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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使得我把二人想在一起的，并不仅是五十年代在共产党政权下二人同受批判，而且还因为各自都蒙受过“反党”的罪名：胡适曾被国民党当局斥为“反党”，而共产党当局也曾把“反党”的帽子戴在胡风头上。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和胡风与共产党的关系，也不无相似之处。对于国民党来说，胡适是“党外著名人士”，是要充分利用和借重的人物。胡风虽与胡适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但也是相当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因此，在共产党的棋局上，他也曾是很重要的“同路人”，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党外资源”。不过，作为国民党的“党外人士”的胡适对于国民党的感情、心态，与作为共产党的“党外人士”的胡风对共产党的感情、心态，却是有着本质差别的。同被指为“反党”，内里的情形有云泥之别，而后果也大为不同。
胡适对于国民党政权，始终是拥护与批判并存的。国民党极力要利用和借重胡适，而在一般情况下，胡适也甘愿被国民党所利用和借重，尤其每当国民党处于危急关头，胡适都会不辞劳苦地接受“差遣”，有时甚至是积极主动地为蒋介石“保驾护航”。例如，“西安事变”发生后，胡适立即发表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指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张学良劫持国家统帅的行为，是十足的“叛国祸国”，并或明或暗地对共产党的幕后操纵予以“揭露”和斥责。在1636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胡适又这样谈到张学良：“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从胡适对张学良的痛恨，可看出胡适是极不愿看到蒋介石政权垮台的，晚年定居台湾后，胡适更是当面向蒋介石表示：“我愿意用我的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理由是“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转引自黄艾仁《胡适与中国名人》一书）但如果从胡适维护蒋介石政权的言行中，得出胡适对国民党一往情深、对蒋介石无限热爱的结论，那就大错特错了。对蒋介石和他所主宰的国民党，胡适的失望常常远远大于希望、怀疑往往远远大于信任。对蒋介石，对国民党，胡适内心深处谈不上丝毫“热爱”、“敬仰”、“祟拜”，相反，在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长期观察和与之打交道的过程中，胡适不只一次地体验到某种程度的绝望。那么，胡适为何每在紧要关头都明确地与蒋介石政府站在一起呢？这是基于他的这样一种看法：蒋介石政府虽千不好万不好，但这个政府是当时中国的客观存在，也是中国人民不得不接受的既存事实；在当时的中国，如果把蒋介石政府从根本上推翻，那结局即便不会更糟，也决不会更好，而人民却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维持住这个政府，在胡适看来有非同寻常的必要。但胡适的要维持住民国政府，与蒋介石的要维持住国民党政权，却又有着重大差别。如果说蒋介石在很大程度上将维持自己的统治作为目的，是为维持而维持，那胡适则纯然是把维持民国政府作为最终将中国建成一个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手段，换句话说，胡适是为了能最终从根本上改造蒋介石政府而先维持住这个政府的，因为在胡适看来，如果这个政府垮了，那就连可供改造的对象都没有了，中国的自由民主进程就会大踏步地后退，就会走许多弯路，“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云云，都应该作如是观。自从国民党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后，胡适对之就是维护与批判并存，道理也就在这里。维护它是为了能批判它并一点一滴地改造它。批判，是维护的前提，如果不允许批判，那对之的维护也就毫无意义。在胡适看来，国民党只要还允许对它做出批判，只要还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对它的批判，那中国就还有一步一步地走向自由民主的希望。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像是一个父亲与虽极不争气但却是唯一的儿子的关系。这个儿子虽很不长进，很不肯走正路，很没有出息，但却是唯一的儿子，舍此别无其他子女，因此，也就难以与他断绝关系。非但断绝不了关系，还只有把全部的希望，把老年的依靠，都寄托在他身上。当然，为了让他能有所长进，能走上正路，能有些出息，这个父亲就得不停地教育他、引导他、改造他。
二胡的“反党”（2）
明白了这道理，就不难理解胡适为何长期对国民党持一种既拥护又批判的态度了。数十年间，胡适与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基本面貌，可用合作与对抗来说明。即便在胡适与国民党政权合作得最紧密的时期，这种对抗也仍然存在。很严重的对抗并招致国民党的打压，有两次。一次是在1929年的“人权运动”时期，一次是晚年支持台湾的雷震等人组建“反对党”时期。这里只简略说说“人权运动”时期的情形。国民党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后，蒋介石便开始极力推行“一党专政”，并积极谋求个人独裁，明显地表现出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倾向。面对此种局势，以胡适为领袖的“新月派”掀起了一场“人权运动”，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蒋介石本人，也发出了指名道姓的斥责。