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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年7月25日，在雅各布节这一天，国王亨利六世为学院礼拜堂举行了奠基礼，时人一定比我们今天更觉得它宏伟。只有大教堂和宫廷礼拜堂具有类似的荣耀。这座礼拜堂是学院创始人的一座弥撒礼拜堂，但它首先是教会的一座纪念碑，反对当时的威克利夫教派教徒及其他异教徒。历经70年之后，国王学院礼拜堂终于完工了，它是英国后哥特式的标志，影响远远超出了剑桥，是改革前王室庇护人最后的教会大建筑。
第三部分 集市山以南第23节 国王学院（2）
国王学院的门卫们称他们的礼拜堂为“棚屋”。柯勒律治赞美它的“超越感官直觉的美”，威廉·特纳用画笔描摹它，威廉·华兹华斯献给它三首诗。只有来自牛津的建筑界泰斗约翰·拉斯金发牢骚，说剑桥的宝贝看上去像一张倒置的桌子，四条桌腿朝天。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墙壁攀爬者来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国王礼拜堂东北塔的垂直陡壁了。谁能将一把伞或一辆自行车固定在高高的塔顶，就会有和从前的石匠站在摇晃的脚手架上类似的胜利感。
修建国王礼拜堂的工人有时多达200多人，这对于一座当时只有约5000居民的城市来说是相当多的了。这是怎样的建筑啊：从1446年一位兰开斯特国王时代开始动工，1461年因玫瑰战争中止，1477年又由约克家族的胜利者续建，1485年重新中止，最后由都铎家族出色地完成。像通常一样，人们先建东墙，用的是约克郡的灰白色含镁石灰岩。礼拜堂西部的后建部分使用的是北汉普顿颜色较深的、乳白色的威尔顿石。不光是从石头的更换，从风格上也能看出建筑中断过。西面部分扶垛上装饰有很多都铎玫瑰、吊门、香根茑尾和徽章动物，不同于早期的东面部分。但是，尽管有这种区别，尽管建筑时间拖得很长，尽管前后领导这项工程的至少有4位建筑师，但总体效果却是再统一不过了。
在对静态的神奇信仰中，这座礼拜堂取消了承重墙和窗户的分隔，约翰·贝奇曼称它是一座“石头和玻璃”的水晶宫。桁架结构像一张蜘蛛网，柔弱地撒开在窗户、墙壁和屋顶上方，连成一个高高的长房间。墙壁不负重，除了轻盈的自身外它们似乎什么也不承载。房间里光线充裕，一片亮堂。两侧半柱的肋木伸出来，在我们头顶高高地分叉成一个拱顶，几乎毫不费力地成扇形展开。这个扇形拱顶跨度12米，长88米，高24米，一气呵成，没有中断。这项伟大的工程成果将明朗的结构同高品位的装饰结合在一起。搭建如此宏伟的穹窿，这在当时是大胆设计，还要在扇子折处，在垂直肋木的菱形里嵌进冠石，而冠石本身就已经重达一吨，由一块巨石雕出玫瑰和吊门，作为交替的都铎徽章。整个拱顶重1875吨，全部重量被引导向外，由4座角塔和22根扶垛分担。一排贯通的侧堂掩盖了粗壮扶垛的深度，扶垛的尖塔矛尖似的竖在屋脊上，戳向天空。
承蒙国王学院的一位院士帮助，我得以进入礼拜堂的扇形拱顶。西北塔里的一道旋转楼梯连接着沿着侧墙的一条狭窄通道，巨大的橡木屋梁就架在这堵墙上。紧靠梁下是一个幽暗的房间，其波浪形起伏不平的地面就是扇形拱顶的背面。置身于橡木肋木和石头屋顶之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陷身鲸鱼腹里的约拿。这一拱顶奇观有个名字：约翰·瓦斯泰尔。有证据表明，他从1485年起就住在国王礼拜堂的建筑工棚里了。被认为是其作品的有坎特伯雷大教堂中央塔楼里的扇形拱顶和彼得堡大教堂的复古式圣坛。他的代表性作品在剑桥。亨利六世的建筑师雷金纳德·伊利原先计划的是一座枝胁拱顶，约翰·瓦斯泰尔1512~1515年以这座巨大的扇形拱顶完成了礼拜堂，这也是英国最大的扇形拱顶。
