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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根本不用看什么书。
大学毕业几年后，我的弟弟也考入同一所大学。我送他去学校报到，先在一家韩国烧烤店痛吃一顿。他像所有步入人生旅途的毛头小伙子一样踌躇满志，还向我讨教人生真谛。那天我高兴得喝多了，脑子格外好使，人生的一幕幕情景如电光火石般一一闪过，就对他说：“咱娘经常说，‘力气不用也是闲着’，‘少说两句，别人不会拿你当哑巴卖了’。这两句话，就够用了。”
家母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她活得踏踏实实的，这两句话，也让我们兄弟受用不尽，比别的话都管用。
看许多读书多的人，那一肚子学问，只不过保证了他们说话写文章显得更漂亮更有理有据，做事情更能给自己找借口下台阶。他们的人生道理，并不是用来指导，只是用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事实上许多做出义薄云天之事的人，跟读书多否没什么干系。那些丧尽天良的人，也多不是文盲。
把几本书垫在脚下，确能显得比别人高些。但你真正的高度，还是取决于自己。
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1997年，我离开生活战斗六年之久的石家庄，来到北京，开始了职场漂泊。当时心中是很兴奋的，那种既冲破牢笼又投入熔炉的感觉。
进驻北京后的一段日子新鲜而刺激，干的活经常能传诵一时，口袋里的钱经常是厚厚的一摞，同饭局的吃货经常是名动天下的大佬，真的是既有里子又有面子。
但是，但是，缺了什么呢？
在那三年多的时间里，换了四五处住所，从地下室到合租户，也借宿过别人的办公室，必须在别人上班前离开及人家下班后潜入。这些并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但一个人扛着自己的小包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委实可怜，经常感到是个不完整的自己，像玩具风筝在空中飘来飘去。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里没底儿的感觉呢？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没有陈寅恪先生那样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在读书的过程中，早已将一些思想、记忆、感觉甚至自我转移到了书内，好让脑子不致那么拥挤。那些读过的书也已经成为大脑沟回的延伸、小件行李寄存处、谋生手段的一部分。这时的我，已不单纯是一具身高一米七十体重六十六公斤的肉体，把那些读过的书、写过的字都算进来，才是整个的我。但那一部分，却被丢在了石家庄家里的书架上。
当那些书不在你身边，不能让你随时掰开引证一番时，你的思想是不完整的，记忆是不完整的，灵魂是不完整的，自己也是不完整的。于是那段北漂的日子里，我经常急得一脑门汗，把手伸出去，也是没抓没挠的。有人能身作浮云常傍日，有人能处处无家处处家，有人能将异乡当作故乡，有人能将流放当作远航，但我，却连那一堆书都离不开。
朋友，在我死后，如果是你来处理我的遗像，一定记着，除了这张肉包骨头的脸，还要把我身后的那个书架也取进画框。
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
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
信投进信箱，默默地站一会儿
风中打量着行人，毫无顾忌
留意着霓虹灯闪烁的橱窗
电话间里投进一枚硬币
向桥下钓鱼的老头要支香烟
河上的轮船拉响了空旷的汽笛
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
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
当窗帘隔绝了星海的喧嚣
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
这首诗名叫《日子》，作者北岛，描募的正是我最愿意过的一种生活。当我一往无前地扎到北京怀抱里的时候，却完全没有想到，事实上自己就是在远离那样的状态。
如今流行用许多指数来量化一些东西，如恩格尔指数、GDP什么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指数来统计这样一个时间比重——在你一天醒着的时间里，有多少是为了温饱而奔波？姑且称为“温时指数”吧，我相信这是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城市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北京无疑是全中国“温时指数”最高的城市。
在北京，每天醒着的时间至少有十三个小时——这首先是一个必须要保证的时间数，其中大约有三个小时需要耗在路上，交通问题是北京最可诅咒的地方；大约有三个小时需要安排各种饭局，饭店老板是北京最可羡慕的职业；大约需要跑三个地方来办各种事儿，这里净是些没多大必要但你又不得不办的事儿；大约能接到三个能挣钱的订单，最好一个也别推掉，因为打车吃饭租房喝酒买书看演出都需要钱，别人还羡慕你有这么多挣钱的机会呢；白天跑完了，晚上需要坐在电脑前处理接到的那些订单；一天跑完了，临睡前躺在床上，还需要拿出三分钟把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和要走的路设计好……
坐在马桶上的时间大约是十三分钟，因为这是一天中惟一可以看会儿书的时间；偶尔有点儿闲空，会拿出三秒种的时间同情一下自己，看我像一个蚂蚁一样在骨灰盒般的高楼大厦中穿梭，这里居不易。
