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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块钱来做印本。……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花，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地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里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经此挫折，赵平复觉得自己在这个坚固的社会面前还是太敏感太脆弱了，“神经末梢太灵动的像一条金鱼”。鲁迅像一个父亲一样告诉他“象的哲学”：“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子，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去。”（1929年10月14日日记）
越来越沉入孤独的黑暗中的鲁迅，对他中意的青年自觉不自觉地流露着父爱的感情。这青年身上一种特殊的东西拨动了他的心弦，他对之的喜爱之情与日俱增。他喜欢每日的晨昏、昼午与这个青年海阔天空地谈论社会、人生与文艺。每次会见友人，上馆子请客吃饭，更是把赵平复当作家人，邀他与许广平、周建人一道作陪。即便是偶尔的看电影、游公园、逛书店、看画展，也喜欢邀他同行。而赵平复，这个乖巧的年轻人，也总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先生的面前，问他有什么需代办的事，相帮着处理一些诸如寄书、寄信、汇款、去出版社取版税等杂务。当时鲁迅想搬家，他就一次次地陪同着去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蓬莱路、海宁路等处看房子。他成了鲁迅在上海“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在鲁迅日记中，随处可见这样温暖的记载：“中秋，煮一鸭及火腿，治面邀平复雪峰同食”，“因有越酒，遂邀雪峰柔石”。即便是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这日，鲁迅到会演说，查这一天的日记，也有“晚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面，又赴法教堂”的记载。
他们之间的交往，在《鲁迅日记》里载及近百次，在不完整的《柔石日记》中，也载到百余次。就连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也看出了鲁迅对他那种格外的关爱，多年后她回忆说：“其中有一个以前曾当过教员叫柔石的，恐是鲁迅朋友和学生中最能干最受他爱护的了。”
《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他和鲁迅相扶着过马路的细节，是何等的温暖、动人：
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这期间，赵平复浙一师时的同学冯雪峰因遭当局通缉从家乡义乌避居上海，在他的安排下，冯雪峰住进了景云里甲11号。那房子的后门斜对着鲁迅住的屋子的前门，冯每天晚饭后就在三楼阳台上张望，一看鲁迅家里没有客人，就跑过去聊天。冯这个“在中国最了解鲁迅的人”（许广平语）后来说：“正是柔石的介绍，使我很快就能够受到鲁迅的指导和取得他的友谊了。”他也发现了鲁迅与赵平复之间那种超越于寻常友情之上的父爱式的亲情：
我那时感觉到，现在也同样感觉到：在柔石的心目中，鲁迅先生简直就是他的一个敬爱的塾师，或甚至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却并非一个伟大的人物，而鲁迅先生也是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似的对待他的。1929年1月的一个晚上，鲁迅问赵平复，明年的《语丝》，你去看看稿并校对，可不可以？可以的话我给北新书局的李小峰去说说，北新每月会给你40元钱的编辑费，这样你的生活便安定了，此后也可以安心做点文学上的工作。赵平复想人的一生真的是由机会促成的啊，以前他也想把自己的短篇寄到《语丝》去，可是总怕门槛太高，编辑老爷们看不上，没想到自己现在居然要亲手编这个刊物了。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一个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5）
1929年的春节，赵平复是在鲁迅家里和许广平、周建人等一起守岁过年的。这一天他回去后记日记：“今天是旧历十二月三十日，此刻是夜半后二时，从吃夜饭起，一直就坐在周先生那里，夜饭的菜是好的，鸡肉都有，并叫我喝了两杯外国酒。饭后的谈天……什么都谈，文学哲学、风俗、习惯，同回想、希望，精神是愉悦的。”（1929年2月9日日记）
这年11月，赵平复的中篇小说《二月》由上海春潮书店出版，鲁迅为之作《小引》。合同规定抽版税20％。不久，作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发起人之一，赵平复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和编辑部负责人，主持《萌芽》月刊，每月得编辑费30元。
此后经济生活日见好转，月收入可达100多银元，他写给故乡妻子的信中说，“我今年的生活比较好些，以后我当按月寄二三十元给你，作家里零用。店里我亏空了的钱，再由我补还。今年一年以内，我当补足，你无用担心。”
