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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刮起了集体化的风，让居民吃公共食堂。邵洵美全家被勒令从淮海中路的住房搬出，房子被征作了居民委员会的公共食堂。
房屋被征用了，家里的东西也要全部出清。邵夫人只好清理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分散寄存到亲戚朋友家。一家人也作了鸟兽散，女佣解雇回乡，儿子和女儿住在工作单位或者学校里。邵夫人只好回娘家和母亲住在一起。后来“上级有关部门”给她落实了一处旧房，至多15平米的样子。她和子女们又飞回到了这个鸽子笼大的地方。
没有了佣妇，家务事只好邵夫人自己动手了。她虽然从小娇惯，却从来就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受得住富贵，也禁得住苦寒。大冷的冬天上街买菜，脸和手上长出了一个个暗红的冻疮，生炉子煮饭、炒菜，被烟熏得涕泪直流。她越来越成为一个做家务活的行家里手了。人间的烟火磨损了她的容颜，也使她变得壮实。有谁会想到小弄堂里这年过半百的妇人，会是昔日里钟鸣鼎食的尚书家的孙女、富豪家的千金呢？
因为不允许家人探监，邵洵美一点也不知道家中的变故。十多年前屯溪被拘，他没有为军统方面做过一件事，因此心里坦荡，谈吐也沉着。他的这种态度，使得狱里的那些老犯人还当他是大有来历的上海滩“大亨”一类的人物，对之很是企敬，还暗地里护着他。是以狱中也没吃多少大苦，用他后来的话说，——倒比外面来得好，生活有规律，还经常学习，讲时事政策，不大受苦头……
但肚子还是要饿上一饿的。进入1960年代，迎头就是好几个饥年，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一个在押人犯不饿死就算好的了。开饭哨声一响，犯人们把领来的一份饭菜倒在自己的搪瓷缸子里，以一种庄严和神圣的表情开吃。吃到一半，都舍不得吃了，把搪瓷缸子包在棉被里捂严实，等饿得不行了再拿出来吃。邵洵美哪里经过如此经济的吃法，几乎每餐饭都是一下子吃光，刮光，一边吃还一边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勿牢了”。人在饥饿状态下对食物的想象力总是格外发达，他讲述的往昔的豪奢生活总是让狱友们艳羡不已。他说——国际饭店建起来前，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是全上海最大的西菜馆和西式旅馆，他是“一品香”的常客，每年他过生日，都要放在“一品香”。因为他肖虎，生日前一天他就会订做一只像真老虎一样大的奶油老虎。到了生日那天，这只奶油老虎摆放在一只玻璃橱里，橱的四周全是一闪一闪的红绿灯泡……
饥饿，潮湿，哮喘，无休止的外调和故作的冷落，出狱的希望却还是渺茫着，他的耐心被一天天耗尽，甚至生怕自己不能活着走出去。一天，他找到狱友贾植芳，郑重其事地托付后事：“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天会出去。我平生有两件事心里放不下，你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写篇东西，替我说几句话，那样我死也瞑目了。这第一件是，1933年，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萧伯纳不吃荤，所以，以世界笔会中国支会的名义，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共计花了46块银元，是我出钱垫付的。那天来吃宴的有蔡元培、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先生。但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的新闻中都没有我的名字，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啊，希望你有机会的话为我声明一下，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还有一件事，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都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写文章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写的，这实在实在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为好……”
但据倪墨炎先生近年考证，萧伯纳来上海时，是宋庆龄由杨杏佛和她的秘书陪同驱车到新关码头（今延安路外滩码头），再乘轮船到吴淞口迎接，然后直接到宋庆龄家里的。陪同宴饮的，除了几个国外记者，几乎全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成员，根本就没有出现邵洵美的影子。
据鲁迅记载，在宋宅和萧伯纳一起吃饭的，连鲁迅和萧伯纳在内共7人。1933年2月17日《鲁迅日记》载：
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杨往笔社，约二十分后复回孙宅。绍介木村毅君于萧。傍晚归。
斯沫特列后通译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女记者。木村毅是日本《改造》月刊记者，是内山完造介绍给鲁迅，要鲁迅带他采访萧伯纳的。从鲁迅日记可知，入席者还拍了照。这张照片后来发表的地方很多，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第5卷中有，各种鲁迅照片集和近年出版的宋庆龄照片集中都有，也是7人，没有邵洵美。日记所记，也排斥了晚上邵洵美请客的可能性：鲁迅“傍晚归”，萧伯纳也在傍晚离开上海踏上了去北平的行程。
