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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剑桥的学院礼拜堂中，耶稣礼拜堂占有特殊的地位。音乐爱好者们重视它的唱诗班，拉斐尔前派的朋友们喜欢它的装饰，建筑史家喜欢它的建筑史秘密，北翼廊是该教堂最古老的部分（1150年前后），从这里的诺曼时代的圆拱到圣坛的柳叶窗，乍一看像纯粹的早期英国风格，实际上却是一段体现剑桥的卡姆登俱乐部精神的维多利亚时代建筑。建筑师皮然1845年接受委托重修这座学院礼拜堂，他用高高的柳叶窗取代了阿尔科克主教的垂直线窗。为了再次实现哥特式理想，皮然专程前往沙特尔，研究大教堂的玻璃画，甚至在耶稣礼拜堂的窗户里吸收了沙特尔玻璃画的一些片断。皮然还模仿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设计了狮背上的黄铜阅读架，还有绘画管风琴琴身，它的琴像一幅中世纪的三联画（1847年）一样可以合起来。
耶稣礼拜堂的第二阶段维修很成功。正堂、中心塔楼和圣坛新建了木屋顶，画上了天使、徽章、纹饰。大多数窗户也新换了玻璃画，由爱德华·伯恩－琼斯设计，也有一部分由福特·马多克斯·布朗和威廉·莫里斯设计（1873~1877年）。礼拜堂的门厅是座少见的附加建筑，在这里还能看到一些窗户的纸板画稿，其中还有一张伯恩－琼斯为阿尔科克主教画的大花碳笔画。
在这所学院，艺术品像阿尔科克的公鸡一样无处不在。第一大院的草地上立着一匹威尼斯青铜马—巴里·弗拉纳根的《威尼斯马》，礼拜堂庭院里有爱德华多·保罗齐的《代达鲁斯》，板球场上竖立着英国人最喜欢的体育活动的纪念碑—弗拉纳根的《打板球的野兔》。耶稣学院的艺术品收藏中还包括安东尼·戈姆利、约翰·贝拉尼、威廉·特恩布尔和理查德·朗的作品—1996年，他在上堂里画了一幅巨大的壁画《泥泞圈》。剑桥的知识分子中对当代艺术很少有这么热心的，除了新学堂的女士们。耶稣学院的院士们成立了一个艺术委员会，定期在学院里举办当代雕塑作品展览并收购作品。由于园林委员会也一起参与，我们大家都从中获益。
1996年，在建院500周年大庆时，耶稣学院的新图书馆落成了，由泰特画廊的建筑师埃尔德雷德·埃文斯和戴维·沙莱夫设计。正面赭红色的砖墙上长出了绿柱子—围墙内的柱脚和柱头之间的攀缘植物。帕拉第奥式窗户，麦金托什的格状结构，现代派敷衍的铜绿为这座建筑涂上了太多的历史保护色。它需要和谐地屈从于这些老建筑，而不是随意地将它的风格延续。室内光线透畅，有浅色的美国橡木橱和阅读桌，台阶口是三一学院毕业生安东尼·戈姆利的一幅钢铸雕像《学习观看》。耶稣学院图书馆的宝贵收藏中包括最早在美国印刷的《圣经》手稿，是用莫希干人的语言写成的，1663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出版，翻译者是传教士约翰·艾略特（移居国外的一位耶稣学院毕业生）。埃文斯和沙莱夫也设计了图书馆旁边的居住区（2000年）。它和礼拜堂庭院的南配楼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庭院，和耶稣学院的所有庭院一样一边是空的。许多的体育场所使该学院给人一种宽阔和大方的感觉，它们像绿色花环似的包围着耶稣学院。
耶稣绿地，仲夏公园—单是耶稣学院对面的河谷草地的这些名字就能安慰我们在沥青路上走累了的脚。一条梧桐树林阴道，还有诸多条小路穿过开阔的草地，这是中世纪修道院的土地，后成为学院财产，至今没有任何建筑。在剑河北岸，仲夏公园对面，学院船屋排列在河畔上，一些还是维多利亚时代修建的，有着桁架结构的山墙，观景阳台，这里是体育活动基地。划船手们从这里出发进行训练，逆流而下前往切斯特顿和贝特比船闸，好在5月周的每年一度的比赛中，让他们的八人小组最终成为河流首领。6月中旬，迪顿沼泽的河岸草地上挤满了观众，草帽、香槟酒和酥油花，一个乡村风味的节日，剑河上小小的知识界狂欢着。