据《中国劳动问题》（光华书局1927年版）的资料，1920年代上海市民一般生活水平为：一个典型的市民五口之家（相当于四个“等成年人”的消费）生活水平，以每月200银元为中上等之分界线；每月66银元为一般市民经济状况；每月30元以下为贫民的下等生活分界线。一家月消费66银元，也就是每年800银元，每个“等成年人”每月16元6角7分，这样水平的家庭，在当时上海工人里大约占4％，而在普通的知识阶层和职员中占多数。这也是当时上海一般文化人的经济状况。
另据国民政府工商部对于工人生活的调查统计，1928年—1929年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男工月工资最高为50元，最低为8元，一般工资为15元8角；女工月工资最高为24元，最低为7元，一般为12元5角。此外尚有奖金、津贴等附加收入。上海工人家庭一般为4—5口人，以两人同时做工计，一般月工资收入为28—32元，年工资约为336—384元，加上奖金和津贴部分，年收入估计在400元左右。而当时中国城市底层一个五口之家的月均生活费为27元2角。照这样看来，左翼自由撰稿人赵平复的日子也算是滋润的了。
但赵平复的稿费收入并不稳定，亏空的日子还是经常有，一遇到经济拮据，都是鲁迅帮他解决。翻检《鲁迅日记》，鲁迅就曾五次借款给他，合计达270元。照鲁迅的行事方式，这些钱除非是赵平复主动归还，否则他是不会开口索要的。
从没出过远门的“西哥”到上海来探望弟弟了，告知他家里的一切情形，还带来一个消息，说妻子又为他生下一个儿子。陪着兄长在上海玩了八九日，送他回去的时候，他给父母买了葡萄酒，给妻子买了法兰绒衣料和花帕，还给儿子买了皮书包和乳粉，都托兄长带到乡下去。
很快就到了他母亲六十大寿的生日，本来把吉期定在了十一月的初一日，因一些杂事缠身，他到家已是十一月初四日。尽管错过了吉期，家人还是很高兴。他母亲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她坐在儿子从上海买来作为生日礼物的一把木质朱漆藤座靠背摇椅上，心疼地说，人来了就好，何必买这么考究的东西，路上又不好带的。在老家住了四五天，他又匆忙赶回了上海。他那时还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那个山海之间的小城了。
最后的结局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是来年二月的一个深夜，我们年轻的主人公饮弹十枚，倒在了上海龙华的荒场冻土上。他在东方旅社被当局拘捕前的二十四小时，据说是这样度过的：
前一日的中午，在景云里吃过中饭，换上西装，对合住的朋友说要到外面开一个会，可能要住几日才能回来。晚间，去鲁迅家问版税的支付办法，鲁迅将以前与北新书局所订合同抄了一份给他。第二天上午，到永安公司右面隔墙一座三角形样式建筑的小咖啡馆里，出席左联的一次执委会。在朋友处吃过午饭，就匆匆离去赶赴三马路的东方旅社31号房，那里还有一个会在等着他。就在那里，他和其他七八个人被警察带走了，警察局的案卷上记着他的名字叫“赵少雄”。
得知他被捕的消息，鲁迅当晚烧掉了与朋友的信件，仓皇出逃，在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帮助下，全家避居到黄陆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公寓”。
后来，鲁迅这样回忆那个诀别的夜晚：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的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
刚入狱时，他还有生的念想，且对形势的险恶估计不足，以为还会有获释的可能，在狱中想方设法托人带出了两封给同乡的信。其中的一封经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引述已广为人知：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哪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背面附字——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另一封，鲁迅应也是亲见了的，但他没有抄录，或许是信中流露的强烈的求生欲望与监禁中非人的折磨之间的反差让他愤怒且悲哀，或许是信中惨苦的措辞让他不忍卒引，“赵少雄”入狱十几天后发的这封信的全文是这样的：
在狱里已半月，身上满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膛青肿，使我每见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俩设法。大先生能转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需赎款，可与家兄商量。总之，望设法使我俩脱离苦海。下星期三再来看我们一次。借钱给我们。丹麦小说请徐先生卖给商务。祝你们好！
雄五日
信发出后隔了一日，我们的主人公并他年轻的恋人，和其他二十二人一道，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被当局秘密处决。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青年赵平复的爱情生活
自从嫁到赵家，这个叫吴素瑛的女人就经常梦见自己被抛弃。梦中的场景一律是在春天泥泞的田野上，下着雨，她和小她两岁的丈夫一前一后的走着，回娘家，或者是去城外的村庄为病着的儿子去请郎中。雨不大，结在草尖上像闪亮的露珠。他们不住起落的脚踢得这些水球四处飞溅。忽然她抬头，或者回头一看，那个好端端走着的男人就不见了。她哭，她喊，可是无济于事，那个男人就像一片水汽化入了天地间的苍茫之中。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