夺取皇位。阴谋被人告发后，拓跋珪考虑两人持有军权，党羽甚多，如予追究，牵引太多，不好收场。而且这时西部又有战事，用人之际，不宜大兴杀戮，所以暂时没有惩办他们。这件事使拓跋珪深受打击，也加深了他对大臣的猜疑。
403年，拓跋珪以奢豪喜名的罪名处死平原太守和跋，并诛其全家。中垒将军邓渊的从弟尚书邓晖与和跋关系很好，拓跋珪又将邓渊赐死。407年7月，他将战功赫赫的常山王拓跋遵赐死。8月，又以司空庾岳“服饰鲜丽，行止风采，拟则人君”为由，将其杀死。408年，又将宿有积怨的莫题嘲弄后灭族。
不仅如此，拓跋珪还设立候官，以刺探臣下的活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使拓跋珪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过分焦虑的心情也导致了他精神上的分裂。
拓跋珪的精神分裂也直接导致了他被儿子所杀的悲剧。拓跋珪年青时，到贺兰部见到自己母亲贺太后的妹妹很漂亮，就对母亲说明心意，要娶其为妻。无奈贺兰太后坚决不答应，说：“不可。是过美，必有不善。且已有夫，不可夺也”。于是拓跋珪秘密派人杀掉贺兰氏的丈夫，纳之为妃，生下清河王拓跋绍。拓跋绍自小就凶狠无赖，喜欢打劫行人，剥光人家的衣服取乐，又常常杀猪剁狗，荒悖无常。拓跋珪很生气，有一次，他把拓跋绍头朝下吊在井里，垂死之时才放他出来。409年的某一天，性情无常的拓跋珪公然大骂贺兰妃，把她关在宫里，要杀掉她。贺兰妃派人向儿子拓跋绍求救。当时拓跋绍才十六岁，但其凶猛的性格却酷似其父，他夜里与宦官密谋，跳过宫墙，冲入天安殿。周围侍者惊呼“有贼”，拓跋珪四处摸索半天也找不到弓刀，却被冲进来的逆子拓跋绍一刀杀死，时年三十九岁。
又据野史记载，道武帝时有个预言很灵的巫婆说皇帝当有飞来横祸，惟有灭“清河”，杀“万人”才可免祸。于是拓跋珪派人屠灭清河一郡，又亲手杀人，想凑够一万整数。最后，拓跋珪有个爱妃名字就叫万人，与他儿子清河王拓跋绍私通。拓跋珪欲杀贺兰氏，拓跋绍看到母亲即将被杀，又恐私通之事泄露，于是杀掉了拓跋珪。估计道武帝临死一瞬间，能够恍然大悟巫婆所说的灭“清河”杀“万人”的谶言就应验身边两个人身上吧。
第二部分 隋炀帝杀父悬疑
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建立者，他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统一了全国。他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完成和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使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他本人雄才大略，勤于政事，文治武功颇有建树，但为人失之于苛察。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猝死于仁寿宫，终年六十四岁。关于隋文帝的死因在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那么事实的真相是怎么样的呢？
一种观点认为，隋文帝死于儿子杨广之手。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又名杨英，小名是阿麽。父亲杨坚建立隋朝后，杨广被封为晋王，当时只有十三岁。除了王位外，还让杨广做并州（治所是现在的山西太原市）的总管。
后来，隋朝兴兵灭南朝的陈，刚二十岁的杨广是统帅，虽然真正领兵作战的是贺若弼和韩擒虎等将领。但是杨广在这次战争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灭掉陈后，杨广也是屡建战功：在公元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叛乱；公元600年，北上击败突厥进犯。这些功劳是其他皇子所没有的。
杨广共兄弟五人，哥哥杨勇是长子，第二便是杨广，老三是杨俊，老四是杨秀，最后是杨谅。在隋文帝称帝后，很快将杨勇立为太子。杨广因为自己的战功在哥哥之上，这使他渐渐有了取代哥哥的欲望。为了实现做太子，以后做皇帝的梦想，杨广费劲心机地将自己伪装起来。而太子杨勇却缺少杨广那样的心机。他不仅奢侈浪费，还喜好女色，而且他冷落了母亲精心为他挑选的妻子元氏。这使得父母都对他有怨气，加上后来杨勇还过分地接受百官的朝贺，使杨坚更为不满，这就为杨广的夺位提供了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大臣杨素的帮助，杨素的努力下，隋文帝杨坚终于下决心将杨勇废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
604年7月，隋文帝卧病在床，杨广认为自己登上皇位的时机来了，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杨素，请教如何处理隋文帝后事。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至了隋文帝手上。隋文帝大怒，随即宣杨广入宫，要当面责问他。正在此时，宣华夫人陈氏衣衫不整地跑进来，哭诉杨广在她来途中调戏她，这使文帝顿悟，拍床大骂。急忙命人传大臣柳述、元岩草拟诏书，废黜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杨广听说了，就将侍奉杨坚的人全部换掉，当天，杨坚死去，终年六十四岁。历史上没有说清是如何死的，后来人们猜测是杨广下的毒手。
