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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商务的蒋梦麟，有感于国内学术界的衰败垂暮之气，说动商务的主事者，决心推出一套译介西方文化的学术丛书，在他看来，商务印书馆有着雄厚的资本，又有着分布全国五十余处的发行、营销网络，在倡兴文化上应是大有可为。在得到张元济的支持后，他即刻向胡适发信，约他共襄此举：
弟自杭返后，聆各省教育代表之伟论，咸谓吾国所出新书，无一可读。……故不喜读书者，则竟不读一书；喜读书者，则多读古书。窃谓吾辈留学生，可得新知识于西书，旧知识于古籍。若不通西方者，则除读古籍外，此又何道貌以得新知识？若是以往，中国文化前途不堪高想。弟实忧之。于是商之于商务印书馆主事诸公，请编辑高等学问之书籍。
他感慨“吾国学术之衰落，至今日已极”，“非吾辈出而提倡，有谁挽此狂澜乎”？约请胡适和他一起“以进步之精神，协力输入欧西基本之文化”：“请兄于课余之暇，著书立说，弟当效校阅之劳。一切酬谢方法，可后议。”在得到胡适肯定的答复后，他按捺不住喜悦，在另一封给他的老师蔡元培的信中详谈了他的编书计划，“高等学术参考丛书分哲学、教育、群学、文学四门”，并再次吁请：“大学济济多士，如不弃寡陋，将所著为丛书之一部分，以增此价值，则不胜荣幸。”
一年后，蒋梦麟离开商务印书馆，任职江苏教育会并主编北京大学赞助的《新教育》月刊，以刊物为承载继续着与西潮的对接与融合。这本“以输入世界最近教育思潮、学术新知，传布国际大事为宗旨”的杂志，创办六个月后就发行到了一万份。据他自述，他创设杂志的用意在于：养成健全之个人，使国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担重大之责任，创造进化的社会，使国人能发达自由之精神，享受平等之机会。
即便后来在他刚接手主持北大事务最为繁忙的时候，还是“意在学术”，念念不忘于时代变迁中学术的更新，并把“思想学术之增进”视作救国之要道：凡一个大潮来，终逃不了两大原因：一个是学术的影响，一个是时代的要求。换言之，一个是思想的变迁，一个是环境的变迁。
这二十年来中国环境变迁速度确实太快，没有新学术以供给适应其需要，结果社会的病就一天一天的重起来。所以我们要将新学术去救它，这也是这次五四学潮以后的中心问题。
在这篇题为《新文化的怒潮》的谈话中，他希望集合千百万青年的力量，汇百川之水到一条江里，一致来作文化的运动。在蒋梦麟预设的前景里，这股“新文化的怒潮”，会把一个陈腐的社会洗成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大学风暴（1）
当约翰·杜威带着他年轻的妻子在1919年的春天来到上海时，万万没有想到中国的心脏京师重地即将掀起一场风暴，并在短期内迅速席卷国内各大中城市的士子、商人和更广大的市民。
事件的起因是这年初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利益的驱动使得一次制订战后世界新秩序的会议变成了大吃小的分赃谈判。积贫积弱之国外交上的这次失败在电影《我的1919》中已经被陈道明演绎得荡气回肠，像煞一曲道义与正气的赞歌，这是电影的魔术也是艺术的虚饰。列强。和约。战胜国。青岛。二十一条。历史的喧嚣沉淀到后来总逃不脱这几个词语的集合，然而也正是这些词背后的人与事肇始了中国现代史的先声，其标志性事件就是5月4日这天北京学生的一次结集游行和一把愤怒的大火。不过这一切在教授夫妇踏上中国的土地时还未露丝毫端倪。世界的不太平已不是一日两日的事了，一心向学的大师早在哥大的书斋里修炼得心如止水宠辱不惊，当他被脸上盛开着温暖谦卑的笑容的得意门生蒋梦麟、胡适之和陶行知三人迎上岸住进沧州别墅，俯瞰着这座不夜之城的灯火时，还颇为情调地拥吻了他的太太，像一个热恋中的青年一样说了句：真美啊，这就是我梦想中的东方。的确，大师是抱着悠游东方的心态来到他门生的故国的，并把到这个古老国度进行演讲看作是一件“很荣誉”的事。他的游历行程安排是打算从上海到汉口，再上北京，如果藉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他还想逞逞口舌之欲多演讲几场。3日、4日，大师在上海看市容，进行一些必要的拜会，去了几所院校演讲。5日，准备是由蒋梦麟陪同去杭州游玩、演讲的，就在那天一大早，借住在蒋寓的适之先生起床后，听见有人在急促地打门，开了门，进来《时事新报》等上海几家报纸的记者，一见面就递上一张油墨未干的报纸，蒋梦麟和胡适的眼睛一下子直了：
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学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宪警监视下拘留于北京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被捕，下落不明。
至此，蒋胡两人才知道5月4日那天在遥远的京城发生了什么。不久，上海、苏、杭等地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使他们隐隐预感到一场风暴正在蔓延，但局势未明，他们又不便发表什么声明。大师游兴方浓，对东方古国的民情、习俗、制度、学风说实在的又不免隔膜，于是预订的出行线路继续有效，杭州照旧去，西湖照旧游，讲稿照旧念。直到快一周后重新回到上海，他们陪同大师去马利南路的孙公馆拜访孙中山先生，自民国七年起移居上海从事中国实业计划研究的孙先生谈《建国方略》大要时说的四个字“行易知难”，才忽地让蒋的内心被重重地撞了一下：自清室式微以来，中国并不缺乏锐意改革之士，但像孙先生这样真正能够洞烛病根且能策定治本计划的人何其少也。而这时他们才刚刚听说，蔡（元培）校长已经甩手不干了！
