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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利薮。还出现了现代、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新月等一些新的书店。一时是普罗文学的兴起，一时又是民族文学与都市文学大旗招摇，上海俨然成了个众声喧哗的大舞台，大狗小狗都在上面汪汪吠叫。1928年4月，沈从文离开北京，正式迁居上海。此前他已在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出版了《鸭子》、《蜜柑》两本小说集，开始以一个职业作家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个时期的上海，显然比北京更加适合于一个处于上升期的青年作家，而他向往中的爱情，也正在上海等着他。
沈从文到了上海，在法租界善钟路一户人家楼上赁了一间房子，同时把母亲和妹妹接来同住。这一期间，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三人联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黑》，每月编辑费200元，各分得70元左右，另外还有稿费收入。这比起北京时期手头要宽裕多了。后来三人共同租赁了萨坡赛路204号楼房，胡也频、丁玲和丁的母亲住二楼，沈和他的母亲、妹妹住在三楼。此期间，他们的开销如下：房租每月20元，水电费10元，其他再加上伙食、衣物、购书等，每月开支在100元左右。
1929年，胡适担任坐落于上海附近吴淞口炮台的中国公学的校长，在徐志摩的举荐下，他请沈从文去教文学课与写作，担任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讲师。这一破天荒之举——照规矩教授必须有文凭——对沈从文的经济生活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是使他从一个无业游民一跃而上升为中产阶级。他有了100元的固定月薪，加上稿酬和编务费，每月有保障的收入在200元以上（后来杨振声教授把沈从文介绍到青岛大学，月薪仍是100元。1930年，闻一多离开武汉大学，把留下的职位让给了沈，月薪仍在百元以上）。但这个新锐小说家的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准备的讲稿不到一刻钟就讲完了，余下的课堂时间因不知做什么他困窘得无地自容，倒是学生们安慰起了这个才走上讲坛的先生。沈从文当然不可能想到，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他日后的夫人张兆和。
不管沈从文是否愿意承认，事实是经济上的自立使他有了自信和勇气去追求自己喜欢的女性。当然仅仅这些小钱还是不够的，他更大的自信来自于自身的才华。到了1930年，28岁的沈从文疯狂地追逐起了年轻的女学生张兆和，为此还劳动“有名的学者”（张兆和语）胡适——如前所述，沈正是在他的直接安排下担任了张小姐的老师——充当说客。
出身于苏州一个饶有艺术情趣的富商之家的张氏姐妹，是校园里无数正处于青春期骚动的青年学生的梦中情人。时年18岁的张兆和，身前身后不乏蜂蝶嗡嗡，任性的三小姐把她的追求者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大着胆子向自己的女学生发出了第一封信，被女学生的二姐张允和取笑为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
这是1920年代末上海洋场上演的一出《教室别恋》。爱与被爱、吸引与推拒、痴情与幻梦……就像传说中的天鹅总是归于癞蛤蟆，张家三小姐再怎么任性刁蛮，浑不知世事，也逃不脱她的老师举起的猎枪的准星。情节步步推进，行至山穷，坐看云起，尽管老师一封封发出去的情书没有那么快收到预期的效果——女学生把它们一一作了编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却也如南方富有腐蚀力的雨水一般，点点滴滴滋润着慢慢变得沉静的少女之心。这再一次证实了沈的一个信仰，那就是语言会制造事实，进而成为事实本身。
此时的女学生只是觉得，这个比自己年长十岁的男子写来的情书冗长狂热得像一个高烧病人的呓语，令人不胜其烦，而他得意洋洋写给她看的军中故事也让她觉得遥远得似乎发生在另一个星球，提不起把它们读完的兴趣。
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女学生要闹自杀。张兆和为了撇清自己，情急之下，拿着装订起来的全部情书去找胡适校长理论。三小姐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三小姐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他是个天才啊，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对于这样的天才，我们人人应该帮助他，你怎么可以蔑视一个天才的纯挚的爱？三小姐说：这样的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应付，我还怎么念书？胡校长肯定暗暗笑起来了，他说：要不，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吓得三小姐赶紧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
既然胡适校长也为沈从文说起了好话，那就没有谁能阻止沈老师继续对自己的女学生进行文字的狂轰滥炸。沈从文锲而不舍地继续着他马拉松式的情书写作，其情状真当得上孤注一掷了。他不是徐志摩，把生命看作燃烧着的火，他的生命是沉潜流动的长河，他要以缓慢和耐心、持久和力量去赢得自己喜爱的女人的心。