北京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但我还是来到了北京，然后继续怀疑这样的生活。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自杀，说是因为他已经被那种文化所化，我也已经被北京文化所化吧。
我为自己抵抗不住这种选择而沮丧。也许，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坚定的人。
如果不是二十八岁那么年轻，我大概就不会选择漂泊北京了。
石家庄那样的中等城市，待着好舒服啊，“温时指数”好低啊。在那里，我发明了许多睡觉的方式，如“头碰头”，即从晚上十一点睡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或“头盖头”，可以从凌晨两点睡到第二天下午四点，直到睡得睡不着为止；兴之所至下，我可以半夜从床上爬起来，溜达到朋友家里找他聊会儿天（那个城市出租车的起步价是五元，两公里，我所需要的路程多在这个里程之内）；在那里生活实在不需要许多钱的，哥几个去吃次火锅，饱得直哼哼，算下账来，七个人花了六十元，我那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交给单位不到六千元就算自己的了……在那样的一个城市里，每天只需拿出几个小时应付一下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温饱，剩下的时间和空间全是自己的：用各种姿势躺在床上看书，跑遍整座城市去寻觅一张影碟，打麻将和拖拉机的战士更是随叫随到……
我们往往是抱着学以致用的态度来看书，在悠闲的地方读书，再去忙碌的城市里施展，被那里吸干你的精血后，然后无聊地老去。我就是这样甘心把自己交给了一个吸血鬼。
像我比较佩服的两个人，李皖（27）和三七。李皖在武汉，当年的一帮媒体精英纷纷到了北京或广州或外国，做成了一些看起来很大的成就，李皖还守望在武汉。这几年过去后，大家升官发财泡妞离婚买车买房，李皖却做成了许多事儿。几个当年的酒友聊起故事，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也只有武汉那种寂寞平静的生活，才能让李皖修炼成那样。
当然，不成就什么事业也行，就像三七那样，请允许我抄录一段写他的旧文：
我们在这世上活一遭，总是需要些证明的，有人用学问，有人用才气，有人用金钱，有人用不金钱，有人用某种级别，有人用某个类别，有人用发表的若干万字，有人用阴茎勃起的若干分钟。
但有一种人，活得很沉默，很市井，很没劲。
因为他实在懒得跟别人说些什么。
因为他实在不需要什么身份来装点门面。
因为他实在是提不起什么劲来跟这世界较真。
也只有在石家庄那样的城市，才能包容三七这样的活法。而在北京，哪怕你的不作为，都像是在作秀。
读书是世界上最不坏的事情
2000年的某一天，我从北京回到石家庄。尽管此前也是频繁往来于这两座城市，但这一次，却是怀揣若干份调动文件，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
下了大巴，再打车往家赶。出租车驰过的地方，育才街那个电线杆子还躺在路边，哥几个曾经穿着大裤衩坐在上面探讨人生，美女一个个地从身边滑过；科技馆礼堂如今改成了家具店，而此前这里周而复始地放着老电影，永远是固定的搭配，《罗马假日》配《鸳梦重温
》，《出水芙蓉》配《魂断蓝桥》，哦，还有我不朽的《野鹅敢死队》；梆子剧院门口烤羊肉串的小摊依然香烟缭绕，盛夏的傍晚，几个人将其包下来，躲在阿凯的吉普车后面，光着膀子，喝着冰凉的啤酒……那真是神仙般的日子。
流浪的脚步何时能停？我分明感到一种惆怅。
档案、户口、工资单、保险、住房公积金……一个个公章盖下来，一张张脸浮现在眼前，一顿酒接着下一顿酒。去保卫处退自行车存车牌（国家事业单位就有这种福利）时，和小李互道珍重。当年单位搬进新办公楼，淘汰下许多旧家具，我瞄上两个书架，就想随风潜入夜，运物细无声。那两个书架是六十年代产物——用《U…571》中美国兵的那句话夸一下它：“德国佬造的东西真他妈结实”，我根本移之不动，就去传达室叫了小李来帮忙（那时还不知道他姓什么），才搬到宿舍里。因为这次监守自盗，小李与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又去阅览室还书，有若干本实在不愿意还了，老着脸说扣我钱吧。钱倒是其次，像《宋诗选注》才七毛三，就是按照规定罚十倍也没多少——其实这本书已经出了新版的，但我一来喜欢那种小三十二便携式开本，二来重印次数多的书字体发虚——我是怕被别的借书人骂。但阅览室的人们说，不用罚钱了，去给我们买些雪糕吧，反正这些书搁回来也没人看。我忙不迭地下楼，心里哼着小曲。
拿着保卫处、总务处、阅览室等一大堆部门盖过的章，表示都结清了账，我才得以将调动手续办完。
再回来，这里也是异乡了。
石家庄有几家书店，几年来，我见证了他们的创业、兴盛或衰败，也与那些老板有了不大不小的交情。这次告别，也包括他们。
青园街一家小店，门脸不大，却颇有品相，老板下一手好围棋，是这个城市里众多读书人的经常光顾之地。几年前，我在这里发生过一段故事。
有天中午，我踱进书店，店中没有几个人。我注意到老板脸上的表情有些异样。注意一看，原来正在选书的顾客中有一个人是这个城市的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我们经常要在电视上见到的。
我挑了两本书，然后去结帐。由于我是常客，所以老板拿出计算器来算一下，要给我打一个折扣。这大概需要一段时间，我便在旁边等着，这时一只手伸过来，将几本书压在老板的计算器上：“来，先给算一下。”
我扭头一看，书记正往书店外面走，结帐的看样子是他的秘书或司机之类。
老板只好将我的帐目先销掉，然后开始打他们的帐。
大概是天热影响情绪，或是出于对秘书这一人种的天生反感，一贯被人加塞惯了的我这次爆脾气发作，用手拍了一下已经挤在我前面的这个人的肩膀：“唉，怎么回事？”
“怎么了？”那人很奇怪地看着我。
“有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样子？”
“老赵有急事。”那人说。书记姓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