《隋书…后妃列传》中对隋文帝的死亡前情形是这样记载的，曰：“初，上寝疾于仁寿宫也，夫人与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意谓献皇后也，因呼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严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严出阁为勒书讫，示左仆射杨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张衡入寝殿，遂令夫人与后宫同侍疾者，并出就别室。俄闻上崩，而未发丧也。”《隋书》此段记载虽未明指文帝被杀，但实际上已给世人留下推猜的余地，即文帝之死具有被谋杀的性质。
正史的记载有所顾忌，野史的记载就直截了当了。最早怀疑并直接指出隋文帝死于被弑的是隋末唐初赵毅，在其《大业略记》中曰：“高祖在仁寿宫，病甚，追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篓幸者唯陈、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啮指出血，名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严等令诏废追庶人杨勇，即令废立。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到了唐中期的马总在其《通历》中记载说，“上有疾，于仁寿殿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欧欣。是时唯太子及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素秘而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
正因为有诸多史载，自隋文帝死至今，民间一直盛传炀帝弑父之说，各小说笔记均载此事，史学界也大多持此观点。持此说者不仅引《大业略记》、《隋书后妃列传》、《通历》等书为直接证据，而且还考察了一贯品行，杨坚死后，杨广又假传文帝遗嘱，要杨勇自尽，杨勇未及回答，派去的人就将杨勇拖出杀死。杨广既然可以公然强奸父妃，又残忍的将自己的哥哥杀死，禽兽不如，他为何不能弑父呢？尤其是从炀帝后来对该案谋杀参与者杨素、张衡的态度可以看出些端倪。当杨素死后，炀帝曾说：“使秦不死，终当夷族。”杨素是帮他夺取储君之位的首要人物，为何他反要夷其族呢？隋炀帝征辽东还后，张衡的妾告他心怀怨望，诽谤朝政，隋炀帝于是赐死张衡。张衡临死，大声喊：“我为人做灭口等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吓得捂住耳朵，赶紧将他弄死。这仿佛是隋炀帝谋害父亲的佐证。
也有一些史学家对隋文帝杨坚是否死于杨广之手存在质疑。他们分析说：
第一：隋文帝从四月得病到七月份病危期间，宫内的情况基本正常。他留下遗诏说：“古人有云：‘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对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念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安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国家大事，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不仅为杨广说了很多好话。他还交待了自己发病的原因是耽于女色，伤了身体。对杨广来说，即位是旦夕之间的事情，他根本不需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弑父夺位。
第二：《隋书》是唐初编纂的，有可能诋毁炀帝，即便如此，也没有找到炀帝杀父的证据，不然，是决不会放过这个充分诋毁炀帝的机会。郑显文在《隋文帝死因质疑》一文中认为，史书载的因隋炀帝逼奸宣华夫人说，经不起推敲：（一）文帝病重，炀帝宫中侍疾，宣华夫人起身更衣，旁当有宫女侍候。其时炀帝尚未即位，处于仍受威胁的地位，一向以谨慎著称的炀帝绝不会在此时做危及其继承帝位之事；（二）其时宣华夫人二十八岁，已是半老徐娘，若她与炀帝俩人以前没感情基础，炀帝绝不会对她非礼。事实上，炀帝早与宣华夫人有过不正当的关系。而且这种交往使俩人感情发展很深。这从宣华夫人死后，炀帝作《神伤赋》的内容便可得到验证。既然隋炀帝和宣华夫人早有不正当关系，那么，宣华夫人就不可能到隋文帝面前揭露杨广的恶行。
第三：隋炀帝与宣华夫人的艳史在后人看来具有太多荒淫之处，但在当时却很平常，并不面临太多道德上的谴责，也没有我们今天想象的严重。因为隋唐皇室的祖先是鲜卑化的汉人，多与鲜卑人通婚，具有鲜卑的血统，又长期耳濡目染鲜卑族文化而深受影响，所以在皇室中多有行鲜卑人以继母为妻、以寡嫂为妻的婚俗事例。到了唐朝，太宗也循鲜卑之俗而收继弟媳。《新唐书…太宗诸子传》云：“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宠之，欲立为后。”巢王就是在玄武门事变中被杀死的李元吉，巢王妃就是李元吉的王妃。后来唐高宗、玄宗的事就更不必说了。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隋唐文化本为一体，此说同样可以解释隋朝的诸多“乱伦”事件。更有甚者，还有公卿子孙，嫁卖父祖的遗妾。据《隋书…李谔传》：“礼教凋敝，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
以上三点，虽然不无道理，但却不能完全说明隋文帝之死与杨广无关。因为，已经伪装多年的杨广在得知杨坚已经病入膏肓后，急迫的给杨素写信询问处理之策是可能的，而且，也不能排除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至了隋文帝手上的可能性。在隋文帝看来，在那种情况下，杨广询问杨素处理后事之策简直就是咒自己早死和急不可待的夺取皇位。隋文帝在盛怒之下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