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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船前，蒋梦麟去一家理发店剪了辫子——他后来说，当理发匠抓住他的辫子举起剪刀时，他简直有上断头台的感觉，辫子一落，脑袋好像也随着剪子的咔嚓声落地了——船一开，他就把这包辫子丢进了大海。
这一去就是九年。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新文化的怒潮（1）
我现在写着他的故事，一个村庄，一条船，他经过的几个城市和一些国家，就好像我生活在其中，就好像我写下它是在重温往日的片断。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感受呢？到了盛夏时节，世界不仅没有一刻的安宁而且还发了热。欧洲杯刚刚落幕，雅典奥运正要开张。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去世。涉嫌虐囚女兵接受庭审。桑塔格的相片在一些人文网站流转。菲律宾为保人质安全正考虑从伊拉克撤军。十六岁的湖北少女含笑跳楼，原因不明。狂风冰雹肆虐上海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后天》……在我生活的城市，电荒、限价房、车价、商帮大会正成为这一时期的中心词。世界是如此散漫地铺展着，它的步履又是如此的匆忙。在摄氏35度的空气里，一遍遍地翻着台湾名田版的《西潮》，疏朗的直排字像有风的峡谷让人顿生凉意。这真是一双看世界的清凉之眼。我对自己说：谁在今天还能有足够的静，足够的耐心和清醒？看着他梳理的一百年间中国发生的事，揣摩他在“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的昆明写下这本书时的心情，比较我们生活的时代和生活，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还是要说，我们的生活也不过如此。是的，不过如此。
一代人出生，一代人老去，世界从未停止过它的步履。我们始终生活在异质文明的撞击中，并在撞击中寻找融合的道路。
1917年夏天，蒋梦麟完成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学业，准备启程回国。离开纽约后，先到俄亥俄州一位朋友家里住了半个月。这座小城的年轻人正忙着登记应征入伍，蒋梦麟看见新兵们浩浩荡荡经过大街，开往战争的屠宰场。然后他搭乘火车到旧金山，再坐邮轮开始漫长的海上旅行。之前，蒋梦麟已在黄炎培的介绍下致信商务印书馆的老总张元济，流露出想在这一当时中国最具名气的出版机构做事的念头。张元济在这一年8月14日的日记中郑重写道：“蒋梦麟来信，云乘支那船七月三十一日启程回国，本月二十六日可到。”蒋梦麟回到上海后的第三日，即到商务向张元济报到，8月28日，张元济日记载：“蒋梦麟来，任之（黄炎培）来言，职业教育社要蒋兼办社事。需分时间三分之一。”
走时还是龙旗飘扬的大清国，回来已是民国的天下了。哲学博士蒋梦麟走在上海的大街上，发现他离开九年，上海已经变了太多，简直可以追上纽约的风气。街道比以前宽阔，也比以前平坦了。租界范围之外也已经铺筑了许多新路。百货公司、高等旅馆、屋顶花园、游乐场、跳舞场都比以前多了好几倍。到处可以看到摩登的青年妇女。她们穿上了高跟皮鞋，在人行道上敲打出急骤的笃笃声，也许是穿着新式鞋子的结果，他觉得，她们的身体发育也比以前健美了。女孩子已剪短头发，而且穿起高齐膝盖的短裙（一种仅到膝头的旗袍，当时流行的式样）。男子都已经剪掉辫子，却没有舍弃长衫，看起来似乎很滑稽。
在上海停留几日，他坐上夜班船去了宁波。
天亮前，船经过宁波港口的镇海炮台。他学过的历史告诉他，出生前一年的中法战争中镇海炮台曾经发炮轰死一位法军的海军上将。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由一番唏嘘感叹。到天色大亮，上了码头，脚夫们一拥上船拼命抢着搬行李，喧嚷声震耳欲聋。上海的崛起把宁波的风头全盖了下去，就好像一个美艳的妇人身边立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姑娘。他发现宁波还是九年前一样的破败，街道还是那样的潮湿而拥挤。空气中充塞着咸鱼的气味。不过对这种气味他倒颇能安之若素，还觉着了几分亲切。
在开往余姚的火车上，沿铁道看到绵亘数里的稻田，稻波荡漾，稻花在秋晨的阳光下发光，整齐的稻田在车窗前移动，像是一幅广袤无边的巨画。清晨的空气中飘溢着稻香，他在内心喊了起来，呵，这就是我的家乡！
到家已是晌午时分，父亲站在大厅前的石阶上，两鬓斑白、微露老态，但是身体显然很好，精神也很旺健。蒋注意到，父亲后脑勺的辫子已经不见了。远行归来的儿子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当天下午，邻居刘太公过来，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他说，老百姓们听到革命成功的消息时欢喜得什么似的。城里的人一夜之间就把辫子剪光了，他那留了七十多年的辫子也剪掉了。年轻人穿上西装，看起来就像一群猴子。他又对女学生们的短裙与短发愤愤地发表了意见。刘太公说，起先他还真有点想不通，没有皇帝坐龙廷，这个世界还成什么样子？但是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他才相信民国总统照样可以保持天下太平。
