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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何处托孤枝？清冷门前柳叶垂！
海燕年年来话别，多情唯有托相知。
一个女人向着男人敞开自身的时候，总是会絮叨她生命里一些小小的物事，小小的快乐。她想，我变得多唠叨了呀，真是此情无计可消除！连她自己也觉得了欲念的可怕，它会让你抛开广大的人群，只想和爱人住在一个荒岛上。在情欲的煎熬中，她给他写信，问他：所谓爱情，是不是一定要离开群众的、神秘而玄妙的东西？一边又在矛盾的心情中，自责沉溺于缠绵幽婉的儿女之情的这样一种“可耻的心情”。
爱情让女人变得细心。她一直记着他的生日，只是埋在心里不说，到了他生日的那天，她出其不意地来了，只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没遇见他，只好留下字条，怏怏回去。他回来了，惊喜之情是不难想见的，把一个个空吻印在了她留下的纸条上。他连夜给她写信，称她“梅”，“我的小鸟儿”。安慰她“我们有明天，有后天，有永远的将来的晚上”。他说他现在相信了真理是单纯的，唯一的。两人都明白，这真理，就是两个人的爱情。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同未出嫁的姑娘通信是应该的么？”（2）
已婚男人赵平复要有所行动了。他要努力做得像一个绅士，而不是一个卑劣的横刀夺爱者。第一步是给她的前情人写一封信。他称那个见过三次面的男人为“亲爱的同学、许峨兄”：你现在或者在怨我，在骂我，我都接受……一月前，冯君给我一封信，我当时很踌躇了一下；继之，因我们互相多于见面的机会的关系，便互相爱上了。在我，以于事业有帮助，但同时却不免有纠纷；这是事实告诉你我，使我难解而且烦恼的。在这封不长的信中，这个恋爱中的男人一面理直气壮地告诉情敌，“我是一个青年，我当然需要女友”，一面晓谕于他：你若爱冯君愈深，你亦当顾冯君有幸福愈大，如果冯君与你仍能结合，仍有幸福，我定不会再见冯君，相信你不会强迫一个失了爱的爱人，一生跟在身边，我也决不会夺取有了爱的爱人，满足一时肉欲。
赵平复带着胜利者的高姿态劝他，我们的全副精神，都应该放在和旧时代的斗争上，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事业，恋爱，这不过是辅助事业的一种“次要品”。
上海，真是个好地方，有革命，有恋爱。恋爱是为革命，因此愈是革命就愈是要恋爱。连大先生都与他的“广平兄”住到一起了，还有什么好顾忌呢，这就是开化，这就是文明社会。信发出没几天，左翼自由撰稿人赵平复（现在圈子里的人都叫他柔石）就和文艺女青年冯铿在静安寺泰利巷找了一处秘密的房子，正式同居了，时当寒风彻骨的1930年隆冬。
两个月后，在上海城外的龙华，一阵排枪洞穿了他们的爱情之舟。两人的血流在了一处。
夜色如年老的瞎眼的母亲，
抱着我感到一溜紧贴而凄凉的温存。
而我却几次地像一支白白小飞蛾般挣扎，
愿扑向那灯光自寻到了殒灭。
这几句谶言般的诗，正是柔石自己、也是那个时代无数青年的命运的一个寓言。他们不甘于黑屋子里的沉闷，为着对光明的渴望和找寻，终于不愿仅仅流连于小我的安稳而走上了一条更为危险莫测的命途，直至青春殒灭，韶华永逝。他们的生命如流星一样划过黑暗的天幕，留给生者的是永不忘却的记念。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附记：柔弱与坚硬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些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儒，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ⅲ黷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殷夫（1909—1931），浙江象山人。原名徐柏庭，又名徐祖华、徐白，笔名殷夫、白莽等。