那天下午两点，在一个叫世界学院的大洋房里召开的欢迎会上，邵洵美代表世界笔会中国支会向萧伯纳赠送脸谱和戏装等礼物，是有在场的鲁迅、张谷若等的记录文字为证的，至于“功德林”请吃一事却是他囹圄中回忆往事时的“记忆移植”。是邵洵美故意往自己脸上贴金吗？还是记忆力的衰退使过去的人与事在大脑里出现了叠影？是耶非耶，历史总是这样吊诡。
等到出狱和家人团聚，已到了1962年的仲春。邵洵美的头发全白了，严重的哮喘让他体力虚弱行走艰难。但当他捧着盖着大红印章的证明他不是特务的一张纸，他还是想跪下来。唉，什么时候起膝头变得如此软弱？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去往神仙的宫殿
楼下的院子里有棵法国梧桐，4月开花，9月就木叶飘飞。日子在一天天地流淌。出狱后的邵洵美变得不太爱说话，经常一个人躲在小楼朝北的那间小屋里。有时译书，有时什么也不做，就是静静地坐着。
长子祖丞是时代中学的英语教师，因受牵连下放农村劳动了三年刚回来，离了婚，单位又没房子，睡的是家里的地板（唯一的一张床让给了父亲）。女儿如愿嫁了一个医生，迁往了南京，不久就有了身孕。为了照顾即将出生的外孙，过了年，夫人也暂住到南京女婿家去了。
妻子不在身边，邵洵美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和困顿。那个时期的一封家信中他这样叹苦：“今日已二十三日，这二十三日中，东凑西补，度日维艰。所谓东凑西补，即是寅吃卯粮。小美的十元饭钱用光了，房钱也预先借用了，旧报纸也卖光了，一件旧大衣卖了八元钱。报纸不订了。牛奶也停了。……烟也戒了。尚有两包工字牌，扫除清爽便结束……”
一次，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来上海看他，他想好好招待这位故友的妻子，却囊中羞涩，不得不把一枚吴昌硕亲刻的“姚江邵氏图书珍藏”白色寿山石印章低价出售，换来了十元的酒菜钱。落魄至此，也真让人唏嘘！
邵洵美很快就病倒了。春寒天气最难将息，他被喘咳折磨着，只能躺在床上，窝在被褥里，一开口就咳嗽不停。陈茵眉得知消息，只身一人来到上海照料他。
1967年冬天，邵洵美的老病又犯了，这一次哮喘得更厉害。可的松、强的松之类的药物因服用太久已不起什么作用，说话时，不得不手里捏着一个橡皮筒一样的东西，连按带动，向口里喷送空气，以帮助呼吸。如果我们没有记错，他的伯父，也是害这病死的。本来这种病只要易地疗养，一到冬天就去南方温暖的地方，还有望治愈。可现今的邵洵美，再也不是一掷千金的少爷，只能挨得一日是一日了。趁他病情略有好转时，家人建议去余姚乡下静养，他拒绝了。他生在上海，长在上海，这座城市已经与他血肉相连，就像他从前在一篇《感伤的旅行》的文章中所说：“此地有我的老家，有我的新居。它是一部我的历史，它会对你说我自小是多么可爱，长大了是多么顽皮，成了人怀藏着多少的奢望。没有它，我对自己的过去会没有查考。”
过了春节，邵洵美休克了一次。调治了三个月，见有好转，就出了院。这一日，天微雨，他出院回家后写下了一首小诗：
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
小别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
他相信，自己已经看到过死神的面孔，它并不可怕，只是一张没有五官的脸，一片无以捉摸的白色，像雾，像无数道墙外的另一个世界，他甚至已经非常真切地看到了这另一个世界里的旧日朋友。
陈茵眉回江苏溧阳乡下忙她的农活去了，现在是夫人从南京回来服侍。他变得特别怀念旧时的光景，常常念叨那些死去或者活着的旧友的名字。有一个晚上，他让夫人烧了一桌好菜，说要等待徐志摩和陆小曼。善良的夫人陪着他等了大半宿，并记下了他的四句诗：
有酒亦有菜，今日早关门。
夜半虚前席，新鬼多故人。
夫人说他的这些诗作太伤感，他也真诚地检讨开了，把这些看作“毒草的标本”：
我这种东西写它做什么？对人对己全没有好处。“文艺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写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是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吗？毛主席所写的诗词，哪一首不合乎这个标准？而我写的东西，哪一篇经得起考验？我的东西，只能起一种作用，便是说，留作一种资料，说明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东西，它反映着某些人的思想，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一种毒草的标本，可以在需要时作反面教材。将来或者把它们拿给文史参考资料编辑的负责人去看看，有没有用。
听着院子里梧桐的沙沙声，他入梦了。他似乎真的听到了徐志摩的声音。徐和他大声争吵着什么，为了安妥诗中的一个词，或是为了书店经营的事。徐的一口海宁话听起来是多么熟悉啊。梦中，徐的手指好几次点到了他的鼻子上，就像在剑桥一起同学时一样。他相信了，死者的确是会说往事的。死亡，无法使他的内心冷却，也没有让他的理智涣散。现在，对于他来说，死亡不再是黑夜的恐怖，而是白昼的伴侣。
哮喘病发作的间隙，他在床头翻读的是一本安徒生的童话，《夜莺》。玫瑰丛中的夜莺，让他想到的是那些清风一样透明的日子。可惜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西窗的斜阳穿进来了，一粒粒舞动着的灰尘也仿佛是红色的。隔着蒙了水汽的窗玻璃，外面的喧嚣成了梦境。他轻轻读出了声。夫人在一旁劝止不住，听着也落泪了。
于是夜莺不停地唱下去，它唱着宁静的教堂墓地——那儿，生长着白色的玫瑰花。那儿，接骨木树发出甜蜜的香气。那儿衰草染了哀悼者的眼泪。死神这时眷恋起自己的花园来。于是他就变成一股寒冷的白雾从窗口消逝了……
他曾经这样说：“我完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