与张小姐谈话后不久，胡适在一个傍晚写信告诉沈：“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过是‘个个人’之一个而已。”他转而安慰沈：“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通过某种看不见的通道，这事也在外校传开了。沈从文的一个妹妹，此时也在上海读书，班上有同学问她，知不知道某著名作家追求张姓女学生的故事，这让她深感脸上无光。
但这个执拗的乡下人似乎执意要在一条道上走到黑了，在以后的三年零九个月里，情书圣手沈从文以一种惊人的毅力发出了二三百封从“半讥讽半强硬”到缠绵悱恻的情书，终于让他的小爱人回心转意，做了他的“三三”，而他自然成为对方的“二哥”。
那时，张兆和已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暑假里，沈老师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短暂的、却又是甜蜜得揪心的会晤后，沈从文回到了青岛（他在青岛大学的图书馆谋得了一个职位），等待的煎熬使他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他给女学生的二姐允和写了封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又是这样一个诗书礼仪之家，沈从文对女方父母意志的重视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得到开明的父亲同意的答复后，张兆和马上在热心的二姐的陪同下去电报局把这个消息发给了沈。据说她拍给沈从文的电报全文是这样的：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由胡适之先生竭力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在这个女学生身上结出的成果，就是让她拍出了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
太阳下发生的事，风或可以吹散？六十多年后，白发苍苍的张兆和重读那些旧日的情书，竟不知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她自问：“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字还在，人已渺，于是会有这样的叹息：悔之晚矣。
但总有一些句子，写下或读到它们时的心情永远是美丽的：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上海恩怨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心在十年间由北向南，真个是风水轮流转，至1931年已经完全移到了殖民化色彩浓郁号称“国中之国”的上海。是年岁次辛未，为民国二十年。东北沦丧，华北震惊，值此多难之秋，北方文人因政治及经济的原因纷纷南下，而海上名士还兀自固守着原有的阵地。此时的十里洋场，众声喧哗，五色纷陈，既是新进的革命作家的发祥地，又是旧派文人的大本营，在变幻的时代风云中开始呈现出异样炫目的光彩。
1931年的鲁迅继续蛰居上海，在年初经历过一场人事的凶险后，看世事愈加悲观、黑色，变得愈加的阴郁尖诮，不讨人喜。1931年的郁达夫成了个上海里弄间平凡的住家男人，即便对曾经倾注过无数心力的创造社和左联活动，也要开始淡出，因为一批更为新潮的年轻人已迎头赶上。此时的郁达夫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古代人所梦想过的仙人，可以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屋、不要女人。他这样一个力比多旺盛的男人怎么会说出不要女人的话来呢——哦，他是吃够了女人的苦头。这一年瞿秋白自苏联重返上海，成为左联实际的掌门人。这一年最当红的作家是以《啼笑因缘》等通俗小说文名响遍大江南北的张恨水。这一年最八卦的娱乐新闻是新月诗人徐志摩飞机失事。尽管穆时英著名的小说《上海的狐步舞》还要晚一年写出，但内容正是1931年的上海即景。而这一年最酷烈也是最让人震惊的，则是年初五位左派文人的遭枪杀。
1931年1月初，29岁的沈从文风尘仆仆从武汉赶到上海，一是为探望老友丁玲、胡也频，二是想在上海再续文学之梦。此时的沈从文经几年打拼已小有文名，但他真正引起文坛瞩目还是在几年后湘西系列的纪事发表之后。此时的丁玲也尚未像后来那样走红。让沈从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到上海，他要卷入到绵延半个多世纪的一段恩怨中去。
1月17日，沈从文的老友胡也频失踪，之后证实他是在一次党的秘密会议上遭当局逮捕。沈从文往来京沪向党国要人求情，又在大冷天陪着丁玲去狱中看望胡也频。这份情谊足令时人动容。到了2月9日，消息闭塞的沈从文还在找邵洵美请托后门，殊不料消息传来，早一日，胡也频已经和其他四位被捕的文人冯铿、殷夫、柔石、李伟森一道，在龙华监狱被杀害了，所有的奔走努力全成了泡影。直到此时，沈从文还不知道他的朋友的死，是如传媒所说的用麻袋沉到了黄浦江呢，还是活埋在了地下。
胡也频出事后的一段时间，丁玲住到了沈从文在上海的一个叔父家里。尽管沈从文不是丁玲、胡也频的同路人，但谊属同乡，情系故交，出于侠义心肠他还是陪同丁玲，带着几个月大的婴儿，返乡探母托孤。据知情人透露，为了掩人耳目，沈从文和丁玲是假扮夫妻离开上海的。而两年后丁玲被捕，沈全力营救而不果，更像是这一节的重演乃至重复。这一腔的恩义，将来更有《记丁玲》、《记胡也频》、《这个女性》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感人的纪实文字为证。
重新回到上海的丁玲，成了一个坚定的左倾分子，参加政治活动愈益频繁，俨俨乎一左派女杰了。而沈从文继续着他“优美”、“自然”、“人性”的文学立场。这年夏天，沈、丁两人因文学与政治上意见的不同而正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