晚饭后，太公告辞回家，不留神在庭前石阶上滑了一下，幸亏旁边有人赶紧抓住他的肩膀，才没有跌伤。他摇摇头开玩笑说：“三千年前姜太公八十遇文王，我刘太公八十要见阎王了。”说罢哈哈大笑。几天后，刘太公家传出了子女们的哭声，他真的见阎王去了。
蒋很扫兴，一回家就遇上一个老人谢世。转而一想也就释然了，世界本就是在生死间变化着。在余姚城里住了一个星期，登上了五百年前阳明先生讲学的龙泉山中天阁，又走过缠满青藤的通济桥，去看了南城的学宫。让他十分高兴的是，好多年前他和姊姊创办的一所学校现在已经改为县立女子学校。大概有一百名左右的女孩子正在读书。她们用风琴弹奏《史华尼河》和《迪伯拉莱》等西洋歌曲，在操场上追逐嬉笑，把秋千荡得老高。
去上海前，他提出想回蒋村看看。父亲问他还回来吗，他说，去了蒋村就到牟山湖边的小站上火车，不回余姚了。父亲的眼里跳动着一丝伤感的火苗，马上熄灭了，言不由衷地说，这样好，这样好。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新文化的怒潮（2）
村庄的情形倒不似想象中的那样糟。早年的盗匪之灾已经敛迹，还盖起了不少气派的新瓦房，那是到上海做生意的回来建的。乡下人的脾性，在城里经商挣到了钱，回乡下买田置地了心里头才瓷实。出乎他意料的是，村里好多人家已经用上了洋火、洋油、时钟等舶来品。这让他深为感触：
很少有人能够在整体上发现细微末节的重要性。当我们毫不在意地玩着火柴或享受煤油灯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是在玩火，这点星星之火终于使全中国烈焰烛天。火柴和煤油是火山爆发前的迹象，这个“火山”爆发以后，先是破坏了蒋村以及其他村庄的和平和安宁，最后终于震撼了全中国①。
大伯母已经卧病好几个月。看到他来很高兴，握着他的手告诉他过去十几年中谁生了儿子，谁结了婚，谁已故世。她说世界变了，简直变得面目全非，女人已经不再纺纱织布，因为洋布又好又便宜。有些女孩则编织发网和网线餐巾销售到美国去。她们年老的已没有多少事可以做。年轻的一代都上学堂了，出息得不错。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当学徒，他们有了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她又说，这些进过学堂的年轻人还真了不得，说拜菩萨是迷信，庙里的菩萨不过是泥塑木雕，说外国药丸比中国药草好得多，说什么男女平等了，女孩子说她们有权自行选择丈夫、离婚或者丈夫死了以后有权再嫁，又说旧日缠足是残酷而不人道的办法，等等等等。
她不满地絮叨着，一只肥肥的黑猫跳上床，在她枕旁咪咪直叫。她有气无力地问：“美国也有猫吗？”一会儿她睡熟了。黑猫仍在她枕旁呼噜作响，并且伸出软绵绵的爪子去碰碰老太太的脸颊。
一个月后，蒋梦麟接到乡下来信，老太太终于离开这个疯狂的、变得让她看不懂的世界。
老一辈的亲戚里，他还去看了三叔母。这个壮实的农妇捉住一只又肥又大的阉鸡，杀了亲自下厨。鸡肉很鲜美，饭桌上还有鱼有虾。三叔母告诉他，他的一位童年时代的朋友在上海做黄金投机生意，蚀了很多钱，破产后回到村里赋闲。一年前他吞鸦片自杀，留下一贫如洗的寡妇和几个子女，其中一个男孩在皂荚树下小河中捉虾时淹死了。三叔母抹了一把眼泪说，可怜哪，那么精干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这世道真是看不明白了。
三叔公告诉他，村里已经在用肥田粉种白菜了。他到美国的第一年，在加州大学的农学院学过农科，知道这种肥料最早是从日本引入的。三叔公说，开始的时候，白菜长得非常大，村人以为这种大得出奇的白菜一定有毒，纷纷把白菜拔起来丢掉。后来有人廉价从别人那里买来腌起来，腌好的咸菜香脆可口。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他来到乡间唯一一次开心的笑。
临行前，他去祭扫了母亲的坟墓。在坟前点起一对蜡烛和一束香，耳边又似乎响起母亲坐在香樟树下弹琴唱歌的声音。母亲去世时那年他才七岁，也许想象中的母亲比真实的来得更温柔吧。带着暑意的风吹散了香烟，童年的记忆复活了，一切恍在眼前。一瞬间他有个错觉，似乎自己仍然是个小孩子，从没有离开过蒋村。
看过了母亲，这次还乡也就划上了句号。第二天一早，蒋动身去了杭州，准备转车再去上海。土黄色外墙的火车站就建在牟山湖边上，从村子里到火车站，大约有三里路，中间要穿过一片已经黄熟的稻田。步行至车站后，他搭乘从宁波方向开来的一列慢班火车到曹娥江边。铁路桥梁还没有完成（从德国订的材料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迟迟未能到达），所以这一段路要摆渡过江。傍晚到达钱塘江边，再坐小火轮渡过钱塘江，如此三转四回，进杭州城已是薄暮时分，住进一家俯瞰西湖的旅馆，太阳正落到雷峰塔背后，暮霭慢慢笼罩了湖滨山麓的丛林别墅。他很快就发现，杭州也不再是昔日的杭州。草草吃过晚饭沿湖边走去，湖滨路原是旗下营的所在，辛亥革命铲平了旗下营，代之以鳞次栉比的饭馆、戏院、酒店、茶楼。一群穿着短裙、剪短了头发的摩登少女正踏着细碎的步子在湖滨公园散步。十多年前他读过书的浙江高等学堂已经停办，改为省长公署的办公厅，从前宫殿式的抚台衙门已在革命中被焚，在市中心留下一片长满野草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