第二部分 集市山以北第21节 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和基督学院
一所学院需要好教授，更需要一座美丽的大花园。
—凯姆斯勋爵，1762年
耶稣巷里这座塔尖高高的教堂叫做众圣教堂，由于它刚好位于耶稣学院的大门对面，是其下属的教堂，那里的人也叫它圣奥普斯教堂。在剑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堂里，这一座最重要，并在1863年由乔治·弗雷德里克·博德利设计成新哥特式。墙壁和屋顶绘画系博德利和威廉·莫里斯所绘。博德利聘请了他的拉斐尔派朋友爱德华·伯恩－琼斯、福特·马多克斯·布朗和威廉·莫里斯来绘画主祭坛上方的大东窗（1865~1866年），和不久之后也绘制了耶稣学院礼拜堂玻璃画的艺术家是同一批人。教堂里光线朦胧、神秘，壁画色彩浓烈、明快，东窗发亮—众圣教堂是感受当年传道者的虔诚气息的最佳场所，尽管那是个凄凉的时代。
在我参观维多利亚时代的这部杰作时，一股阴冷的霉味扑鼻而来。自1972年以来众圣教堂就一直空着，由教堂管理信托公司负责维护，才不让它完全倒塌掉。国王街上的一位巴基斯坦店主给了我教堂的钥匙让我参观。“你们叫它神舍，”他说道，“我叫它荒堂，一幢空楼，里面住着很多无家可归者。”
在拆除街一侧的小屋、代之以乏味的行列式房屋之前，国王街曾经是条漂亮的街道。新大院的那一部分也特别难看，它使基督学院完全脱离了这座城市。但一些饭馆却保留了下来，因为它们，这条街才叫做国王街。我在一家饭馆门上方读道：“本店专接待以饮酒为乐的优秀院士，量不在多，满意就好，不管何种饮料，你都可以自取，自己享用，而且不失绅士风度。”
事情发生在11月的一天夜里，在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礼拜堂院的南配楼里。约翰·埃姆斯利的房间里骤然变得寒气逼人，散发出腐肉的气味，那位大学生转过身来，看到一颗没有耳朵、摇摇晃晃、蜡一样苍白的头颅。次日，一位女生说她在房间里看到一只苍白、发紫的眼睛，只有一只大眼睛。在剑桥学习的人必须神经坚强。对于这种现象，专家们有一种透彻的解释：那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灵魂，他偶尔还回到他的学院里来，他是1616年开始在这里上学的。该学院非常清教徒化，遵守的是克伦威尔所代表的加尔文主义精神。克伦威尔坚信直觉、勤奋，他的使命意识和自以为是的根源就在这里，虽然他在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总共只学习了14个月。不过我们还是返回这个骇人故事的史实部分吧。
在专制复辟之后，狂热的保皇分子为查理一世被处死大肆报复，惩罚已死的杀害国王的凶手。克伦威尔的尸体被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坟墓里挖了出来，割去了首级，将他的头挂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上方的一根柱子上。不知什么时候克伦威尔的头颅消失了，直到1960年3月25日经过防腐处理，被装进一只锌皮饼干盒，偷偷埋进了他的母校礼拜堂的前厅里，只有院长和财务主任知道确切地点—好像是怕保皇分子们还会再挖出那可怖的遗骸似的。