在“人权运动”期间，胡适一人就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名教》等文章，不仅对国民党做出严厉的批判，而且矛头直指已被国民党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师的孙中山和已被国民党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全党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在《人权与约法》中，胡适指出“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在胡适举出的国民党侵犯人权的事例中，有一例就是直接针对蒋介石的：“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按即刘文典），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和《知难，行亦不易》两文，则是指名道姓地批判“国父”孙中山的，前者批判的是孙中山制定的“建国大纲”，后者批判的是孙中山“行易知难”的“哲学思想”。在前者中，胡适指出“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因为“我们须要明白，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在这里，胡适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要求他早日甘当“民主政治”方面的小学生。《知难，行亦不易》，更是对孙中山“行易知难说”的系统批驳。《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则是胡适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对国民党“反动思想”的严厉清算。胡适认为，国民党执政后，在几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都背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因而是一种“反动”。文章一开头，就引述了国民党的中宣部长叶楚伧歌颂传统文化、宣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之类的话，然后指出：“我们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接着，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文化问题”三个方面，论证了国民党的“反动”，并且说：“我们要明白指出国民党里有许多思想在我们新文化运动者眼里是很反动的。如果国民党的青年人们不能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决不能作时代的领导者，决不能担负建立中国新文化的责任。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如果不愿意自居反动之名，应该做点真实不反动的事业来给我们看看。”胡适在为国民党确立了几条改革目标后说：“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不久，“人权运动”中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出版，胡适所作的序言中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胡适对国民党的反抗，不仅表现为言论，也体现在行动上。其时，在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内，不挂国民党党旗，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这更是对国民党极力推行的一党专政的抗拒。
面对胡适等人的“挑战”，国民党方面立即行动起来，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江苏、南京等省市的党部一哄而上，群情激愤地要求“严惩竖儒胡适”、“查办丧行文人胡适”、“缉办无聊文人胡适”，后由教育部发出“训令”，对胡适予以警告。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开动宣传机器，对胡适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各种谩骂、攻击的文字充斥上海的《民国日报》、南京的《中央日报》等报刊。这些批胡文章的一个中心论点是认为胡适的言行已确凿无疑地构成了“反党罪”。在批胡运动中，国民党要人潘公展亲自督战，后又将这些文章汇编成《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辑出版，潘公展为此书题签书名，并且预告还要出版第二辑。批判胡适的文章结集出版，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知道，大陆五十年代的批胡文章，曾汇编成八大辑，由三联书店以《胡适思想批判》为名陆续出版，其他一些出版社也出版了类似的批判文集。与大陆批判胡适运动几乎同时，台湾也开展了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运动，蒋经国所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印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对胡适发动了总攻击。倘有人将1929年出版的《评胡适反党义近著》、1955～1956年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和1957年印发的《向毒素思想总攻击》进行比较，一定饶有趣味。1955年6月，新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由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编辑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批判自己的文章被结集出版，现代中国文化人中获此“殊荣”者，除了这二胡，我想不起还有谁。而从国共两方面都受到以此种方式表示的重视者，似乎只有一个胡适，仅此一点，也可见出胡适在现代中国的“分量”。
二胡的“反党”（3）
胡适对国民党的种种批评、抨击，目的就是要把国民党从封建帮会式的政党改造成现代英美式的民主政党，这是要让国民党脱胎换骨、改魂易心，是要从根基上改变国民党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说胡适是反国民党的，也并没有错。而另一个“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