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往事如风。赫赫元帝国，既不是流星，也不是昙花，更不是遗憾。那地跨三大洲的庞然巨物，虽然短暂，却极其辉煌，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内范围内，大元帝国百年间曾经发生那样多的故事，有过那样令人目眩神迷的血肉人生：元帝国疯狂的对外扩张、宫廷内部的权力争斗、北方汉人在夹缝中的艰难生存、文坛艺苑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与不朽创作……
对于唐、宋、明、清各朝的历史，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对于元朝，我们知道多少呢？纷繁杂乱的线索，佶屈聱牙的文字，记不住的人名，加上翻译的混乱，读来真是一头雾水，给了解元史设置了重要的障碍。幸亏有梅毅这个历史的守望者，他在众多资料中耙梳整理，钩沉往事，复原历史，写出了一部脉络清析、生动有趣的元朝史，为当前的历史阅读填补了一项空白。
1壮丽的废墟——回望元朝
当我们言及元朝，总是在眼前闪现出这样一个想头：那是个野蛮的、英雄的、摧毁的时代。其实，我们对元朝的这种印象多多少少是一种误解：成吉思汗的威名太过赫赫，蒙古西征的洪流太过汹涌，致使我们后人（包括东西方的许多学者）多把蒙古最初的扩张史看成了元帝国的全部精华所在。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关于元朝的历史作品中，无论是教授学者的“正史”，还是影视编剧、半吊子历史学家的“戏说”，五分之四甚至更多的篇幅，皆是描绘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这一段时间的蒙元征服史。所有的职业和“业余”作者们如此不吝惜笔墨肆意描画征服者的历史，确实因为那些血与火的壮丽戏幕吸引住他们大多数人的目光。可悲的是，我们中国有些学者也被西方学者牵着鼻子走，认定元朝是一个“更大的世界性帝国”的附属部分。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元史，并非是蒙古史。元史，主体其实应该是从忽必烈开始到妥欢贴睦尔为结束的本土中国史。忆往昔，蒙古帝国的触角伸得太辽阔太辽阔，以至于后人总是乐于眺望本土以外几大汗国的金碧辉煌，并津津乐道那些奇异的异域故事。
元朝在中国，时间段大致有以下三种算法：如果从蒙古灭金统一北中国的1231年算起，那么到元顺帝惶惶然逃出大都为止的1368年，总共有134年历史；如果依据忽必烈在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标志着元朝的开始，那么就有97年；如果从1276年宋恭帝出降、元军攻占临安为新王朝的揭幕，元朝则只有92年的历史。无论怎样计算，可以基本圈定“蒙元在中国”这样的时期是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世纪，几代人，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确实不算长。但这百年沧桑，对中国历史的日后走向所造成的巨大扭力，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元朝版图之广大，他们自己说了不算，有吹牛之嫌，但可以从明朝人的感叹中得到证明：“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成宗时代，当漠北诸王承认他为天下共主之时，元朝的理论疆域，包括中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以及高丽、东南亚、海外诸岛，等等。如此，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大元旗帜迎风猎猎飘扬，真正是“舆图之广，历古所无”。中原大地、江南水乡、天山南北、波斯、藏北高原、俄罗斯、钦察草原、乃至两河流域，大元的驿马，在金光大道上可以没有阻障地撒欢驰骋。
中国历史，正是凭借元朝这个伟大的必不可缺的辉煌过度时代，我们的版图才能禁受后世不肖的继承者们一次又一次“挥霍”。大元的融炉，把一个又一个曾经野蛮的民族，包括吐谷浑、党项、契丹、女真、沙陀、渤海，以及数不清的“西南夷”部落，统统融化掉，昔日显赫一时的民族皆成为了今天的“汉族”，虽然这并非出于统治者的初衷，但却极大促进了日后主体民族国家超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至于后世成为中华五大族群之一的“回族”，也是拜元朝所“赐”。正是元朝前所未有的超强吸附力，西藏高原、云南高原、蒙古高原，铸就了中国版图不可更改的政治地理防护墙。
如果暂时“忘却”蒙元东征西杀的残酷性、破坏力，那个时代所迸发出的勃勃不可抑止的创造力、扩张力、竞争力、进取力，确实太值得后人悠然神往。可惜的是，民族压迫这一致命的症结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元帝国的结局一定是个巨大的历史废墟。蒙古统治者没有抓住“汉化”的历史机遇，他们太多的精力，都浪费在消受和享乐以及防止如何被“同化”方面。草原虽然非常辽阔，却没有给“黄金家族”赋予优秀而又辽阔的政治视野的基因。不可否认的是，蒙古人在十三世纪晚期带来的血与火，从某种意义上也涤荡了汉民族的颓靡苟全与委曲求全。残酷有时促人警省，杀戮有时会让复仇的雄心苏醒。相比满清，蒙古统治者人群本质上仍存有草原蓝天下那种质朴的野蛮和不加掩饰的爽朗，他们来得急，去得快，输得起，放得下。所以，在历史的丛林中，骄傲的蒙古雄狮是那样阳刚，白山黑水中大辫子的群狼阴柔却更具破坏力。
有一种悲怆值得人们原谅：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轰然达至巅峰之后，无论前瞻还是后顾，都将是往下而行。时光流逝百年，蒙古刀剑仍旧那样锋利无比，只不过它们的新主人的手再也握不住这些沉重的利器了。以暴易暴的魔咒，再一次把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帝国送进历史的黑洞之中。