谁想看看克伦威尔的头颅，在西德尼·苏塞克斯的食堂里能找到他的肖像。“痣和全部”，塞缪尔·库珀按照他的愿望，画下了痣和全部的皱纹。该画画于1657年，在他去世前一年。画上是一张农民一样粗糙的脸，目光游移。这个英国东部的乡村无赖，发迹成了没有王冠的统治者，让人害怕，令人仇恨，连钦佩他的人也不喜欢他。他是一位民族伟人，却从未像纳尔逊一样成为一名英雄。剑桥学院食堂的所有肖像画中只有克伦威尔的肖像用帘布遮着。时至今日，每当在宴会上为王室举杯时，一位食堂服务员就会拉上那面蓝丝绒挂帘。但是，1999年，当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访问克伦威尔的学院时，这帘子是拉开的—领班说：“她有幽默感。”克伦威尔对于女王来说已经不成为问题了。
乔治时代的食堂内装饰就像食堂大院一样，上大学时住在食堂大院里的克伦威尔肯定已经认不出来了。当时的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的正面是红砖砌成，还没有这清教徒式的灰色水灰浆外墙，那是杰弗里·怀亚特维勒男爵1821年给学院粉刷的，讲得更准确些，是弄糟的。怀亚特维勒是伊丽莎白时代新哥特式的鼓吹者，今天的大门就是他修建的，后来增加的建筑也没有让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成为一颗建筑学上的珠宝。1999年，在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创建400多年后，学院首次有了一位女院长：桑德拉·道森教授，女社会学家和法律学院的院长。
谁都不会天天跟一家维多利亚时代的银行打交道。自1891年以来，它就坐落于悉尼街和霍布森街的尖角里，我仅仅是因为营业大厅才提它的：一座有着柱式回廊和马赛克地面的八角形建筑，周围是带花卉图案的淡绿色磁砖，即使是在汇率下跌时也有着较大的美学价值。这里，在商业区中央，坐落着基督学院。
1505年创建时，基督学院位于城市边缘。如果那些都铎式砖不在18世纪早期被石灰岩掩盖的话，我们要想不弄混基督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门楼，恐怕就会更加费劲了。同样都是长角神兽支撑着挑尖拱，同样都是火焰式的都铎徽章，吊门和兰开斯特玫瑰又一次出现在窗户上方，两侧是象征女保护人玛格利特·博福特夫人的标志。是她资助了这两所学院并向两所大学资助了教师席位。作为都铎时代的一位女强人，她12岁怀孕，13岁成了寡妇，后又两次结婚，在玫瑰战争中表现出其灵活的策略。她的独子、国王亨利七世脱颖而出，赢得了战争。“她大方慷慨，对谁都非常客气。”约翰·费希尔主教1509年在她的墓前悼词中赞美道：“全英国都有理由为她的去世痛哭，包括牛津和剑桥的学生们，她是他们的母亲。”
“经常想着我。”玛格利特夫人的座右铭装饰着院长室凸窗上灿烂的徽章。院长住所的楼上是供这位王室女资助人专用的。透过镶着木墙裙的祈祷室，她可以望进相邻的礼拜堂。20世纪初维修院长楼时人们发现了四只已成木乃伊的老鼠，它们死在了一个特别学院化的窝里—它由手稿碎片、四页贺拉斯的作品、一本残缺的卡克斯顿的书和四张1510年的扑克牌构成。
基督学院方院里的草地是圆形的。礼拜堂的一角长着一棵玉兰花树，院长楼旁长着一棵古老的、枝繁叶茂的紫藤。18世纪中叶，入口大院被翻修一新：木棂窗，门上方是古典式三角楣饰，正面采用的是凯顿石。这是约翰·弥尔顿和查尔斯·达尔文的学院。年轻的达尔文在剑桥未实现他的职业理想：做一名乡村牧师。他研究得更多的是植物学而不