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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情况总是向好处发展，耐心等待吧。
没有过多久时间，有人到工厂找我来了，来人说是专案组成员，也不是通知我什么精神，只了解一下我的情况，我想这可能是先来看看我，证实我还活着。专案组的人告诉我说，胡风问题中央还没有文件，但是他们想先把我解放出来，因为我确实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任何联系。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中，我是最好解决的一个。就是这样，也要等中央精神。他们既不告诉我未来一片光明，也没说只许我老老实实，不许翘尾巴的话，至少不再是对待阶级敌人的态度了，甚至临别的时候还和我热烈握手，和我说了许多类如注意身体的话，一时感动得我不知如何是好。
专案组干部来过之后，好长好长时间，又一点消息也没有了。到了1980年的夏天，一天晚上，余晓突然找到我家来了。余晓说，他已经被文联从农村接回来了，说是文联领导说了，无论问题如何解决，总不能再在农村住下去了，先接回城来，等中央精神下来之后，再做安排。
直到1980年8月，我才得到正式通知，说是我的“胡风分子”问题将得到彻底平反，不仅我一个人将得到彻底平反，全部“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都将得到平反。工厂通知我不必再到工厂“上班”来了，让我在家里等候安排，作家协会人事干部也通知我说，工作问题正在着手安排，还征求我的意见，想做什么工作。
进入9月，我办过种种手续，离开工厂回到作家协会。感激编辑部的老主编万力同志，据说当作家协会领导向他说林希原来是由编辑部送走的，今天落实政策还要回到编辑部来的时候，万力同志当即就表示欢迎我回到编辑部来，而且还说让我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什么时候愿意参与工作，就什么时候到编辑部来工作。
回到协会，发给我400元安家费。拿着这400元钱，我激动得不知道如何是好，这许多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钱。从财务室领到400元钱，一口气跑回家里，还没进门，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爱人说：“咱有钱了。”我爱人说，这400元钱，千万不要乱花。立即我们两人一起去银行，从此，我们有了第一笔存款。
真是好事一件接着一件地就来了，领到400元安家费之后，文联又给我调了工资，在工厂给我长了一级工资，回到文联之后，由原来70元，调到72元。问题不在于2元钱，问题的重要在于，从今之后，我又算是一个文艺干部了。
1980年冬天，天津市委宣传部正式开会给原来被定为“胡风分子”的同志平反。早早地我们十几个人赶到了市委大楼，被让进一间会议室，大家互相说了一些寒暄话，随后一位副部长走进会议室，说是开会了。这位副部长说，本来今天的文件是应该由正部长宣读的，但是不巧，正部长今天有点重要的事情，他就不来了。随后这位副部长就一一地宣读了文件。轮到宣读我的文件时，副部长拿着文件，一字一字地读道：“中共天津市委关于撤消侯红鹅同志‘胡风分子’问题的决定：1956年，原天津市反胡风运动五人领导小组关于侯红鹅定为‘胡风分子’的决定撤消。1980年1月1日。”完了，长达25年的冤案，就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不复存在了。宣读过文件之后，这位副部长向大家看了看，只说了一句话：“这些年，大家委屈了。”
散会，大家就从会议室里走出来了。
好在市委离文联机关很近，我和余晓一起走着，虽然我们已经得到彻底平反，但是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比当初被定为“胡风分子”的时候还要沉重。我们被当成阶级敌人吃尽了人间所有的苦，不说一句致歉的话，只开一个会，不到1分钟的时间，恢复党籍、恢复待遇、恢复原来工作。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此负有任何一点责任，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此感到一点内疚，我们还被嘱咐要放下包袱，努力工作，把失去的大好年华补回来。
走在路上，一种想法萌生在我的心间，我要说话，我要把这一事件原原本本地向人们揭示明了，我们不能再欠下了历史重债。不可能有人解释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也不会有人出来说明这一事件的真相。整胡风问题时，人们那样卖命，为胡风问题平反，人们又是如此地不情愿。我们并不希图有人对这一事件说出致歉的话，我们只是要向人们说清楚，何以发生了这一场践踏人权、践踏真理、践踏法律、践踏国家尊严的可怕事件？如果作为一个当事人还不肯对此说得明了，今后还有谁会出来伸张正义，还有谁会勇敢地站出来揭示这一切的原委？
…………
回到作家协会，朋友们重逢，也没有太激动，长达20年的苦难，人们已经麻木，彼此都不必说得太多，自己的经历，就是朋友的经历。
活过来的人，也是万幸了。原来天津文艺家冯大海，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大牢，“不予起诉”之后，放出来安置到河北省的一个小剧团去做导演，文化大革命不堪忍受毒打，夜里一个人跳到井里死了。