瓦斯泰尔和他的石匠托马斯·斯托克顿还承建了侧堂的大多数拱顶、有很多塑像的大门和角塔和雕工精湛的徽章—总共有近400块石徽章：玫瑰、王冠、吊门和花卉、博福特夫人的灰狗、都铎时代的威尔士龙。亨利六世绝对不会同意这种装饰的。他的整座礼拜堂理应像东面一样简约。但亨利八世让前室成了他自家的徽章宝库：一座宏伟的国教门厅，也是都铎家族的荣誉堂，作为新王朝，它的统治尚未稳定，必须更加炫耀它的徽章。将徽章强行用于建筑是一种典型的西班牙特点，因此艺术史家戴维·沃特金认为，“也许是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1509年联姻的结果。”
华丽的黑色橡木圣坛橱是国王赠送的礼品，它将前厅和圣坛分隔了开来。这里恰到好处地隔断了超长的房间，增强了它的吸引力。读经台的进口像一座罗马凯旋拱，上面是管风琴（17世纪晚期），两位天使站在它的横线脚上，吹奏闪光的长号—多么巧妙的安排啊！风格反差也非比寻常：哥特式建筑中间是文艺复兴风格的木雕艺术、圣坛橱和圣坛椅。精雕细刻的立柱、壁柱、地面砖、圆拱、古典式形状隔开了众多近乎矫揉造作的塑像和图案。在早期文艺复兴风格中，其质量在英国是绝无仅有的。那些木雕匠人是来自意大利、法国还是荷兰呢？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留下了王室的名字缩写HR和RA，亨利八世1533年娶了第二个妻子安妮·博林，1536年让人将她斩首了—识别圣坛橱制作日期的有用依据。
和木雕活不同，制作礼拜堂窗户的合同保存了下来，合同上写有艺术家的名字。伯纳德·弗劳尔，王家的玻璃装配师傅，他1515~1547年绘制了国王礼拜堂的玻璃画。这是亨利八世时代最完整的一组教堂窗户。二次大战期间它们被一块块拆下藏放，后来又花了5年工夫重新安装上去。从风格上看，这些玻璃画体现了从哥特式向文艺复兴的过渡；从圣像学角度看，它们还完全遵循着中世纪的传统。24幅舷窗的上面部分，讲述的是《旧约》里的故事，下面部分描绘的是《新约》里的情节。西窗的末日审判图和绘有基督受难和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情节的大东窗遥相呼应。一切都非常感人，具有艺术史价值。一座侧堂里的一幅画真正触动了我：克雷吉·艾奇逊1994年创作的《耶稣受难》，这是最原始的永恒孤独的一个密码，淹没在色彩的激情之中。一位擦窗工在礼拜堂前厅的玻璃上刻下了他的个人信息：“约翰·布莱克莫尔1747年清洗这些窗户。”最近刻上去的则是：“它们又需要清洗了。”
恰恰是国王学院礼拜堂里观众喜欢的那幅巨大的鲁本斯作品，引起了专家们强烈的抗议。该画是1634年为弗兰德的一座修女院所画，后被威斯敏斯特伯爵获得，1959年拍卖出的300万马克高价打破了当时的纪录，而它的新主人将它捐赠给了学院。这些“崇拜”方法，本来是很好的。但由于这幅画太大，东窗安不下，因而院士们让人拆除具有历史意义的主祭坛，也拆掉了墙裙。从此以后，就在神圣家庭的上方，这幅巴洛克彩画杰作和都铎式玻璃画进行着一场大胆的斗争。但我们必须公正地讲：发生在礼拜堂另一端的是一场较大的美学灾难—礼拜堂前厅里的纪念品商店。
无疑，国王学院礼拜堂需要钱，仅每天的日常费用就达1500多欧元。酸雨和汽车废气对墙体的损害越来越大。随着不断的风化，维护问题和维修费用也在增长。几年前，那时还可以免费参观，人们将捐赠投进大门旁的一只包铁皮的橡木箱里（现陈列在侧堂的礼拜堂展览室里）。据说，为了建成学院礼拜堂，亨利七世用这只箱子向剑桥捐钱。那里的人早就在利用一种特有的经济来源了—唱诗班男童们的金嗓子。