蔡元培年长于蒋二十岁，当蒋走出杭州湾边的小村来到绍兴中西学堂接受最初的新式教育时，蔡正担任着该校的监督。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的著名学者（清朝进士）的身上却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已成为中国学统之主流的浙东学派的“学以致用”的思想形成强烈的对照。蒋曾经满怀着崇敬之情为他的恩师描绘过这样一幅生动的肖像：他那从眼镜上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他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读。
据说蔡元培年轻时锋芒逼人，生于报仇雪耻之乡越地的他有这性情也很正常，倒是他后来的冲淡和虚怀在人格上显得过于的理想化而让人少了亲近之感。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后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梁维新运动的不彻底，说到激烈处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某人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这件事由蒋梦麟亲笔记述，当不谬也。但蔡元培自1916年出任北大校长后，表现出了难得的虚怀若谷和兼容并蓄，在这个被权要目为“不会干事”的新校长的主持下，北大校园内为学问而学问的风气蓬勃一时：文科学长陈独秀沿袭他主编《新青年》以来的思路，亮出“德先生”“赛先生”这两把在他看来帮助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利器；“我的朋友胡适之”正像一个炼金术士一样做着文学革命的实验，梦想着用白话文PASS文言文作表情达意的工具；辜鸿铭先生正拖着他稀疏的辫子在未名湖畔讲弥尔顿和济慈；而蔡本人也正在推进以美学代替宗教的计划。在这个人间乐土，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着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派人士并坐讨论同席笑谑，这情形很像中国的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现。
一周后，亲日官员迫于朝野压力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歇止，大家都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太平了，但是北京大学本身却成了问题。蔡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辞职离开了北京，临行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引《白虎通》里的几句话说：“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矣。”蔡在离开北大时的复杂心情已无从揣测，但这无疑是他重压之下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学生出于爱国热忱而为搔扰之举让人欲爱欲恨，内阁又动议解散大学撤免校长，蔡觉得唯有这一选择方可“心安理得”，既保全了学生又不令政府为难。一家小报如是披露蔡辞职出京的另一重内幕：
得天津确实消息，蔡已于10日乘津浦车南下，登车时适有一素居天津之友人往站送他客，遇蔡君大诧异曰：君何以亦南行？蔡对曰：我已辞职。友曰：辞职当然，但何以如此坚决？蔡曰：我不得不然。当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之后，即有人纷纷来告，谓政府方面之观察，此举虽参与者有十三校之学生，而主动者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大学学生之举动，悉由校长暗中指挥。故四日之举责任全在蔡某。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于是有焚毁大学暗杀校长之计划，我虽闻之，犹不以为意也。八日午后，有一平日甚有交谊而与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曰：君何以尚不出京？岂不闻焚毁大学暗杀校长等消息乎？我曰：诚闻之，然我以为此等不过反对党恫吓之词，可置之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在政府方面以为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为，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君不闻此案已送检察厅，明日即将传讯乎？彼等决定，如君不去，则将严办此等学生，以陷君于极痛心之境，终不能不去……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大学风暴（2）
蔡元培伤心离京，寓天津数日，然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西湖。或许他曾经梦想过到了晚年要像传统的文士一样息影山林不问世事，但这般窝囊地回来肯定有违他的初衷。可是事已至此又能如何？大家一劝再劝，他还是赌气不愿意回北大。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而对外公布的理由是三个“绝对不能”，听着就是一股子难平的意气：绝对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看来政府的寡情薄义把他伤害得不轻，他如是反问那些劝他回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