冯大海死得悲惨，造反派批斗冯大海，当场打断冯大海的一条腿，然后对冯大海说，明天再打断你另一条腿，夜里冯大海从牛棚爬出来，跳进井里，造反派找不到冯大海，满天下贴标语：“冯大海畏罪潜逃，罪该万死！”多少天之后，人们发现井水里有一股恶臭，找人下去清理，发现一具尸体，经过公安局法医鉴定，证明是冯大海。造反派英雄又贴出大字报：“冯大海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
冯大海留下遗腹女儿，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女儿长大，只想看看父亲的容貌，但冯大海一点东西都没有留下。胡风夫人梅志问我，冯大海在天津工作过，能不能找到一张照片？天津去哪里找呀，后来通过胡风夫人梅志的努力，才找到一张冯大海和朋友的合影照，冯大海女儿才终于得到安慰。
第六部分廿一、迟来的春天（3）
长达几十年的迫害，逝者含恨于九泉之下，活过来的人，也都是饱经磨难，难愈伤痛了。
方纪，在天津是历次运动的领导核心，只是方纪这些年过得最是悲惨，再见到方纪，他因患脑意外行动不能自如，严重失语，神色木然，已经是一个残疾人了。
1979年的冬天，一位在剧院工作的朋友给我送来一张票，拉着我去看他们演出的话剧《报童》，我走进剧院，正看见方纪拐着一根手杖，十分艰难地站在大厅里和人们打招呼；此时他已经失语，一只手不停地抖着，完全看不出当年的风采了。本来我不想过去和他打招呼，有什么话好说呢？无论过去有什么恩怨吧，一场浩劫，大家一起落到这个下场，实在也就没有什么话再需要说了。但是，就在我向剧院里面走的时候，我发现方纪正在盯着我看，我想他一定是在想这个人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方纪惊人的记忆力，我是知道的，我想也许他认出了我，因为我曾给他留下过深刻印象。到这时，我已经不能不过去和他打招呼了，走近方纪，我向他致意问候，我只是想对他说，历史终于做出结论，我们都是无辜者。
方纪认出了我，他向我伸过手来，用那种不具有表达能力的语言，对我只说了两个字：“就是。”
我的眼眶湿润了，方纪的样子实在太可怜了，年轻的方纪，那是何等的风流倜傥，博学、机敏，丰富的情感和严密的思考，一次在他出访回来和大家见面的时候，和众人的蓝布中山服比起来，他一身笔挺的西装，那才真是让人忌妒呢。20年的时光过去，方纪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可怕的摧残，就这样把一个才子毁掉了。
不久，北京传来消息说，胡风已经回到北京了，得了重病，我们天津几个胡风案蒙难者，想去看望胡风，芦甸夫人李嘉陵对我们说，还是先不要去吧。大家去看他，对他来说只能是一种刺激，还是等他的病情好些再去的好。还有路翎，他已经神志不清了，当街道通知他说，胡风案已经平反，他得到通知，竟然还扛起他那把打扫街道的扫帚，又走出去了，人们问他去做什么？他回答说，我去扫街道呀。
活过来的人，可以说一句“俱往矣”，对于亲人死在蒙难之中的人来说，这个“俱往矣”的事实，实在是太难接受了。这时我们最惦念的事，就是如何安抚死者的亲属，李嘉陵女士的悲痛，让人为之心碎，她和芦甸追随革命出生入死，芦甸蒙冤之后，她一个人以她60几元的工资，抚养女儿，等了芦甸多少年，最后芦甸死在农场，她的悲痛又有谁能抚慰呢？
最可怜阿垅的儿子陈沛，阿垅死前，没有见到他的儿子，死后又不许留下骨灰，如今要为死者下葬，连骨灰也没有了，陈沛心中的悲痛，谁又能和他分担呢？说来也真是有点传奇色彩了，正在我们不知如何为阿垅安葬的时候，一位大家叫他是胖刘的人找到我，劈头就向我问道：“你还认识我吗？”
当即，我就向这个人回答说：“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把你烧成灰，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当然，我说话的语气并不友好。
何以我对这个人就如此没有礼貌呢？这个人是胡风案专案组的成员，我们一直把他叫做胖刘，就是把我送到农场之后，也是这个胖刘每到一定时间找我一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制度，好像上面就是这样交代的，对我要时时了解情况，不能断了线儿。胖刘最后一次找我，是在阿垅被判刑之前，他告诉我说，胡风案只有两个人被判刑，一个是胡风，另一个就是阿垅，至于我，就不起诉了，让我感到温暖。如今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和别人不好意思不客气，今天胖刘找到我，我就对他不客气了。
“算了算了，别一肚子怨气了。”胖刘并不和我计较，反而和颜悦色地对我说着，“这些年受了什么委屈？”
“我受的委屈，你还不知道吗？”我还是呛白着对他说着。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农场里的罪不是好受的。可是你知道我这些年受了什么罪吗？”胖刘向我反问着说。
无论如何，我也是想象不出来胖刘还会受罪的。胖刘对我说，“我是手铐脚镣地在死号里关了3年呀！”
“你怎么也进了死号？”我吃惊地问着。
“我的罪名，是同情胡风分子。”
得知胖刘为我们受过苦，我对他的态度也就变好了，我请他坐下，和他说起了这些年的经历。胖刘对我说，“那些事，咱们以后再谈，今天我是为阿垅骨灰的事来的，这件事，你们也先别抱希望，也许能够找到，也许找不到。”
听说阿垅的骨灰有了下落，我一下子就拉住了胖刘的手：“老刘同志，若是能找到阿垅的骨灰，我们都会感谢你的。”
“事情是这样，”胖刘对我，“阿垅死后，上面让我把阿垅的遗体送火葬场去火化，交代不许留骨灰。火化之后，我忽然觉得事情似是可以不做到这等地步，咱们中国人最不愿干那种焚骨扬灰的事，这时我就对火葬场的工人说，你们先别动这份骨灰，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谁料就在火化场的院子里，我找到了一个小木箱，回到火化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