国王学院的唱诗班比这座礼拜堂历史更久。在创建学院的那一年，即1441年，亨利六世规定，要求每天由6名普通教徒和16名“举止高雅谦虚的”男童在国王学院礼拜堂里唱弥撒曲。他们已经照做550多年了。16名男童身穿伊顿公学的校服，头戴大礼帽，身着燕尾服，于5点半来参加晚祈祷。格兰格路50号的国王学院学校是为4~13岁的孩子开办的男女混合预备学校。在那里，除了唱歌外他们还学习自我约束、忠诚和毅力这些传统道德。
在英国圣公会里早就有女性担任牧师了。可如果国王学院的唱诗班里有女孩呢？难以想像。没有哪位女高音歌手能达到这种颤动的男童声音，这种介乎天使和太监之间的无法模仿的音质。那升入国王学院的扇形拱顶里的，是一种水晶样透明的最高音，一个声音的魔术师，它在即将发生声变前发挥到极致。望着坐在唱诗班椅子里的天使少年，在无烟的瑞典蜡烛的光芒映照下，这一切都让我们迷恋。达尔文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上大学时他常去国王礼拜堂参加晚祈祷，他在天籁之室里被感动了，“有时邀请唱诗班男童去我的房间演唱”。
中世纪以来，英国的大教堂和学院就培训唱歌的男童，他们的声音被教会的作曲家编进复调作品里，尤其是在都铎时代，那是一种英国独有的、至今都还充满活力的声乐文化。国王学院之声使当时形成的这一完美音乐臻达了超凡脱俗的地步。每学期晚祈祷时在礼拜堂里总会找到一席之地，但一年中总有一次会很拥挤，头天晚上就会看到带睡袋的人在学院大门外排长队。国王学院的圣诞之夜音乐会有1。9亿的听众，还不包括礼拜堂里的1500名幸运者。这要感谢英国广播公司，自1928年以来，当一个清脆的独声唱起那些著名的诗句时，全世界都能收看到现场直播。对于英国人来说，“国王学院的赞歌”是圣诞庆典必不可少的，就像火鸡在美国一样重要。
亨利六世的唱诗班男童是一项民族出口物资，和摇滚业其他的男孩组合一样由经纪人操作，推向市场。他们周末外出举办音乐会，夏天去国外巡回演出，每年出3张新CD。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里，这种教会音乐越来越受欢迎。从这所学院及其唱诗班里涌现出了重要的音乐人：奥兰多·吉本斯，他13岁时在这里演唱；指挥家约翰·艾略特·加德纳；现任阿尔德堡音乐节经理的作典家托马斯·埃兹以及戴维·科迪埃和劳伦斯·扎佐这样的男高音。
第三部分 集市山以南第24节 女王学院
哎，剑桥码头的钟声！月光下的深井，庭院和回廊的与世隔绝，这个规规矩矩、心醉神迷、自信十足的地方，它的美丽永不消逝！
—马尔科姆·劳里，《火山下》，1947年
在马尔科姆·劳里的长篇小说《火山下》的第三章里，他的主人公，那位领事，醉倒在墨西哥某处的一条街上，一位有着“典型的国王学院声音”、系着三一学院领带的汽车驾驶员救了他。而劳里喝酒很多，向他保证说，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在圣凯瑟琳学院就读。在将开放式的内院和特兰平顿街隔开的铁栅栏上，你会看到该学院刻在院徽里的刑具—知识保护女神凯瑟琳的刑车。1473年以来，这个学院培养出了多少聪明人啊！只说说威廉·沃顿，6岁就会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9岁就成了圣凯瑟琳学院的大学生，21岁成为皇家俱乐部院士，他是17世纪的一位剑桥神童，但后来他的事业迷失了方向。
圣凯瑟琳学院和国王学院之间的这条胡同相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