1926年前后到上海读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加入太阳社。1929年离开学校，从事青年工人工作。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任团中央刊物《列宁青年》的编辑。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2月7日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刑场就义。
早期诗作，忧郁而孤寂，大多歌咏爱情和故土。后主要创作政治鼓动诗，如《别了，哥哥》、《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我们是年青的布尔什维克》等。这些诗作以粗犷的音色和高昂的节奏，从正面讴歌了工人阶级的斗争事业，倾诉着自己与旧世界决裂的信念，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时代感。殷夫也因此成为继郭沫若、蒋光慈之后又一位重要的革命诗人。鲁迅称赞殷夫的诗是“属于另一世界”的，“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白莽作〈孩儿塔〉序》）。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红色恋人之少年版（1）
1928年10月，少年殷夫出狱后乘坐一艘从上海开往象山港的小火轮回到了浙东故乡。他对上海这座喧嚣之城的嫌恶，在面对故乡静穆和平的山水时终于爆发出来。此时已如一场噩梦般遥远的上海，在这个19岁的少年看来是“白骨造成的都会”——一个鬼狐魑魅到处横行的世界。
家人把他安置在城西的一处寺院里。
象山城的老街同年秋天，少年的小阿姐——一个叫徐素韵的省立女子蚕桑讲习班的学生，也回到了这座叫“丹”的江南海滨小城。因时任县教育局长的姐夫的关系，这个小女子得以出任县立女子完全小学的校长一职。她还写信邀来了在蚕桑讲习班的一个叫盛淑真的杭州同学做她的帮手。于是这年10月，浙东山地的红柿子像灯笼一样挂满枝头的季节里，已在省城杭州一所教会学校里谋得教职的盛淑真兴冲冲地来到了丹城。
谁都可以预料这个故事的方向：在少年和这个多愁善感的杭州姑娘之间会有故事发生。其实故事已经发生，事件的起始可以追溯到两年前的一个夏天。这个当时还叫徐白的少年从上海民立中学毕业后，暑期无事，到杭州游玩，住在广福路他大哥的家里。徐素韵放假带了盛淑真来玩。少年羞怯的天性使他不敢与这个模样纤秀的女学生对视。直到两个女孩清泠的笑声在绿茵蓊郁的庭院尽头消失，他还没有和她说上一句话。不久，他们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这些混合着青春期激情和1920年代进步青年苦闷情绪的书信今天已不可寻觅，但有据可考的是少年从上海这座摩登之都向他的女友频频寄送了《奔流》、《妇女杂志》、《拓荒》这些当时的时尚杂志。
这是新文化的启蒙，也是爱情的启蒙。启蒙是必要的，因为那个年代他们的精神和身体都禁闭在整齐划一的校服里。但少年徐白从来没有看清过她的面容，提笔作书时更是无从忆想，只好似一个美丽的幻影——幻影中的女孩戴着一顶夏天的草帽，穿着白色大襟倒大袖圆角短衫和一袭齐膝的黑色葛裙，像传说中的洛神一样缥缈。
通信的结果是“徐白”成了“殷夫”（他同时还有一个笔名叫“白莽”）。这个同济大学德文预科补习班的学生，喜欢在每封信的信尾把“殷夫”两个字写得大大的。殷者，红也，不经意间他把自己的一生与红色系连在了一起。恋爱出诗人，他要做一个红色的诗人。
小阿姐徐素韵用心良苦，两年前她介绍小弟和盛小姐相识，又写信告知小弟要多关心盛，希望他们成为好朋友。现在她又把盛小姐从杭州邀来，安排小弟也来女子学校代课。但少年突然面对现实中的女孩却惊慌失措，再也没有了面对一叶信笺的轻松与自信。他们一道在女子学校教课，同桌吃饭，他却故意装出一副素不相识的冷漠。
只有到了晚上，他才又变回自己，把白天没说的话涂抹在一页页白纸上。从上海回到象山的三个月里，他写了20多首诗。在诗里，他小布尔乔亚地称盛“我的心”，“星”，“玫瑰花”，他思念，表白，狂想，忏悔。
不去爱近在眼前的美女却偏偏去和纸上的美女说话——现在的人也实在是看不明白了。其实说来也很好理解：一、青春期轻微的内心幽闭症；二、负罪感。
每个从青春期幽暗的长廊过来的人，大多会有程度不一的内心闭锁的经验，这一点不去说它了。说说少年殷夫在盛姑娘这件事上的“负罪感”，即他自以为“罪恶深沉”的“罪”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