自蒙古旗帜从大都消失之后，几百年过去，出于政治原因，出于民族偏见，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对于元朝，除过激的、以偏概全的“讴歌”以外，无外乎就是更加矫枉过正地把它“一团漆黑”化。其实，百年之中大元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郭守敬的《授时历》，能够看成是元朝科技的里程碑和总代表。它首先使用“截元法”和当时的新科技，同时，为了测算准确，元朝人前所未有地在极北南海广阔地域间设置了27个天文观测站，无论是仪器还是计算法，都领先世界几百年；数学家李治提出“天元术”（立方程），朱世杰提出“四元术”（多元高次联立方程解法）；朱思本绘成《舆地图》，汪大渊有地理学专著《岛夷志略》；军事方面“成果”累累，积火药与弹道技术为一身的新型武器“火铳”定型于这个时期；农业科技相对得到发展，王桢的《农书》可谓是当时集大成者；棉纺技术得到普及，“黄道婆”就是那个时代这一行业鼎盛的“代名词”；交通系统尤为发达和先进，“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运河开凿、航海技术、制盐业、兵器业空前发展……可以想见，虽然号称“停滞”，但时代，一直在进步着。
文学艺术领域内，中国戏剧无论是创作质量还是思想内容，在元朝都臻至巅峰状态。而且，《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伟大的作品均创作于元末。底层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火山爆发一样涌现在这个正统文化备受摧残的年代。即使是元人最不“擅长”的诗歌形式，百年之间，也出现了四千多位诗人，存诗十三万首有多。唐代流传至今的诗作有五万首，诗人二千二百家。宋朝有诗二十七万首，诗人九千多位。但是，唐宋均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相较之下，元诗从质到量丝毫不见逊色，况且它还有与汉赋、唐诗、宋词比肩的“元曲”峙立于历史长河间。特别是萨都剌、贯云石、于阙、迺贤这样的“色目”诗人，风格奇特，卓尔不群，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让人刮目相看的“异类”。
十三世纪，蒙古的铁蹄声中，整个世界都在颤抖，西方人更是恶毒地诅咒这股强大的熔岩流为“黄祸”。其实，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蒙古西征最有利于后来西欧诸国的崛起，因为正是蒙古人给予了当时的穆斯林以沉重打击，并让东罗马帝国藉此苟延残喘了两百多年。特别是他们在今天俄罗斯地区的统治所造的“后遗症”，更间接地帮了西欧国家率先进步的“大忙”。相较而言，北中国在蒙古崛起时受创最深，南中国由于忽必烈时代汉人儒士的劝告，受摧毁的程度和被屠杀的人都相对减低。许多学者疑惑不解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北宋、南宋文明那样发达，为何都相继败于野蛮、落后的女真和蒙古？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当时的汉文明，从政治学意义上观察，它是一种衰败的文明。原始蛮族没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负担，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为了抢劫和破坏向这种“先进”而又衰弱的文明发动进攻。由于“先进”文明的统治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其力量反而四趋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终成为“拖累”。而旷日持久的备战和战争使“文明”的成本呈几何级数放大，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最终被简单而又野蛮的力量消灭掉。可以想见，蒙古人乍起之时，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样，他们尽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气力和智力。所以，他们把每次进攻都当作是迈向万丈深渊前的一搏。面对这样的进攻者，又有哪个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挡呢？
元朝的统治，是“戒备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一种高难度艺术。但是，汉文明的“高级”，最终让蒙古上层贵族因为“技术”方面的无法企及和借鉴产生了“厌恶”，而这种“厌恶”又蜕化为愚昧的、盲目的、不知就里的“仇视”。他们既不能改造这种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这种文明。阿诺德·汤因比说过：“境外蛮族的全部文化产品都有心灵分裂的创伤。”这种“创伤”，在汉文明这样一个高级而又成熟的文明面前，使得统治者既无力使本民族产生更成熟的“集体主义”意识，又没有发展出更积极的“个人主义”精神。浑浑噩噩之中，大地的主人选择了酒精和美色的自暴自弃。所以，元朝作为一个由多种因素粘合而成的硕大无朋的“统一体”，才会形成刹那间轰然迸裂的局面。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观察，对于北方大草原呼啸而来的蛮族来讲，经济方面最容易被吸收改造，政治居于其次，而一种内敛的、高级的文化最难以吸收。文化的解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神方面的格格不入，其实是元帝国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当然，凭心而论，这个巨人倒下的另外一个原因也不可忽视，就是它所处时代的“运气”太背——十四世纪前五十年，天灾不断，水旱蝗灾无年不兴，元顺帝时代更是河患滔滔，继之引发饥荒、瘟疫、死亡，而后当然是无休无止的暴乱。耐人寻味的是，气候的周期性影响，对中国历史曾经造成过数次剧变：四世纪的西晋、十二世纪的北宋、以及十七世纪的明朝，都曾经经历了气候地理学所造就的“黑色星期天”。这几个王朝，在灭亡的时候其内部远远没有达到它们必然灭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